棉棉，把人生的痛苦和 不辛，變成了文學
評論家朱大可說：「棉棉不是顧影自憐，也不是悲嘆過往，她以分析的眼光，記錄自己及其他年輕城市邊緣人的生活。
棉棉17歲開始寫作，因為她的同班同學割腕了。她說：「每個人都知道有人在自殺。」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表明，中國婦女的自殺率在全球是最高的。中國婦女佔世界婦女總數的21%，在自殺婦女當中，有56%是中國人。在解釋她創作的最初動機時，她補充道：「生活如此黑暗，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想記下來，我需要把自己的痛苦寫出來。」
棉棉也曾南下深圳。霓虹燈和豐富的商品誘惑著她。她縱情於夜的懷抱，大麻、狂飲和搖滾樂。但是，殘酷的現實擊碎了她的宴樂，她失貞了。「可以這麼說，是他強迫了我。」棉棉接著說：「那時我想，這是'生活'吧。我還年輕，這是我第一次體驗男人。其他的我什麼都不懂。」在幾個月的熱戀後，棉棉發現自己的心上人-一個樂隊主唱和她的朋友-一個隔壁的妓女偷歡，令她傷心欲絕。
自尊徹底崩潰了。她開始和各種男人尋歡。不久，棉棉開始吸食海洛因，三年里天天不斷。口袋裡沒錢了，毒癮在摧殘著她的肌體，1994年底她重又回到上海。身為工程師的父親和教師的母親在她同學的幫助下，終於找到她手包里的海洛因，並命她戒毒。
「我們這麼快就長大了，」棉棉說，「中國很窮，在許多城市，人們都很有錢。小孩讀外文雜誌，看MTV，上網，抽ice，打架，而且亂交。」棉棉的話反映了89年以後物質革命產生的代溝。
經歷了吸毒、戒毒、複發到最終戒除，棉棉覺得自己快被耗盡了，於是她進了一家特殊戒毒所，她回憶到：「出院那會兒，我幾乎不能說話了，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我想死。」她環視自己黑洞洞的屋子，看錄像聽Janis Hoplin的歌曲，一但她有了氣力，就開始把一切苦痛傾瀉到紙上。兩年後，她完成了第一個短篇。接著把小說寄到頗有名望的《小說界》，編輯給了她盼望的話語：你很有才華。
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教授王洪圖所言，「棉棉小說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她的個人感受。她的非程式化的探索使人們對另類生活方式的態度可以變得更加寬容。以往的作家可以採取更肯定的態度來接近她們的作品和社會環境。而對毛以後、鄧時代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是第一批強調個人利益大於集體利益的群體。
棉棉說：「我從沒覺得我是個作家。我很麻煩，跟別人一樣傻。我在街上長大。我的朋友有死的、坐牢的、當雞的、吸毒的、還有醉鬼和嫁給垃圾貨的。我寫作只是我需要這麼做，它使我的生活有意義。真實對我就是一切。」
張英：你是一位被稱為「另類」的作家，你認為所謂「另類作家」指的是什麼？「另類精神」又是什麼？
棉棉：我不知道別人的「另類」是什麼。我的「另類」是一種態度，而不是一種內容。「另類」是一種不妥協的態度，對商業、對主流、對虛榮的不妥協。我的「另類」就是去做，別說。我的「另類精神」就是遊盪在所有主流之外的獨立精神。
張英：為什麼你的寫作總是與自我和內心相關，而不是關注生活和社會呢？
棉棉：我是一個總是對自己提問的人，我從小就這樣，我要搞清楚自己，搞清楚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我沒有不關注社會，我的生活和社會息息相關。
張英：女作家是不是不適合寫宏大敘事體裁的作品？
棉棉：不可以這樣說。作家就是作家，男女都一樣。
張英：商業化、市場化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影響？給你帶來哪些好處和壞處？
棉棉：對我的寫作沒什麼影響，也許是稿費比以前高了，可以讓我有更好的寫作環境。好處是我有更多的機會把作品送到大眾面前，壞處是我在以一種我無法控制的比較狗屎的面目出名，而且這和我的作品、我的寫作無關。
張英：你發表第一個作品告訴的第一個人是誰？
棉棉：我媽。
張英：當生活與寫作發生衝突時，你如何選擇？
棉棉：沒有生活哪裡來寫作？所以我不太明白你的問題。寫作就是件自然的需要緣份的事情，寫不了就等吧。生活總是迅速向前，這是我們為什麼活著。
張英：你欣賞杜拉斯嗎？是喜歡她的人還是喜歡她的作品？
棉棉： 韓東送我一本《情人》，他說這是本偉大的書，可是我看不完，我讀書實在太慢，我喜歡杜拉的氣息：尖銳、痴情、優美、脆弱、神秘。但是她太知識分子，這是我為什麼看不完她的小說。
張英：你的流浪對你的命運、創作有哪些影響？
棉棉：我不曾「流浪」，我是混，混口生活。這混的日子，使我今天可以從容面對財富和貧窮，使我的寫作比較「街頭」，不做作。
張英：在林白的《玻璃蟲》，她是那麼欣賞你，稱呼你為天才，你對她有何印象？看過她的作品嗎？
棉棉：我匆匆見過她一次，我感覺她是個裡外非常統一的人，她的眼睛、嘴唇、皮膚、心靈、靈魂全都是時刻在一起的，她對這個世界很專註，有很多愛，我覺得這種女人特別美。這是我看她一眼就有的感覺，我想應該沒錯。我還沒看《玻璃蟲》，我準備去看。我看過她的《一個人的戰爭》，那年我剛戒了毒，獃頭獃腦的，有個朋友說你應該像這種女人學習，她很放鬆，你看看她的小說吧。但我看了並不覺得她放鬆，而且她寫的故事離我挺遠的。現在我長大很多了，也許讀她的小說會有另外的感覺，我覺得我會喜歡。
張英：你認為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對你的作品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嗎？你是否有過有意識地用自己的作品體現女性主義理論的時候？
棉棉：你問我這些問題是對我的侮辱。我討厭「主義」、「理論」這種詞。除了表達，我的寫作不為任何其他目的服務。
張英：讀你的小說《糖》，總讓人想起美國60年代「垮掉一代」的作品，後者是否對你的創作有過影響。
棉棉：「垮掉一代」的作品我只看過《祈禱》，而且沒看完，我不覺得這對我的創作有什麼影響。但我好象又不能說完全沒影響，金斯伯格在毒品這方面走得很遠，所以他的有些話對我的毒品經驗帶有啟示作用，這種影響很潛在。我們是完全不同的兩代人，我沒他們那麼深刻。毒品在我這裡就是自己，自己的世界，自己待著，無所謂自己是誰，最後，成為超級垃圾。
張英：你已成為職業作家，那你以後的作品會不會去考慮讀者的接受能力，閱讀口味？將來怎樣面對喜歡你作品的讀者變得對你的狀態不滿意，就象崔健、王朔面對的問題？
棉棉：我不覺得崔健和王朔有這種問題。而我則更簡單，我沒想過自己是職業作家，我的作品更不會考慮讀者的接受能力、閱讀口味，那和我的寫作毫無關係，我在寫作是只對表達感興趣。
張英：王朔和徐星非常欣賞你以及你的作品，你對生活中的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有什麼看法？
棉棉：我和他們並不是太熟。我聽過王朔講故事。王朔是天才，長這麼大我只說過我的朋友COCO是天才，他是音樂家。而王朔是第二個我見過的天才，他是那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天才。他絕頂聰明，而且認真，而且善良。如果一定要我說他的缺點，他的缺點就是有點大男子主義，他老喜歡說「你們女的」。徐星比較憂鬱，很自閉，非常清高，小資產階級情調。他的《無主題變奏》「點燃」我的文學熱情。
張英：你認為如今的文學需要先鋒文學嗎？
棉棉：不懂，不知道。
張英、故事對今天的文學重要嗎？
棉棉：故事永遠是最重要的。
張英：上網嗎？看到過什麼網路文字作品？水平如何？
棉棉：上網。只看新聞和花邊新聞。
張英：害怕被讀者拋棄嗎？
棉棉：無所謂。讀者總是在黑暗中。
張英：喜歡讀些什麼書？什麼雜誌？
棉棉：喜歡看各種報紙、時裝雜誌。
張英：在寫作中你海馬行空自由洒脫，在生活中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與你作品中的形象相差大嗎？
棉棉：我的寫作和我的生活風格上基本是一致的。真實的我比作品中的形象要複雜得多。
張英：談談你的下一部作品的打算和你的寫作計劃。你的下一步探索方向是怎樣的？
棉棉：我的《糖》就是我幾年裡的十個左右的中短篇，我寫的時候就知道這些是個長篇，所以故事和人物都是連續的。接下來我還是寫中短篇，暫時還沒打算它們會成為長篇，我最喜歡寫短篇，但這次我可能會集中起來發，這樣才有力量，不會再和別的亂七八糟的搞在一起，對自己來說，也比較容易保持獨立性。無所謂什麼探索方向，我一向亂探索。
（本文為棉棉訪談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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