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闊成：從一塊牌子所想到的

一九五八年文化部舉辦全國第一屆曲藝匯演。我根據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改編了一段評書《舌戰小爐匠》，被評為優秀節目獎。當時文化部將好多優秀節目組成兩個團，準備赴全國巡迴演出，我在一團奔廣東一帶。下去之前整訓了幾天，併到工廠、農村進行了幾場綵排和慰問演出。

1983年8月，袁闊成在農村演出

有一天，我和由侯寶林、高元鈞、王玉寶、駱玉笙等一些同志組成的一個演出隊去京西農村演出。路過一座山口時，見路邊豎立著一塊大牌子，上書幾個大字赫然醒目：「一切外國人未經允許不準通過！」

我當時心裡「騰」的一下翻起一股熱浪，臉也紅了；眼也直了。怎麼啦？激動的！……車子開過去好遠了，我還不住地扭項回頭望那塊牌子。身邊的同志不知我發現了什麼新大陸，有人問了我一句：「你看見什麼啦？」我所問非所答地說了一句：「真提氣！……」

記得那天晚上我演的特帶勁兒，按現在的話說相當投入。台下不時響起陣陣掌聲。回到住地都下半夜兩點啦，我還沒睡著覺呢，興奮的！這麼說吧，那塊牌子著實叫我激動了一段時間，直到今天想起來仍然有股子亢奮勁兒！

一塊牌子，幾個字至於嗎？至於，太至於啦！……在舊中國外國人在我們的國土上曾立過不少的牌子，其中有一塊「華人與狗不準入內」，不知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多少屈辱！……

而今天，當我們中國人真正站起來的時候，才會在自己的國土上立下我們可以限制外國人行動的牌子。這是什麼？這就是－－國威！就像今天站在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一樣，當國旗隨著激昂的國歌冉冉升起的時候，做為一個中國公民那種興奮、自豪， 難以用語言表達。在那莊嚴的瞬間，自尊、自愛、自強之情油然而生。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我們要愛國！沒有主權，沒有國力，那塊牌子是永遠也立不起來的！……」

有人不禁要問，一塊牌子在你心靈中為什麼有那麼大的震憾力呢？說到這兒，請允許我用一句行話術語：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一九四二年，我十三歲跟隨父親去闖關東。當時必經之路的山海關稱得起是一座鬼門關。雖只一關之隔卻淪為兩國。關內是中國，關外則是「滿州國」。要想出關，先得起個證。為了這個證，父親當賣一空，東磕頭；西倒拜，折騰了好些日子才起到手。離開山海關的那個晚上，車站上清冷清冷的。昏暗的燈光下，日本鬼子兵全副武裝帶著鋼盔，手裡端著三八大蓋槍，上著明晃晃的刺刀，惡恨恨地盯著我們這些中國人。看得出，他們瞅哪個中國人都不順眼。站台上人群涌動，黑壓壓的一片。那麼多人卻聽不到一句說笑聲，一個個都像大難臨頭似的盼著趕快上車出關。因為稍有不慎，輕者休想出關；重者喂狗活埋。

我的兩隻眼睛膽怯地盯著那冷森森的刺刀。當時只知道害怕，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屈辱。更不知道自己在鬼子眼裡不過是個小亡國奴！

到了關外「滿州國」，在一個小城市演出。因人生地疏只能演晚場。由於經常鬧空襲警報，晚場的聽眾也不多。有一天父親剛上台，嗚的一聲警報響了，經理趕忙罩燈罩、拉窗帘。台下二十幾個觀眾剛要撤，忽聽有人喊了一嗓子：「怎麼還不開書啊？」大伙兒一瞧，原來是日本憲兵隊的一個號稱「劉爺」的便衣特務。那時誰敢惹他呀，把他一得罪，啪！給你扣頂「反滿抗日」的帽子，你就一命交天啦。經理趕忙點頭哈腰地向他解釋。只聽他不耐煩地說了一句：「少費話，開書！」

說著話「啪」的一聲把手槍拍桌上啦。經理傻了，沒轍開書吧。誰知開書還不到二十分鐘，只聽門外一陣摩托車的響聲。接著，十幾個日本兵闖了進來。為首的鬼子官兒進門不由分說，抄起捅火爐用的火勾子照著屋裡所有的人，沒偏沒向，一人給了一勾子。 包括那位不可一世的「劉爺」。一邊打，一邊大喊：「統統地開路！」

這個鏡頭雖然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了，但山海關站台上那冷森森的刺刀與背後挨的一火勾子，卻怎麼在我的腦海里也消失不掉……

解放後我說了不少新書。每當我說起描寫抗日戰爭題材的小說，就特別的投入。例如《蕭飛買葯》、《平原作戰》、《野火春風斗古城》、《赤膽忠心》、《敵後武工隊》等等。尤其說到鬼子的一舉一動，包括他們的穿著打扮；模樣長像，甚至他們鼻子底下留的那一小撮「衛生胡」，我都給它加個「三號屎克郎」的形象比喻。聽眾讚譽我說得好,學得像。聽了這些話，有時高興之餘酸楚也不免涌心頭。小時候鬼子的凶像沒少見，這大概也叫「生活」吧？我不由得暗暗感嘆，這樣的「生活」還是永遠別再體驗為好！……

從一塊牌子使我回想了許多的事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作為一名老評書演員、黨的文藝工作者和共產黨員，我的心情無比激動。我深感在當今改革開放的商品經濟大潮中，應大力增強愛國主義的教育。應該讓我們的年輕一代更加熱愛我們的祖國，珍惜我們今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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