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一篇沒有發表的答某報記者問：國家和我

一、我和國

問：國家的進退，影響著個人命運，今天可能有很多人懵懵懂懂，生活其中而不自知。印象中，您是文革後全國恢復高考西南政法學院首屆法學院學生，個人奮鬥史和國家命運的走向相互交織。

結合個人經歷，請您談談，個人成長和國家發展有什麼樣的關聯？

賀衛方：我的兒童時代經歷著國家的災難期，是典型的「文革少年」。那個時代，自己覺得所謂國家離自己很遙遠，但是身邊所發生的種種卻都來自北京的最高層的決策。家庭和自己的命運都像一隻波濤洶湧的海浪中的小船，自身完全無法左右，任由風吹浪打，不知前程何在

當然，那個時代倒不怎麼強調愛國主義，反而意識形態上有一種國際主義的傾向——共產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普世價值觀。例如我們被教導說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要看到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定要去解放他們。偉大領袖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最高領導，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指路明燈。追求普遍性的另一個表現是對於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態度是激烈批判的。我記得不斷地要破「四舊」，立「四新」，古老的道德與風俗都在消滅之列。對於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嚴厲抨擊把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拒絕推向了高潮。我雖然只是個中學生，但還是積極地參加各種批判「孔老二」的活動。

現在想來，一國的成立與榮耀離不開她的歷史與文化；我們的愛國離不開《詩經》、《孟子》，離不開唐詩宋詞，離不開《石門頌》、《蘭亭閣序》。孟子對齊宣王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其實，比世臣更重要的是「世文」，也就是我們的文脈不能被斬斷。但是，「文化大革命」正是這種毀文斷脈的舉措。

我最幸運的是，17歲那年「文革」宣告結束，高考恢復了。自己參加高考，1978年秋天成為西南政法學院恢復招生後的首屆學生。整個國家走上了改革開放，讀書漸多，尤其是作為法律專業的學生，慢慢地形成了對於國家、政府、政黨、國民之間關係的一些觀點。

二、家和國

問：您老家是煙台牟平，從微博上「想要回老家建房」等隻言片語可見您對故鄉有很深的情愫。那麼，家是什麼？國是什麼？國家又是什麼？於情於理，國家應為個人和家庭提供怎樣的寄託和庇護？

賀衛方：雖然少年時代歷經磨難，離開家鄉標誌著自己命運的柳暗花明，但是，對家鄉的熱愛卻是一種難以割捨、與年俱增的情感。我對膠東方言、登州文會館的歷史、煙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孟子思想以及魯能足球都保持了長久的興趣。

現代漢語里的「國家」將兩個不同的義項合成一個新詞，它對應的英文詞有三個：nation，country和state。在英文里它們差異很大，nation指的更多的是人民，country是國土，而state則是政治國家或政府。愛國通常指向的是前面兩者。漢語往往缺少這樣的區分，引起不少誤會和誤導。

三、國慶時節

問：在您經歷的數十載春秋中，您本人印象最深的國慶節是哪一年？在哪裡度過？是何場景？為什麼印象如此之深？

今天的國慶節對大眾而言，似乎就意味著「放假、高速、擁擠的景區」等。國慶應當紀念什麼、緬懷什麼？在此時節，您又在思考什麼，理想著什麼？

賀衛方：我經歷的國慶節中，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的35周年國慶。我當時是研究生，政府和學校組織我們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慶典，大家載歌載舞，還看放焰火，很熱鬧。那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精神最昂揚向上的時候，是廟堂與市井之間共識度最高的時代。

在今天這個愈來愈多元化和消費主義的時代，對於國慶節如何過，確實不容易給出一個一概而論的行為指令。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度，絕大多數地方的秋季都是一年最美好的季節，人們利用難得的長假，旅遊觀光，飽覽名山大川，也是增進對祖國感情的一個好途徑。假如能利用假期讀點中國歷史，尤其是共和國建立後的歷史，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事了。

四、理性愛國

問：在網路等輿論空間，一旦涉及制度建設等公共性話題，常常有攻擊性的語言出沒。比如，一看到批判中國現狀的言論，就給人扣上「崇洋」或「賣國」的帽子。這裡面恐怕隱藏著一種「不自信」的心態。難道批判就意味著不愛國嗎？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不是比謾罵更有意義嗎？您怎麼看一些非理性的言論？怎樣理性地去愛國？

賀衛方：愛國是一種美好的情感，但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就變成反面的東西了，因為它走向了非理性，排外仇外。我讀近代史，最大的感嘆就是那些最終給國家帶來極大損害的行為，往往就是極端民族主義所導致的結果。在我從事的法律領域，近代以來的基本趨勢就是借鑒西方的制度與觀念，鑄造一種新的法治文明。毛不也稱頌那些睜開眼睛學習西方的近代仁人志士么？馬克思主義不也是西方思潮的一種么？

五、國民素質與法治建設

問：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以現下的國民素質，法治和民主的進程不宜太快。甚至很多人相信，以中國人口之多、地域之廣、情況之複雜，不可能徹底地予權於民，否則天下大亂……

您怎麼看國民素質與中國法治進程之間的關係？在法治國家的環境下，國民應具備何種素質（如今我們不具備嗎）？在當下的中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民素質提高，兩者是誰在推動誰，哪個走的更靠前一些？

賀衛方：我最近忽然想起，明年（2015年）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個憲法文件《大憲章》簽署800周年的紀念年。英國在1215年的時候，經濟、文化都相當落後，《大憲章》最初也是一種封建性質的文件，但是它的簽署卻標誌著一個法治新時代的到來。我不相信，今天的中國人比起800年前的英國人素質更低下。其實，對於民主與法治，最重要的素質乃是權利意識，而在過去的近40年里，我們見證了國人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和高漲。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如何通過對政府權力的憲法限制帶來更廣闊的自由空間，通過中間社會的成長使得人們的權利訴求走向更加有序，通過獨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讓正義得以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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