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立國的社會主義理由
簡論新中國立國的社會主義理由
——兼與美國立國比較
選擇什麼樣的「主義」作為一個國家立國的價值基礎與思想原則，往往源於國內國外雙重因素的影響，關係到國內國際雙重秩序的建構。這在中國與美國革命建國的過程中均得到充分彰顯。本文擬在內外雙重視野中探討中國的革命建國問題，特別通過與美國立國相比較，簡論新中國立國的社會主義理由。
一、新中國以社會主義立國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問題，在根本上源於傳統王朝政治秩序遭到西方現代國家進攻時所發生的全面危機。與此前中原王朝遭受的外來侵犯相比，清王朝的此次遭遇截然不同：西方列強不僅遠比北方蠻族在技術、軍事上更加強大，還帶來了足以顛覆君主政制的政治文明，使中國政制不得不經受深刻反思，以重新確立其正當性基礎。
中國革命的一個基本目標就是推翻君主政制，建立共和政制。而所謂「共和」，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主」的代名詞。只不過像美國革命所推翻的君主政制，乃是英國人而非美國人的君主政制，中國人卻要像法國人一樣推翻自己的君主政制，這就使中國革命成為一場激進民主主義的社會革命。特別因為中國人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並非推翻滿清統治，而是抵禦外國侵略，這就使中國革命因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顯得更為激進。
中國的「民族革命」以「民主革命」的方式進行，而所謂「民主革命」，最根本的就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最大程度地發動民眾，重新喚起中華民族的整體力量，以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的權利與自由。與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乃至俄國革命相比，這是中國革命最為特殊之處。
中國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國家，乃是不同於此前王朝國家的現代國家，它所立足的正當性基礎也是現代的。而中國傳統思想並不足以為中國革命提供它所需要的正當性論證，它需要從傳統之外、乃至從西方借用新的思想資源，甚至為了否定君主政制而不惜以新的思想資源來否定中國傳統。
中國最終選擇的是以「社會主義」立國，即把「社會主義」作為建構現代國家的價值基礎與理論指導。其中有深刻而複雜的理由。
首先，社會主義最符合當時中國的現實需要。
要真正進行「反帝反封建」，必須充分發動廣大民眾與社會上各種力量，調集一切具有積極活力的因素。這意味著，任何一種革命方案與建國方略，要完成歷史交付的答卷，必須具有能夠輻射到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感召力和影響力才行。清廷不得已而進行的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朝之後進行的具有自由主義性質的總統制或議會制試驗，均以失敗告終。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它們都不能號召中國人民進行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而社會主義適足擔當此任。
在社會主義思想理論指導下的中國革命，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特別代表著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故而，它能夠儘可能地調動起中國社會的革命力量與積極因素。
其次，社會主義提供了現代中國的轉型目標。
雖然中國在近代逐漸衰落，此前卻長期處於領先地位。若以文明程度論，中國更是整個世界碩果僅存的文明古國。這一切，註定了中國具有強烈的自尊與偉大的抱負，也註定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根本任務，乃是自我更新與自我再造，以使文明古國重新煥發青春活力。中國絕不會甘於僅僅作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尾隨者而存在，更不會願意成為西方列強的附庸。中國的革命建國，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設定了一個堅定的目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社會主義正契合中國的這一需要。中國要走的現代化之路，其原初意圖已包含著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之路有所超越。不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建者並沒有具體描繪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開放的。它是對資本主義的超越，意味著人類可以過上更加美好的共同生活。而「中國」也是開放的。傳統的王朝國家業已終結，中國人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但新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卻未定型。
再者，社會主義也契合傳統中國的文明理想。
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自身即有社會主義的傳統淵源。中國很早就告別了貴族主導的社會形態，自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就擁有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中國社會的最高理想，便是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形成一個親睦協調、團結有情的和諧社會。在某種意義上，社會主義從來都是中國人的美好夢想；而源自西方的社會主義理論之所以被中國吸收借用，自然與此有關。
同時，因為科學社會主義誕生於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是現代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各種矛盾不可調和的思想產物，故而它具有鮮明的現代色彩。在根本上，社會主義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方向，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克服與超越；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也就是對於資本主義依然主導的當下世界的克服與超越，也就是通過探索另一種更好的現代化方式來擔當全人類的命運，為人類尋求一種更加美好的共同生活方式。這也符合中國文明傳統的「天下情懷」。
為了更好地理解新中國立國的社會主義理由，我們對中國和美國的革命建國進行比較。需要注意的主要有三點：一是內外危機不同；二是革命形式也不同；三是立國原則因此也不同。
列強入侵與民族危機
二、中美比較：內外危機不同
在建國時，中國和美國同樣面臨內外危機，但中國的危機要更加深重。
首先，北美殖民地主要由英國移民創建，在種族、語言、習慣、法律、政制等方面，都與母國具有極大相似性，長期以來，殖民地的發展也多得力於母國的保護與支持。只是在殖民地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意識逐漸獨立，並與母國有分離之勢的情況下，母國才對其制定具有剝削與壓制性質的政策。
而自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所受到的外來侵略主要來自完全異種族異文明的西方國家。並且從一開始，中國就是主權受到侵犯，被強行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殖民體系之中。
其次，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對象只有母國英國以及英帝國在殖民地的主權與利益代表，並且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相隔萬里重洋，派兵到殖民地打仗對母國並不利，而殖民地在革命中又獲得了法國、西班牙等英國對手的大力幫助，這些都使美國革命面臨的困難更少。
中國革命則面臨更加強大的敵人，經過了更長時期，走了很多彎路，最終不得不選擇走向推翻君主政制、進行全盤再造的激進社會革命道路。在清廷倒台之後，外部帝國主義勢力先後與內部封建軍閥勢力以及國民黨官僚資本勢力的勾結，使得中國革命仍然艱難無比，而日本帝國主義的崛起及其對中國的征服更是使中國的危機達到極致。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所獲得的外部支持較為有限，主要依靠的是中國人民自身的覺醒與投入，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鬥爭。
再者，北美殖民地在美國革命前並無任何完全獨立的國家政權存在過，更不存在任何統一的政治經驗，故而沒有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在選擇建國道路時，也就未受到歷史文化的過度約束。非但如此，現代政治的基本價值以及「權利」、「自由」等話語，在美國革命前就已在殖民地獲得廣泛傳播與認同，脫離母國君主制所帶來的政治變革，反而適應了他們天生的共和主義性情，也就沒有劇烈轉型所導致的整體失調與巨大苦痛。
中國革命所面臨的處境與此截然相反。中國是唯一持續存在數千年而不倒的古老文明，君主政制從秦漢奠定以來歷經兩千多年，從未受到過實質的質疑，而在西方列強侵略下，中國不僅失去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原來所尊奉的傳統政治制度與價值觀念也不再理所當然。與革命的發生必然伴隨的是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傳播，能夠挽中國於未倒並為其帶來新的天命的意識形態，也就真正成為現代中國所立足的價值根基。這一嬗變的過程，是制度與觀念的普遍再造過程，是國民精神與倫理生活的重新形塑過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現實與觀念兩個領域，都將導致長期的衝突、矛盾以及痛苦掙扎。
這些都顯示了，革命之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較之美國何等深重，所面臨的挑戰較之美國何等艱巨。一言以蔽之，中國是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強行帶入由其開創並主導的世界秩序之中，因此發生內外危機與全盤崩潰，必須通過一場深刻的整體革命才能實現新生。而選擇以社會主義立國，正是為了實現這一根本目標。
實際上，中國革命所面臨的政道變革的巨大挑戰，正是來自美國革命所展現的政治精神。從君主政制向民主政制的變革乃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題中之義，這一變革的實質，也就是政治國家的正當性基礎從君主主權轉變為人民主權。不管是美國革命還是中國革命，都必須對這一實質問題給出自己的回答，否則就根本難以創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只不過，由於是美國革命開啟了這一普遍的現代革命建國曆程的序幕，並且成功創建了一個典型的現代國家，所以美國革命似乎也就成了現代政治精神的經典表達。
孫中山《三民主義》自序
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
三、中美比較：革命形式不同
在新中國選擇以社會主義立國之前，其他種種來自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都在中國土壤上進行過試驗，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真正開始涉及政制變革與政治價值觀重塑的試驗，當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但中國根本無法建立像英國或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制，其主要原因在於各國掌權者的不同。
近代中國不存在像英國封建地主與新興資產者那樣經過相互妥協而聯合執政的統治階層，無法建立穩定的虛君共和的議會政治；也不存在一個像日本武士階層那樣在危機面前主動推進變革的舊制度下的實質統治力量，無法真正把士大夫的變法思想付諸實施。那個削弱君主權力且不允許君主與士人推行變法的滿清上層封建統治者，既然不主動地去適應時勢、創造歷史，結果只能被歷史淘汰。
辛亥革命雖然建立了名義上的共和民國，但實際出現的局面卻是軍閥混戰。這是因為，在社會結構與階級力量對比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政治革命所帶來的只能是政治形式的表面變遷。就像北美殖民地在脫離英國王權之後實際成為各自為政的獨立邦國一樣，中國在滿清王朝瞬間崩潰之後處於內部分裂狀態，所面臨的最危險局面就是，在外部各帝國主義勢力涉入並扶植代理、分而治之的策略之下，具有最高權威的中央政府無法建立起來，國家就此長期無法統一。
袁世凱試圖恢復帝制的努力慘遭失敗，在走向共和之後已經無法走回頭路；在軍閥勢力掌握各地政權的形勢下，無論建立的共和制度所採取的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的形式，都根本無法確保中央政府的統一權威。這是因為，二者均無所需要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文化基礎，特別在沒有強大政黨組織與實力支撐的條件下，現代共和國所必需的政黨政治根本就是空中樓閣。此外，共和觀念雖然開始傳播開來，但如何把民眾組織起來，進行基層社會的改造，以便為共和國打下穩固的社會基礎，卻是更大的問題。
總之，與美國革命所面臨的內外處境相比，中國革命所面對的實質對象與內外敵人，無論是外部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還是內部的封建軍閥分裂勢力，都要強大頑固得多。這決定了中國無法像美國或英國一樣僅僅通過政治革命的形式來完成自身的轉型再造，而只能通過全面的社會革命來開啟國家的現代建構。
實際上，英美革命是社會階級力量發育到一定成熟程度，要求在新生的經濟基礎之上改造上層建築，而舊的封建勢力要麼已經很大程度上資產階級化，要麼非常弱小，所以只要通過政治革命完成制度形式的變革，使得新興統治階層掌權就行了，然後就可以為新興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利益服務；但像在近代中國那樣經過長期舊制度統治的君主國家，既有統治階層的力量非常強大，阻礙了新興階級力量與經濟基礎的發育成長，若不把舊的國家政權推翻，就不可能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來培育新階級，發展新社會。而要推翻舊的國家政權，包括推翻舊的封建分裂勢力以及它們所勾結的外國侵略勢力，在既有的力量對比情況下，僅僅靠政治革命是無法完成的，更何況它們根本就不允許政治革命的發生。
通過激進的社會革命來喚起全社會的精英與民眾，結成最廣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不二選擇。而其前提，是建立一個堪當此大任的能夠領導革命的有效組織與力量，即政黨，並且是能夠廣泛代表民族整體利益的列寧主義政黨，而非議會政治或總統政治下僅代表少數特定階層、出於分贓或競選目的而形成的派系性政黨。
美國在完成政治革命之後遇到的問題是建立何種國家政權形式，而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作為美國兩黨的最初雛形，所代表的乃是贊同新憲法與反對新憲法的不同力量，因為新憲法框架勢必會進行新的權力安排，產生新的利益格局，而這些新的權力與利益將在發動和領導革命建國的階層中重新進行分配。相較之下，中國要建立新的國家政權本身就是無比艱難的任務，以致政治革命根本無法在不經過全面社會革命的情況下進行，即便進行了，也只能空流於形式。
由此看來，由於「反帝反封建」的程度與形式不同，中國革命與美國革命就需要採取不同的途徑，也就建立在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思想價值的基礎之上。當然，這並非說美國革命就沒有發生社會動員與社會運動，就不帶任何社會革命的色彩，這在任何革命中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說，與中國革命相比，美國革命所要變革的東西要少得多，所要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
最關鍵的是，美國革命所立足的思想價值，本就在美國社會中有廣泛的民眾基礎，甚至可說反映了美國的社會民情，而中國革命所立足的思想價值基礎卻來自西方，並且與中國社會民情存在相當的隔膜。故而，中國革命所要再造的不僅是「形式」（政治制度），更是「質料」（民眾性格），就其終極而言，再造「形式」的目的也是為了塑造新的「質料」。
四、中美比較：立國原則不同
同樣是要建立現代共和國，確立現代共和政制，美國以「現代共和主義」為立國原則，新中國卻以「社會主義」為立國原則。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現代共和主義以自由主義為其實質內涵，而自由主義則是個人本位的，採取的是個人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社會主義，顧名思義，則是以社會為本位，採取的是整體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二者的區別，照應於美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直接目標的差異，實際上也正源於二者直接目標的差異。
美國革命的直接目標，乃是出於捍衛殖民地居民基本權利的目的而推翻英帝國的統治，並把這種人人平等享有的「個人權利」上升到「自然」的高度；中國革命的直接目標則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對中國人民的壓迫與奴役，結束持續一百多年的內擾外患、生靈塗炭的悲慘處境，重新建立國家主權與政治大一統局面。
所以，《獨立宣言》開頭所涉及的「民族自決權」在根本上仍建立在平等個人的自然權利的基礎之上，政府的建立也是出於人民的同意，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衛個人權利。新中國的憲法卻從中華民族在近代經歷的苦難與革命歷程講起，是把整個民族作為革命敘事的主體，因為只有經過整個民族的覺醒與奮鬥，才可能贏得獨立主權，重建中央政府，而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中國的現代轉型、整體再造與民族復興。
不過，自由主義雖然是現代共和主義的實質內涵，卻並不能概括其全部，恰恰為了維持自由主義的根本地位，現代共和主義反而需要一些非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的東西才行。
而社會主義的整體主義旨趣顯然會導致國家主義乃至極權主義的政治精神，但「社會」並不等同於「國家」，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是要重新收回國家權力，歸社會全體人民所有。要完成中國革命所追求的重建主權完整與政權統一之目標，恰恰需要以喚起民眾對社會進行改造為前提，建立新中國的最終意旨也是為了從根本上改造社會與民眾，建立一種新社會，培育一種新文化，塑造一類不同於封建主義臣民和資本主義市民的社會主義新人。
進而言之，現代共和主義之所以需要在價值與制度上把自由主義的主體內容與非自由主義乃至反自由主義的因素結合起來，是因為美國革命要創立的擴大的現代商業共和國，除了以權利與自由為其所致力的根本目標外，同樣也需要追求別的目標，那就是權力與公益。後者不僅是實現前者的手段，並且本身亦堪為目的。特別是在從純粹的國家內部視野擴展開來後，我們就會發現，美國建國者在維持共和主義價值的基礎上，也追求國家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的權力與榮耀，自詡要擔負建立一個「自由帝國」的神聖使命。
而社會主義革命固然要通過推翻內外反動因素，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但建國本身並非最終目的，「國家」的存在是為了服務於「社會」，是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理想新社會。這個新社會同樣致力於實現人的權利與自由，只不過不再局限於個別人或少數人的權利與自由，而是要真正使得所有人或多數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與自由。同時，這一建立理想新社會的社會主義事業，也並不局限於某一個或某一些國家，而是懷有超越「國家主義」的「國際主義」理想，是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一個更為普遍的理想社會，而這正與傳統中國的「天下情懷」一脈相承。
（作者劉晨光，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教授，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
本文收入作者新著《政道與人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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