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秘史：中共如何走出低谷

延安已被成功打造成一張抗日的名片

毛澤東在延安。受訪者供圖。

本文首發於總第774期《中國新聞周刊》

「這個女孩不怵。」

文獻紀錄片《延安13年》的總編導樊志遠和總撰稿李向前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說的是節目組年輕編導李輝。由於善於溝通，「不怵」領導，一來二去地，去送審的工作就落在了她的頭上。

作為專門生產重大歷史題材紀錄片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歷史節目部，他們的節目幾乎無一例外都要送全國重大題材理論文獻專題片創作領導小組（簡稱重大題材領導小組）審查。既要符合規範，又要適應現在以年輕人為主的市場，十多年來，樊志遠從一個助理編導成長為總編導，一直跳著這樣一種方寸之間的舞蹈。

「你做一部紀錄片，你不會只講故事，你會問為什麼。當你不帶偏見、放在當時情境下去考量利弊，包括整風這種曾經被認為是禁忌的東西，你會發現，很多事情不是那麼簡單化的。延安這13年，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最具朝氣的階段，從最低谷，到鑄造成一支能夠統一全國的政治力量。如果把這支力量看成創業公司，那這13年就是一個關鍵的成長期。」樊志遠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北上抗日是政治制高點」

2016年1月，《延安13年》攝製組正式組建。中央新影集團副總編輯、歷史節目部主任王燕擔任總製片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李向前擔任總撰稿。李向前可謂是新影歷史節目部的「御用」總撰稿，合作多年。

毛澤東曾說：「我看陝北是兩點：落腳點和出發點。」研究隱蔽戰線的專家郝在今通俗地將延安比喻為中國共產黨的「龍興之地」。這部片子就是要揭示延安（包括陝北）為何能以及如何擔負起這樣的作用的。

春節後，劇組帶著分集大綱，兵分兩路，開始拍攝。一路走北線，從榆林到延安；一路走南線，從西安到延安。為了突顯陝北的地勢，劇組帶了兩架大疆無人機。以前都是1080×920的高清畫面，這次是4K的，畫質足以用於大銀幕。

片子共分六集，以時間劃分。從第一集的落腳點，到最後一集的出發點。

李向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紅軍退出中央蘇區進行長征，是一個巨大危機，轉來轉去，不知道在哪落腳。後來和四方面軍匯合後，大家覺得應該在川陝甘一帶建立根據地，因為這裡更接近蘇聯。但是張國燾不想北上，覺得北上沒前途。四方面軍被胡宗南的精銳部隊追著屁股打，周恩來曾說張國燾怕胡宗南。但中央覺得北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落腳上都是有利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的社會矛盾變了，北上抗日是政治制高點。

1935年9月20日，中央紅軍到達甘肅省哈達鋪鎮，毛澤東讓人去給他找些「精神食糧」來，結果從當地郵政代辦所找來了一捆舊報紙。毛澤東這才知道，陝北還有一塊根據地，有正規紅軍5萬人。這是當時全國碩果僅存的一塊革命根據地了。

延安革命紀念館研究員劉煜向劇組介紹，西北這塊革命根據地始終沒有丟，一是因為劉志丹等搞統一戰線搞得好，二是這裡地處偏僻，國民黨正規部隊沒有進來，只有地方實力派和軍閥。

李向前說，高崗認為是陝北救了中央，沒有陝北你們找不到落腳點，而習仲勛認為，是中央救了陝北（解救了肅反中被抓起來的劉志丹、習仲勛、高崗等人）。這個爭論和後來的所謂「利用小說反黨」的《劉志丹》風波也有關係。

紅軍落腳陝北後，為了突破這裡「地貧、人窮、兵員缺」的局限，找到出路，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提出了很大膽的一步棋：東渡黃河，挺進山西。

1936年2月20日，帶著「擴紅、籌款、赤化」三大任務的東征戰役打響。

就是在東征途中，毛澤東在陝北一農家的炕頭，寫下了以詩言志的名作《沁園春·雪》。也是在東征中，時任紅28軍軍長劉志丹犧牲，年僅33歲。

李向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東征打到山西，表達了紅軍北上抗日的意願。

對東征和抗日的關係，毛澤東在給閻錫山等人的帶話中表述得很清楚：第一是在綏遠給紅軍十幾個縣，作為抗日的根據地；第二是在雁北給紅軍讓條路，紅軍開赴河北、察哈爾去打日軍；第三是「聯共抗日」，共產黨打第一線。

由於蔣介石的中央軍進入山西，紅軍退回了陝北，結束了歷時75天的東征，繳獲甚多，擴紅8000。更重要的是，開始樹立紅軍「抗日先鋒隊」的形象。

抗日名片

這個形象，此後一步一步強化。

1936年7月，美國記者斯諾輾轉來到陝北，成為訪問紅色中國的第一個外國記者。

李向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斯諾之所以能成行，主要原因是中共中央轉變了戰略，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否則不會邀請外國記者來訪，來了還有暴露軍事力量的可能。介紹信是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起草，劉少奇直接批准的。遺憾的是，這次拍《延安13年》，李向前沒能找到這封介紹信。

如今能看到的紅軍初到陝北的照片、電影，大多出自斯諾之手。這些影像資料，在當時成為了一種最好的宣傳。

當年到延安的女青年周蘇菲回憶，中共地下黨員把斯諾拍的照片給他們看，問他們，這樣的生活你能過嗎？你喜歡嗎？「我馬上就決定，我說我喜歡。」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更是給這個「創業公司」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根據協議，張學良讓出了延安。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保安搬進了較大的城市延安。因此李向前解釋說，《延安13年》嚴格說來是陝北13年。

內戰停止，中共抓住這個機遇，大搞「公關」活動。

1937年3月，毛澤東和美國記者、 作家史沫特萊有過一次「窯洞對話」。

史沫特萊：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否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會變為民族主義者？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願意抵抗日本到最後一滴血。

「為抗日到最後一滴血」，一時廣播於海內外。

當年清明，國共兩黨首次共祭黃帝陵。

毛澤東親撰祭文：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

時人讚歎，這祭文，就是共產黨人的出師表。

5月2日，延安迎來了新的客人——斯諾的妻子、美國記者海倫·斯諾。

毛澤東特意將第二次採訪的日期定在美國的獨立日——7月4日。這次採訪中，兩人約定，下一次採訪定在7月8日。

但這個約定再也沒能兌現。就在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10月，斯諾的書《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書的封面上印著這樣一句話：「此書會告訴你，為什麼日本不可能取勝！」這本書不脛而走，很多青年都是看了這本書後心嚮往之，奔赴延安的。

從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納了3萬多名青年學生。除抗日軍政大學外，又創辦了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等一大批學校。這座偏遠閉塞的陝北小城，一下子變身抗日大學城。

時任中組部部長陳雲來講課，談到青年問題，他說：現在中國有200萬學生，誰掌握著這200萬學生，這個天下就是他的。

初到陝北的女作家丁玲說，我原以為這裡的人一定很襤褸，不料卻這麼漂亮。不管什麼年齡的人，都充滿青春朝氣。

看了影片中的影像資料，你會發現，丁玲所說的「漂亮」並非虛言。

延安甚至是與時尚接軌的。後來擔任張聞天秘書的何方曾回憶，當時的延河，水量不小，河水清澈見底。冬天可以滑冰，夏秋季能游泳，還舉行游泳比賽。

《延安13年》中一個反覆出現的鏡頭是，一個穿著緊身泳褲的男青年，從高高的延河岸上，以高台跳水的標準姿勢，划過一道優美的弧線，翩然入水。

如果用現在的話語，延安已被成功打造成一張抗日的名片了。

紅色外交

對內公關，對外則開展了紅色外交。

確定專門以一集篇幅講外交，是總撰稿李向前力主的。

執行總編導兼這集的分集導演詹先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這部片子是從黨建角度來做的，一些專家認為當時延安的外交並不是那麼重要，但是李向前一直堅持。「李老師畢竟有30多年的研究經驗，我們和他也合作過好幾部片子了，對他的專業能力是相當信任的。」

延安的創業者們，深知信息就是生產力。窯洞頂上，黃土塬上，天線聳立。多台收訊三燈機可以收到世界五大通訊社以及重慶中央社的所有電訊。抄收的世界消息，被編成《參考消息》，油印出來供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中央機關參閱。

羅斯福的親信、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和美軍觀察員卡爾遜是延安接待的第一位美國官員。

在日記中，卡爾遜這樣描述毛澤東：「我走進屋子，面對著的是一位高大的人。他那獅子似的頭，主宰著健壯的體魄，又長又厚的黑髮從中間分開，隨便地向後梳著，一雙和藹的眼睛望著我，一副幻想家的容顏。」

卡爾遜後來在《關於中國西北部軍事活動的報告》稱讚八路軍發展了一種非常有效的游擊戰模式。

1944年夏，延安機場迎來了美軍觀察組的到來。

《解放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戰友們」三個字是毛澤東覺得原標題溫度不夠，親自加上去的。

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到延安後的第一份報告中寫道：「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

1996年，李向前隨中央電視台一個節目組去美國，在西雅圖一家養老院見到了謝偉思。謝偉思談到他眼中延安和重慶的差別，說延安不像重慶，總是要這要那。

美軍觀察組拍攝的一段彩色影像，成了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

詹先玲說，2011年做文獻紀錄片《我們在延安》的時候，她打聽到上海電視台一個欄目組從美國弄到了這些影像，就從他們那借用了這批資料。這一次再跟對方協商，對方同意他們再次使用這批資料。

這一集成了最後完成的一集。「領導看完踏實多了。」樊志遠笑著說。

人和思想都要入黨

延安整風，則讓這個創業公司最終確立了領導核心和領導權威。

李輝進組時，還剩下第三集《理論升華》和第四集《力量之源》沒被領走。因為第四集的台本還沒寫出，開始說讓她做第三集，後來樊志遠說，你還是做第四集吧，這個更有挑戰性。

這一集可以說是6集中最敏感的一集。不過，主要是整風運動，後期的審乾和「搶救運動」沒有涉及。

李輝拿到了兩個本子，一個是李向前的本子，一個是經過樊志遠故事化後的。李向前的本子理論性強，但思路清楚，讓她明白了延安整風的邏輯鏈條。

對延安整風，之前她的了解只停留在中學歷史課本上。她高中時的班主任是歷史老師，高一時她成績不太好，就不讓她當學生會幹部了，這讓她產生了抵觸情緒，跟老師對著干，對歷史這門課不願意好好學。沒想到工作後卻從事了歷史節目製作，一干就是10年。這些年做節目，聽親歷者講歷史故事，她最大的感受是，時勢造英雄。

她從舊書網上買了一本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張樹軍所著的《延安整風實錄》。巧的是，這是張樹軍的簽名贈送本，寫著某某惠存。後來她採訪張樹軍時，首先談起了這個愉快的小插曲。

她還在網上看了一些親歷者的回憶文章，如曾彥修所寫的《我所經歷的「延安整風」》等。2011年做紀錄片《我們在延安》時，採訪中也涉及了這次整風，看得出有的人至今心存芥蒂。不過她認為，雖然「搶救運動」的擴大化確實傷了一些人，但整體來看，能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必要的。

除了負責自己這一集，她還負責在北京的專家採訪。他們常跟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黨校這三個機構打交道，對專家資源比較熟悉。如果對方覺得自己不合適，也會推薦合適的專家。

他們有一個微信工作群。在採訪前，各位編導會把自己的問題發上來。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李東朗是第一個接受採訪的專家。節目組剛開始沒底，共列出了30多個問題，幾乎采了一整天，把採訪對象累得精疲力盡。

對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楊勝群的採訪在文獻研究室的大會議室進行，節目組對這裡早已輕車熟路了。楊勝群對錄像很在行，談完後還要從監視器里從頭到尾回看一遍。李輝覺得領導就是有理論高度，他說的延安青年「人入了黨，思想沒入黨」，讓她覺得言簡意賅，一聽「我就特明白了」。

作為分集導演，一個主要挑戰是把抽象的理論轉化成影視語言，「煽情的地方要把節奏打開」。比如，時隔70年之久，一些耄耋老人還清楚地記得自己是哪天入的黨。他們設計了這樣的鏡頭：老人們深情講述，然後畫面被定格，上字幕，音樂烘托。

經過落腳、抗日、黨建、整風、外交這五集後，就到了最後一集《向勝利出發》了。

1947年3月，胡宗南大舉進攻，中共主動放棄了延安。毛澤東自信地說：「我們要拿一個延安換一個中國。」

他不是說大話。這個創業公司，其實已經悄然完成原始積累，具備與國民黨逐鹿中原的實力了。

重大題材小組審片

在攝製工作進行的同時，重大題材領導小組的審稿意見也下來了。

領導小組提出，張聞天的內容篇幅太多，有點跑題了，應壓縮。其中述及張聞天和毛澤東的職位變化的內容，領導小組認為與整風的主題關係不大，應去掉。

《中國新聞周刊》問總撰稿李向前，毛澤東的地位確定的過程是否是這部片子需要把握的一個難點，因為以前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實際上這樣說並不確切。李向前很肯定地說，這在黨史界都是早有定論的事，不存在任何爭議。

他介紹，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雖然職務上還不是最高，但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領導核心層。1935年8月的沙窩會議後，因周恩來生病，毛澤東實際上成為最高軍事指揮。紅軍到達陝北後，1936年12月，重新成立了新的「中革軍委」，毛澤東任主席，正式成為最高軍事領導人。1937年王明回國，他有共產國際的背景，大家都覺得他要成為領袖。他當了長江局書記，自立核心。1938年底的六屆六中全會，從蘇聯回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必須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和成長起來的領袖。要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

會議結束，參會全體成員照了一張合影。為誰坐在中央，大家謙讓了許久。毛澤東堅不居中，站在了最後一排的邊上，王明則坐在了第三排居中。

這次會議後，遵義會議後確定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也逐漸淡出。之前開會是在張聞天的窯洞開，之後就是在毛澤東的窯洞開了。

領導小組還提出，延安整風有兩個層次——中央層面和一般幹部層面，這一點沒有說清楚。並對一些細節問題提出了意見。

成片完成後，在新影的標準放映室里舉行了審片會。重大題材領導小組和劇組全體成員參加，6集節目連放。

小組組長由原廣電總局副總編輯金德龍擔任，成員來自中宣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軍事科學院等。小組成員人手一份台本，邊看邊提意見。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張樹軍細心地指出了一個穿幫鏡頭，說怎麼七八月樹上就沒樹葉了。

看完片子後，移師旁邊的貴賓休息室座談。

小組成員從總體上肯定了這部片子，也提出了審改意見。

如第四集《力量之源》原來的開頭，是王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自己1930年寫的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而鬥爭》。王明在再版序言中說：「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斷定不能作為昨日之是。」解說詞說：王明這時再版他的書，是個挑戰性的行動。它挑起了究竟應該怎麼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的爭論。……由此，一個鍛造全黨團結統一的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運動，逐漸在延安及各根據地拉開帷幕。

領導小組成員提出，這樣開頭不好，好像整風是專門針對王明的，事實上，整風是肅清錯誤的思想認識，以這本小冊子放在開頭，「太重了」。

時間很緊了，過兩天就要交片，幸好精熟黨史的李向前立刻想出了一個新的思路：從小八路夢見馬克思說起。

改後的片子開頭變成了：一位15歲的小八路寫了一篇日記，記的是他在參加完學習競賽大會後，夢見了馬克思。「他摸我的頭，聽我們唱歌，叫我們也努力學習。我也給他提了意見，認為他的鬍子太長，有點不衛生，要常常洗臉才好。」

李輝去查小八路日記的出處，只在一篇紀實文學中找到了這個故事，心裡有點不踏實。不過，李向前肯定地告訴她，這個故事眾所周知。於是，她給這個開頭配上了一隻手在紙上寫東西的特寫，並做了「羽化處理」，讓畫面看起來朦朦朧朧，以模擬夢境。

片子改好後，連同台本一起，送到合作方中央黨史研究室再審。李輝回憶，張樹軍主任極其嚴謹，連標點符號都會改過來。

文字上改動一個字，節目就得相應地改配音、改音樂，工作量不小。

改完後，連片子帶改前、改後的節目台本，再次送審。

中央黨史研究室簽字通過後，再送領導小組組長，重複同樣的流程。

記者向李輝轉述了領導對她「不怵」的誇獎，她聽後有些驚奇地笑了，說這個工作就是跑跑腿，誰都可以做呀。想了想又說，偶有一些情況，比如稿紙上刪掉一個字，可同期聲實在沒辦法摳掉這個字，像這種地方，就需要向領導做些解釋和溝通。

往返多次之後，她終於得到通知，可以去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取准播證了。

片子就此進入待播狀態，等待中央電視台的排期。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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