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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檔案的解讀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新進展

作者介紹:徐進,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與當代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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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利用檔案已成為中國現當代史研究的一個「行規」,這無疑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大進步。但是如何使用檔案也成為目前研究中的主要問題。有鑒於此,我希望從研究的價值如何判斷、讀史料中如何提出問題和歷史情境中如何解讀史料三方面來嘗試化解這一問題。

中國現當代史研究學術史回顧

近十年來中國現當代史的研究中運用檔案進行研究成為「行規」,利用檔案相比之前單純依靠回憶錄是一種進步,但也存在很多的問題。比如對檔案的誤用、缺乏對檔案信息的充分解讀、缺乏對史料的深入分析。舉一個例子,有一本研究莒南土改的著作(《革命與鄉村》王友明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些社會學、政治學的學者向我推薦的,這本書利用了很多檔案,希望回答一個問題,抗日戰爭中的減租減息政策有沒有造成地權分散?傳統的革命史認為抗日戰爭期間減租減息政策並不激烈,並沒有造成地權分散。而美國學者像胡素珊的研究(參見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譯《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則認為由於群眾運動、階級鬥爭等因素造成了地權分散。王著並沒有突破美國學者的這個結論,而言是一種平面的擴展,但不是深入。它的特點是使用了大量檔案,但沒有挖掘出檔案本身的信息。比如檔內容案顯示,負擔過重導致地價下降,人們拚命去賣地,也是造成地權分散的重要原因。但他的研究根本沒涉及這一問題,他只是用檔案論證簡單命題。

與王著相反,秦暉「關中模式」(參見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的提出與論證,對關中的地權問題進行了有價值的研究,那麼這個方面的研究又如何進行深入呢?山西大學胡英澤利用與秦暉一樣的檔案材料,並且使用了一些灘涂魚鱗冊等資料,採用了一些統計方法,發現秦暉在使用資料上有一些不當的地方,在《近代史研究》上發表《近代地權研究的資料、工具與方法——再論「關中模式」》,對「關中模式」在資料匹配性、土地買賣頻率、分析工具、區域社會特徵等有待商榷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研究者必須了解哪些研究是深入的,哪些是沒有深入的,這樣才能有效地指導自己的研究。

下面我講一下我做的這個安徽省無為縣的研究。我研究的起點在哪裡呢?首先看一下以往的研究,比如田錫全對唐河縣統購統銷政策的研究,(參見田錫全,《基層政治動員與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推行——以1953-1957年的河南唐河縣為中心》,《歷史教學問題》2006年第3期;田錫全,《糧食統購統銷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唐河縣的運作(1953—1957)》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在我看來田錫全研究的問題就在於研究唐河的結論與我們傳統上對統購統銷政策的認識是一致的:國家給農民留了足夠的糧食,農民的生活是得到了保障。這樣他的研究看似是在一個新的國家與社會的理論框架下對統購統銷政策的研究,實際上還是那種對政策的註腳。再如羅平漢的《票證年代:統購統銷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他研究的進步在於發掘地方檔案,說明了1956年和1957年部分地區的農民因口糧不足而反抗,不足的地方在於對檔案史料的解讀有問題。他認為不是政策、制度本身存在問題,而是由於部分幹部的違法亂紀造成農民口糧不足。這種解讀遵循了書寫檔案人的調子,將問題歸結在基層幹部身上。

我研究安徽省無為縣的統購統銷,首先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的口糧到底有多少?以往的相關論述都提到農民可以吃到40斤的口糧,這個數字可信嗎?這個問題需要通過解讀檔案來解決。1956年10月份對當年產量的估產是五億兩千萬斤,根據這個估產當時做了一個統購統銷的計劃。我們知道用總產量減去收購量再減去留用糧、種子糧和飼料糧,再除以農民人口數就是當時農民的口糧。當年的實際產量是四億五千萬,比估產少了七千萬斤。當年的返銷糧食恰恰是七千萬斤,也就是說傳統上我們認為返銷的糧食就到了農民手中,而無為這一年的情況是實際上農民並沒有得到返銷糧。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口糧是30斤。再來看一下1956年底的縣委會議記錄,出現了對饑荒的討論。這樣的研究意義在於首先用檔案考證出農民的口糧到底是多少,這個研究還是一個制度史的研究,使大家對這個制度有新的理解。這還是一個縣級政治史的研究。這個研究是通過史料本身來提出問題。檔案的不同種類是不同利用的,比如有的是工作計劃,有的是工作總結。

浙江省紹興縣統購留油票

從相反和相異的史料中提出問題

與既有認識邏輯相異的史料,要高度注意。比如用無為的數據說明農民的口糧,就要注意到與我們認識中的虛假知識的區別,靠檔案說話。再比如1950年9月毛澤東批評董必武不給他作報告,現在的研究者多直接用這個事例,實際上如果仔細看《董必武年譜》(董必武年譜編纂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可以知道董必武一直在給毛作報告,那麼我們就要思考為什麼毛澤東會這樣說呢?結合其他的同時段的史料,便知道在聯合政府的體制下的運作存在黨和政府的張力關係,這是令毛不舒服的地方。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在已公布的材料、檔案中發現問題,並通過旁證、互證等方法推進新的歷史認知。

掌握相關的材料固然重要,但如何去「熟悉化」就是研究者十分值得注意的地方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從相反和相異的史料中提出問題。當今學者研究相關問題,肯定會找到大量的公開文件,形成一個共識區域。但我們需要做的是,保持對共識的警惕性。無論是已公布的各類史料還是自己掌握的一手檔案材料,時刻與既有的研究保持對話,而不是用新材料證舊觀點。如果僅是為現有研究增填註腳,那麼有無檔案材料其實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比如我在老區幹部村幹部的貪污問題就發現與前輩材料相異的問題。黃道炫教授曾(《洗臉》,《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利用大量的報刊等材料證明當時的農村幹部在土改中產生了大量的貪污問題,頗有所見。但是我利用各檔案館相關檔案材料繼續深入研究,則發現由於中共權力集中、政令暢通、動員能力強大,當其發動大規模整黨運動時,各級幹部必須遵守黨的整改等決策,各級報紙也必須凸顯黨的決策,才使村幹部貪污罪行一時顯得罄竹難書。但村幹部在看似最為嚴重的果實與攤款中的貪污問題,其實恰恰與中共既有的基層制度有直接關聯,並不如整黨運動中宣傳的那麼惡劣。(徐進:《政治風向與基層制度:「老區」村幹部貪污問題》,《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如此我們可知,不僅需要時刻注意相反和相異材料,警惕「熟悉化」的認知誤區,還要注意不同檔案材料的不同說法。哪怕只是細微的不同說法,背後也可能隱含地方實際,夾雜著政策的變異與融通,而不是既有研究的宏觀論斷。

80年代反腐倡廉宣傳畫

把史料放入歷史情境中的深入解讀

檔案的不同文類,比如總結性還是過程性檔案?多樣化史料的利用來形成對歷史問題的新認識,離開具體的歷史情境將是難以理解的。比如利用總結性檔案就得注意與之前的過程性檔案進行比對。我在研究安徽無為縣的統購統銷的實施過程,就充分利用過去研究的很少利用的縣委會議記錄、工作報告和總結,並比較縣糧食局的各種工作報告和統計表,考察了整個統購統銷的實施過程。就如上面所言,當時估產與實際產量相差太大。在這種情況下,為何在當年沒有發生饑荒呢。我就仔細考察了當時無為縣委與上級無湖地委乃至安徽省委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了使農民每月30斤的原糧,縣委多次緊急討論並再三向地委要求調撥糧食,終於得到滿足農民口糧消費的調撥糧14000萬斤,正是利用多樣化的史料,反覆考察農民口糧變化的橫向問題以及縣委與地委以及省委的互動,從而完成對無為縣政治過程的研究。

如今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當代史,利用檔案史料已然成為行規。眾所周知,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檔案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最為寶貴和重要。在強調檔案重要性的時候,也要把史料放入具體情境深入分析。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對檔案材料進行鑒別和分析。《顧准自述》一書是根據類似於檔案的原始文件而編輯出版的,均為顧准在文革期間的交代材料,許多為自誣之詞,如果以此來判斷顧准在文革中的思想狀況,就很可能與其實際情況有較大的出入甚至是乖謬。所以說檔案極其重要,但鑒別、分析更為重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利用多樣化的材料進行辨偽考證的基礎上,把檔案放入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深入解讀。

舉個例子來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堅持用階級分析方法並希冀運用階級鬥爭來改造中國社會的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極為重視各級幹部的階級成分問題。中國共產黨由於中國特色,又是十分重視基層農村政權的政黨,也非常重視農村幹部的階級成分問題。但既有的研究都偏重討論農村幹部的階級成分比重問題,似乎這些農村幹部的階級成分從未變化。其實不然,我利用河北省的檔案材料就發現,在晉察冀,不同的級別幹部在不同時段對村幹部階級成分和政治表現有不同看法,階級劃分標準的變動直接影響著村幹部階級成分的問題。抗戰時期晉察冀根據地幹部對於村幹部階級成分問題,一種意見認為不能單純從階級成分出發分析問題,村幹部階級成分中農化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凡是村幹部出現問題即是因為其階級成分出現問題。負責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黨工作的劉少奇就採取了後一種意見。又由於上有所好下必趨之,下級幹部彙報的村幹部階級成分消息失真,最終導致全國土地會議得出了村幹部韋地主富農掌握的錯誤結論。當然下級幹部關於村幹部階級成分的彙報之所以失真,固然有迎合當時高層領導意見的一面,但一方面也和階級成分標準可以有多重解讀有關。詳細的情況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中共黨史研究》發表的關於1947年整黨的相關文章,以及《開放時代》中的關於統購統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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