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茶葉收入是鴉片的5倍，鴉片戰爭有沒有另一種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引文中指出了英國政府從茶葉貿易中獲得的收入在1836年增長到了4,674,535英鎊，占國庫總收入的16%左右，那麼，英國政府同期每年從鴉片貿易中獲得多少收入呢？

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名為《帝國主義侵華史》的書中，節選了1832年英國政府對印度政府財政情況的一份調查報告：

孟加拉的鴉片專賣每年供給政府數達九十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金鎊的收入。鴉片稅是按成本百分之三百零一點七五的稅率徵收的。在目前印度財政收入的情況下，要拋棄如此重要的一種稅收，看來是不適當的。鴉片稅是這樣的一種稅，它主要由外國消費者來負擔。整個說來，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稅，更不易遭人反對。

460萬英鎊（1833年為330萬）和98萬英鎊，哪個多？

在過去的故事版本里，鴉片收入被視為英國的國家利益，號稱佔印度政府收入1/7，但是如果我們了解具體的數據可知，這個數字很不靠譜。

英屬印度政府的鴉片收入，分為三個來源：

一是壟斷比哈爾和貝那勒斯的孟加拉鴉片生產，從加爾各答拍賣中直接得利，這個過程中，政府通過發放執照和預付款半強迫農戶種植鴉片，收穫後，通過拍賣會的方式向貿易商拍賣鴉片製品，並藉此操縱價格；

二是徵收馬爾瓦鴉片的過境稅，印度西部地區和孟加拉地區不同，馬爾瓦鴉片通常由小的經銷商收購， 在做簡單加工之後賣給位於大城市的大批發商，這部分鴉片在向各個港口運銷的過程中，會被要求繳納過境稅；

三是對印度內部銷售的鴉片徵收的貨物稅，這部分屬於內銷鴉片的消費稅，不過在19世紀初數量並不多。

這三個部分加在一起，從1789年—1790年度到1838年—1839年度年均稅收只佔整個印度總稅收的6%，此後直到1888年—1889年度，這個數字才增長到15%。

如果說為了98萬英鎊的利益，對300、400萬英鎊的稅收開戰說不，英國政府也實在太不會算賬了。

至於說為了「貿易逆差」開戰，或者說為了鴉片開戰，都忽視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早在1813年，英國議會已經通過法令剝奪了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貿易壟斷權，1833年，又剝奪了它的對華貿易壟斷權，相當於拆掉了這個最大「國企」的骨頭。

在此之後，來華貿易的商人所面臨的「白銀不足」問題，理論上跟英國政府的利益毫無關係。

真正驅使英國政府走向鴉片戰爭「單行道」的，實際上是身在印度的鴉片貿易的「灰色收入」集團和英國本土的金融資本的聯盟，而非我們一直以來所認為的，力圖打開中國市場的英國工業資本家，這是兩群人，甚至在利益上都是相悖的。

不恰當地比較一下，鴉片和茶葉都是成癮性的嗜好品，也都是農業生產的粗加工製品，主要作用都是遠途出口，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相對於它們的銷售規模，生產國所獲得的利潤和稅收，並不多。

如下表所示：

道光時期財政收支統計表（倪玉平：《清朝道光時期的財政收支》，《史學月刊》2011年5月號）

這裡的關稅（和現代意義關稅不同，包括進出口稅和過境稅）是清朝全國49處稅關的正稅、盈餘總和，如粵海關、江海關、北京崇文門、山海關、張家口、打箭爐等處，那是相當的複雜，可就算把這些都加起來，一年也才400萬—600萬兩白銀的收入，不到英國茶葉稅的一半……

按照粵海關的慣例，茶葉的正稅是0.15兩/擔，而行佣這種陋規，卻要收到1.4兩，也就是10倍左右，除此之外，還有各種臨時的捐輸、攤派，靠山吃山的「產業鏈」約略放大，也就是4000萬—6000萬兩左右。

印度的鴉片產業鏈與此類似，合法的收入只有98萬英鎊，主要來源是鴉片的專營拍賣，但參加拍賣的對象，往往也是東印度公司指定的「貿易組織」，正如百年老店怡和洋行的創始人，人稱「鐵頭老鼠」的查頓（也譯作渣甸）在1839年所說：

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東印度公司。

而整個產業鏈的規模，以1836年為例，總銷售額達到1700萬本洋，也就是425萬英鎊，是印度政府「合法收入」的4倍多，與英國政府收取的茶葉稅總額不相上下。

更重要的是，印度、中國、英國之間已經建立了穩固的三角貿易體系，中國的茶葉、英國的工業品、印度的鴉片，形成了一個循環，貨款不再依賴貴金屬，而是通過英國金融機構的票據來完成交割。

印度的鴉片商人就非常希望獲得「交換票據」而不是黃金、白銀，因為這張「紙」更方便、更安全，卻往往很難如願，而倫敦的金融資本只靠著這張承載著信用的「紙」，就套取了數以千萬計的貴金屬，從19世紀30年代的每年平均1135.8萬盧比增加到19世紀40年代的2265.9萬盧比。

當時的兌換比價是1元本洋兌換2.5盧比，也就是從454.32萬元增加到906.36萬元。

如果換算成英鎊，每年流入印度的白銀並不多，也就是100萬—200萬英鎊的價值，可架不住這是持續近百年的細水長流，貿易資本和金融的結合，就形成了1+1大於2的化學反應。

金融資本笑了，工業資本卻在哭！

有鴉片這種高利潤的商品長期佔據中印貿易線路，英國工業品的輸出自然會受到影響，東印度公司哪有動力去推銷那些賣不出高價的工業品？

上篇文章，三解提到了英、美朝野對「自由貿易」的中國市場前景的過分樂觀，這並非毫無根據的想像，而是基於歷史的推測。早在1814年，即英國廢除東印度公司在印貿易壟斷權的次年，英國本土對印度出口總額僅87萬英鎊，這個數字到了1819年，已經上升到305萬英鎊，此後更是增長到了之前的10倍。

所以，英國的工業資本一步步把「上面有人」的東印度公司推向了墳墓，將它積攢了180年的特權，一條條廢除，推動中英貿易走向「自由」。

誰料想，剛剛起步的1834年就發生了「律勞卑事件」，在廣州發生了造成清朝單方面斷絕貿易的嚴重衝突，5年後，「嚴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又為了收繳鴉片，摟草打了兔子，祭出了斷絕一切貿易的大旗。

在事件最初，英國工業資本對於遠在廣州的變故絕少興趣，他們更擔心的是從中國來的原料斷絕，造成絲織產業的停產，或者茶葉價格的升高。

最終激怒他們的，還是林則徐致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件漂洋過海到達英國，在未經潤色的情況下，被直譯成英文刊發在《泰晤士報》上，欽差大臣對於貿易的態度，對於英國地位的蔑視，對於女王的教訓，只讓英國朝野看到了「傲慢」二字。

至此，輿論被推上了頂峰，以紡織工廠主的為代表的工業資本家們也聯名抗議，強烈要求議會和政府打擊清王朝，徹底破除清王朝的貿易保護和不平等歧視。

哪怕是這樣，英國外相仍舊在告誡他的將軍們，這並不是一場「戰爭」（war），而是一次報復（reprisal），因為依照國際法，戰爭期間要終止貿易，所以，英國政府自始至終沒有宣戰，當然，大清朝也不知道什麼叫近代意義上的宣戰。

因此，儘管江浙仍仍舊炮火連天，剛剛繳納了贖城費後的廣州，很快便恢復了茶葉出口……

說到這兒，我們可以簡單總結下結論，相對於鴉片貿易，英國政府在茶葉貿易上的利益更加核心，如果鴉片戰爭前夕的清朝，能夠更加善用自己手中的底牌，戰爭未必是最終的結果，林則徐看到了開頭，卻沒有猜對結局，以至於今天的國人還在嘲笑他所說的「斷絕茶葉大黃，永遠不準貿易」、「以茶易煙」，根本沒想到這才是正解。

只不過相對於「動腦」來說，國人更擅長「走心」，並以此為名，拒絕「動腦」，這才是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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