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極盛時代的文化輸出，曾讓所有英國人都離不開中國

中國工業雖有數種，遠出吾歐人之上，然以全體而論，化學上及醫學上之知識，實處於極幼稚之地位。

——馬戛爾尼：《乾隆英使覲見記》，譯者：劉半農 合著者：李廣生。

對這段話的理解，不少人往往只提後半段，即「化學」、「醫學」、「極幼稚」，然後拿工業時代中國的落後，來佐證馬戛爾尼的先見之明。

其實，馬戛爾尼來華時間為1793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死於1799年，以67歲「高齡」仍在莊園中騎馬巡視，2天後即因咽痛、呼吸困難而卧床，他的醫生專家組在21小時內為他放血4次，總放血量達2000毫升，病情毫無緩解，最終死亡。

至於化學，法國化學家拉瓦錫1789年發表了《化學基本論述》，基於氧化說和質量守恆定律，開啟了「定量化學」的時代，在這之前，歐洲的化學家們還普遍認為「燃燒」的原因是可燃物中含有「燃素」，而拉瓦錫的理論得到全面推廣和認可，又要到1795年左右。

上述個例，並不是要為「天朝」辯護，而是指明一個事實，在科學的「孩童期」，科學對於工業的反哺作用仍微乎其微，一個8歲孩子笑話6歲孩子不識字，並不能導出這個6歲孩子智商低、識不了字的結論，更不能解釋為什麼走向了此消彼長的結局。

真正的原因，是經濟。

馬戛爾尼的論述，還有前半段，就是中國有幾種工業遠在歐洲之上，上篇文章我們已經談到了棉紡織業，本文重點談「茶」，下期重點說「絲」。

「茶」是嗜好品，「茶」的故事，歸根結底是需求的疊加。

17世紀中葉，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平均每年只有2萬磅（1磅約合454克），半個世紀後的171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5萬磅，已經能夠滿足全國的消費需要，又是100年過去，增加到了2100萬磅，其中有400磅用於再出口。至1812—1830年間，英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已經達到了3000萬磅之多。

在這個過程中，「茶」和「糖」一樣，經歷了由奢侈消費品到大眾嗜好品的變遷。

美國學者湯姆·斯丹迪奇在他的科普著作《上帝之飲：六個瓶子里的歷史》寫道：

1669年，東印度公司首次以公司名義從東印度（爪哇萬丹，即今印度尼西亞）進口了一批茶葉。此後，茶葉才逐漸在較大範圍內開始供應。茶葉的零售價格由於供貨不穩定變化很大，最昂貴時在1660年是每磅6—10英鎊，到1700年降到了4英鎊左右，質量較差的也要1英鎊。不過，那時一個貧民家庭的年收入也才20英鎊，所以喝茶對很多人來說仍很奢侈，暫不能普及。到17世紀末，受到廉價咖啡的衝擊，茶葉價格才有所下滑，但一杯茶的價格仍是一杯咖啡的5倍。（可見究竟什麼是「貴族飲品」，呵呵）

18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建立了貿易站，可以直接從中國進口茶葉，於是英國茶葉進口量直線攀升，價格一路下跌，為茶葉走近更廣大的民眾創造了必要條件。1718年，茶葉取代絲綢成為英國從中國進口的支柱商品；僅1721年一年進口量就達到5000噸……茶葉進口量最大的時候曾佔到公司貿易總額的60％，茶稅佔到政府收入的10％左右。

這種消費平民化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1766年，茶葉在英國每磅平均售價已經降至約5先令（20先令為1英鎊），幾乎每個英國人的錢包都負擔得起，「從公爵到最卑微的擠奶女工都要飲茶……連洗衣婦也認為，在早餐時她不能沒有合適的茶」。

巨大的需求製造的利潤令人瘋狂，到18世紀末，英國東印度公司索性把絲綢、瓷器等留給私人「優待噸位」（privilege tonnage）去經營，公司集中經營茶葉。

在1834年公司解散前的最後幾個年頭，茶葉乾脆成了公司「從中國輸出的唯一的東西……以至國會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須保持一年供應量的存貨。在壟斷的最後幾年中，茶葉帶給英國國庫的稅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萬鎊，從中國來的茶葉提供了英國國庫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東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潤」。（郭衛東：《論16-19世紀中葉國際貿易中的東方貨品》，《天府新論》2014年第4期）

同期的美國、荷蘭，莫不如此，早在172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出的中國商品中，茶葉已經佔到了85.1%。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馬薩諸塞州州長托馬斯·哈欽森估計，美國每年的茶葉消費在297萬公斤左右，相當於人均1.1公斤。

絲綢之路，最終走入了「茶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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