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進化的模式是否對所有生命都適用，或許只是巧合的結果

英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Wells）筆下的外星人，其天馬行空的形象是作者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塑造的。《世界之戰》中，巨型的火星入侵者長著鞭子似的觸手。它們面臨滅絕的危機，因此在其他星球建立殖民地（主要是地球）以拓建全新的生態系統。《時間機器》中，穿越到未來的時間旅行者，遭遇了兩種後人類（註：勞動階級的後代莫洛克人和資產階級的後代埃洛伊人）。究竟是什麼讓威爾斯的想像力如此超脫不凡，至今都啟發著科幻小說愛好者和科學家？正是他深信的自然選擇進化論具有的普適性。

但是大千世界任何角落，進化論是普適的嗎？達爾文的進化論成功地解釋了地球生命，以至於我們不少人都覺得事實就是如此。實際上，遠古時期的地球，乃至銀河系的其他角落，進化的機制可能不盡相同。我們可以設想這樣的一個行星，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佔據主導（註：拉馬克認為，生物經常使用的器官會逐漸發達，而不使用的器官會逐漸退化）；或者這樣的一個世界，大規模基因突變——而非自然選擇的逐漸變異——是變異的主導因素。麻煩在於我們並沒有辦法證明，地球上進化的模式是否對所有生命都適用，或許只是巧合的結果。

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天體生物學方面的進展，可能有一天能讓我們從實證角度上驗證進化論。目前幾乎每日發現的宜居星球有無數個，這意味著某一天，我們至少能找到一處乃至多處生命的跡象——或以化石的形式，或是遙遠的衛星冰川下海洋的微生物，或是（太陽系外的）外部行星富含氧氣的大氣，或是外星人傳來的信息，又或外星人的物品也說不定。其他角落的任何生命跡象，都會幫助我們搞清楚進化機制可否超越地球，在宇宙其他地方也適用？

不過，還得等等，有個小問題。地球上自然選擇是怎麼進行的，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

就拿我們今天看到的，生命起源這個經典問題來說吧。進化論告訴我們，所有的有機生物都是從共同的祖先進化而來的，從簡單到複雜的生命形態：獨立的基因聚合成染色體，細胞器進一步構成原核細胞，單細胞生物發展到多細胞生物。麻煩的是，我們不確定這個層級機制是怎麼形成的。至於為什麼更多的單細胞生物並沒有進化出更高等的狀態，自然選擇並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一書中談及這個問題。他指出，自私行為促使個人生存，但相反，自我犧牲卻能增進群體福祉。

銀河系其他角落，進化機制可能各有不同。

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就是，乘坐時間機器回到地球的遠古時期，觀察生物層級的發展構建。但這根本不現實。稍微現實點的做法是發現並研究銀河系的其他生命。我們可以靠外星生命的形體結構和分類是否和地球生命有任何的相似，來判斷生命的進化過程是否具有普適性。

還有個難題與生物的進化能力有關。我們知道有些東西相對而言更靈活，更容易變化。但是，這樣相對的變化能力不只是按照基因預先的設定。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基因調節網路和基因組結構；包括生命體進化所在的整個系統。要知道，每一次爆髮式進化，都會帶來廣泛的變異。例如，在多細胞生物出現之前，單細胞生物能做的就那麼多——不能跑，不能築巢，也沒有語言。我們可以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被一個進化系統囊括，那就是生物圈。

但是如果我們遇到別處的生命，能發現他們的適應性包括對生物圈敏感而豐富的反饋嗎？或者我們遇到一種生命，其基因的多樣性都是內部自發的——如自我催化式的進化——那麼它一切未來的進化都是先天決定了的。

《物種起源》的結尾，達爾文是這樣描述他的理論的——超越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可以想像，達爾文與來自鯨魚座T星的第四顆行星的博物學家產生共鳴（T Ceti，鯨魚座內一顆在質量和恆星分類上都和太陽相似的恆星，常出現在一些科幻小說的作品）。同時發現「自然選擇」的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Wallace），理論則更進一步。華萊士在他1904年版的《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the Universe）及1907年版的《火星適合居住嗎》（Is Mars Habitable?）提出，將地球的進化論運用至宇宙里其他的居民。

100多年來，這些理論一直被認為只是形而上學的狂想。但是，這種看法能維持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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