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本書，20 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東歐篇

編者的話

蕭瀚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副教授，本名葉菁。這位出生於1969 年的學者，早年在天則經濟研究所任職，曾經出任《財經》雜誌的法律顧問，現在則主要從事憲政史與社會理論方面的研究。他為公眾所熟知，多半是因為他對大量社會公共事件和法律事務的發聲，參與了諸如孫志剛事件、劉涌案、黃靜案和 SARS 等公共議題的討論。

5 天后，蕭瀚給我們發來了這樣一條表示疑惑的信息：「突然想到，這個主題——而且這麼長的文章，與你們的一般風格其實非常格格不入，你們是怎麼想到要發這麼一篇（組）文章的？」

1 年以前，我們曾做過一組專題文章——「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回答蕭瀚這個問題可能要從這個時候開始。

在那個專題中，我們從當年的社會問題著手，提出了85 個問題。我們想要探討的是：

一個社會，需要傳承。如果傳承給年輕人的是一個烏七八糟的社會：價值觀混亂、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義泛濫、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類積澱的文明被漠視，那麼，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對年輕人的好」。

我們是從過去一年裡發生的種種公共事件和公共議題中感受到這一點的。很遺憾地說，那些讓人瞠目結舌的古怪的事件和議題，在年輕人占多數的網路上被放大，這個感受起來並不美好的世界是年輕人自己做出來的。本來我們只是想盤點一下社會發生了什麼，但接下來它促成了新的思考：未來年輕一代會越來越成為社會主流，這是我們希望的未來世界嗎？

《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

伍德羅·威爾遜，來自：維基百科

整個中國在這 1 年裡繼續發生著變化。思考也在繼續。

這種擔憂並不只是出現在中國，也並不僅僅是出現在這一代人身上。

100 年前，理想主義政治家、哲學博士、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面對複雜國際問題之時，發現了一個共性的本質上是來自國內的問題：如何在治理正在工業化的社會時，找出一個能讓社會中所有人都同時受益的辦法？

對於年輕一代未來所身處的世界，與工業化社會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會真正形成相關。

在中國的語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種語言體系來表達，比如「共同富裕」，比如對階層分化、固化等各種問題的擔憂和解決之道。

所謂國家轉型，也是探討我們的未來，如今和未來的年輕人，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

對我們有所啟發的，還包括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我們的孩子》（Our Kids）在今年出了中文版。

在這本書中，帕特南總結了美國的傳統理想，「舉其要者有兩點——首先，我們美國人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經濟不平等更可怕；其次，我們也相信，代際之間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內的不平等更惡劣。」

《我們的孩子》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現如今，來自於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青少年，他們是否還能獲得大致相等的人生機會，而機會平等的狀況在過去數十年中是否發生了改變？」

在短暫而迅速的發展過後，在中國，這個問題在 2017 年凸顯出來。

帕特南為他的「美國社會問題」版本解釋說，「財富平等和機會平等畢竟不是同一件事，不能一概而論。在今日的美國，父母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決定了他們的孩子天差地別的人生，也構成了我們所講述故事的關鍵背景。」

它同樣觸及到我們這個社會所特別關注的點，雖然帕特南所說的是美國這個成熟社會裡的「轉型」問題——它可能從來不意味著只是正向的、向著越來越好的方向轉型。但他所揭示的，還是那個根本性的問題：什麼才是一個好的國家？一個「好」的國家如何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如何才能生活在一個好國家？個人如何才能獲得自由、平等和幸福？為什麼有的國家興盛，有的國家衰落？中國未來向何處去？等等。

究其根源，背後都是轉型問題。

約翰·羅爾斯，來自：thephilosophersmail

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曾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德性一樣。在一個正義的社會裡，平等公民的各種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於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

一個理想的國家必然有著正義的社會制度。而一個尚未實現社會制度正義的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轉型成為這樣一個國家。轉型過程本身決定著正義能否實現。它對國家的興衰和個人的幸福至關重要，也往往充滿著各種挑戰、鬥爭和戲劇性。

無論是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法國的大革命，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的二月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以及 20 世紀後期以來，被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稱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東歐、南歐、拉美、韓國和土耳其等國的民主化，包括 2010 年末才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都體現了轉型之重要和艱難。

這其間，不同國家在轉型期的不同選擇決定了其轉型的成功與否。採用什麼樣的治理技藝？建立了多大程度上正義和包容的制度？有著什麼樣的關鍵人物？等等，都是國家轉型成敗的重要因素。

我們就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出發的。

塞繆爾·亨廷頓，來自：維基百科

這比我們想的要複雜。在語境中，它幾乎可以肯定地被認為「不合時宜」，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雖然，這是個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沒打算迴避的問題。

關鍵在於對「轉型」的理解。比如，有關南非，我們可能只是熟悉幾個人的名字和他們的標籤。的確，在反種族主義語境里，它是一個廢除種族隔離實現人權和平等的話題；在南非當年的執政者那裡，是個如何進入普適價值世界的話題；而如果更進一步，以經濟發展的眼光來看，這其中有工業轉型——南非從礦業為主的資源開採型工業向現代製造業轉移的過程中，黑人從季節性工人轉變為現代產業工人，緊接著是他們成為城市市民的組成部分，再接下來的是城市化。

我們希望更多去發現背後的因素。

所以，你會發現蕭瀚會從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的西班牙轉型上溯到整個西班牙內戰時期……

有的時候，它讀起來可能並不輕鬆：並不僅僅是由於歷史本身所自帶的沉重，還有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摸索出一個更有針對性的報道方式。

伊曼努爾·康德，來自：維基百科

這個系列會用十幾篇文章來探討「國家轉型」這個大話題。我們希望，它們能給你帶來一點啟發。更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後都會有一個關於國家轉型的推薦書單。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方便你進一步閱讀和思考。畢竟，影響國家轉型的不僅僅是制度，還有制度下的每一個人。

以下是我們的第一篇，探討的是東歐國家的轉型。作者是《財經》雜誌的副主編蘇琦。

東歐轉型為什麼避開了拉美陷阱？

東歐的轉型始於 1989 年。在此之前，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都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準，其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上下，東歐的其它國家的人均 GDP 也大都在 1000~2000 美元區間，按塞繆爾·亨廷頓的說法，從經濟發展水平看，具備了轉型的基礎。

但東歐轉型並非單純由經濟因素推動，其來自於蘇聯的管控力的減弱以至消失才是關鍵。而且，普遍來看，這些國家，尤其是來自於中歐地區、非奧斯曼帝國領地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有過民主國家的初步訓練。

另外一個關鍵因素在於，它們擁有明確的目標：回歸歐洲，而正在擴大規模中的歐盟是當然的目標。

這些因素導致東歐國家在擺脫歐洲經濟互助委員會和蘇聯衛星國從屬地位所產生不利影響這些方面——表現堅決，它們也普遍被認為 1989 年之後轉型成功而且迅速。

也因為目標統一，轉型過程當中各方力量克制包容，這也是轉型過程保持順暢的原因所在，也是區別於其它地區——比如南美轉型陷阱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蘇琦現為《財經》雜誌副主編，主管宏觀與學術。他看過很多書，比較關注歷史、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話題。之前則任職於《中國新聞周刊》經濟部主任、主筆和《經濟觀察報》區域部主任。

蘇琦，來自：bnu

他的這篇文章從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入手：同樣是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推進經濟轉軌，東歐國家為什麼沒有陷入拉美式陷阱呢？

雖然經濟衰退的程度很深，持續的時間也比較長，但在東歐國家後共產主義時期的轉型過程中，拉美國家經濟調整過程中所出現的那種從 1970 年代一直持續到 1990 年代的動蕩且有著暴力衝突的政治局勢並沒有出現，威權政治或民粹主義浪潮也沒有吞噬貌似脆弱的民主轉型。相反，向民主和市場化的轉型持續並鞏固了下來，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面對的是不健全的民主體制與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的次優組合。

蘇琦介紹了匈牙利學者貝拉·格雷什科維奇的新書《抗議與忍耐的政治經濟分析》，他認為格雷什科維奇在這本書中對東歐與拉美的轉型進行了詳盡的比較分析，並給出了頗為令人信服的答案。

斷絕了民粹主義的選項，如何表現得更「歐洲」？

格雷什科維奇首先批評了那些預言東歐轉型破產論者陷入了簡單化的經濟決定論，這些人似乎認為只要經濟好，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會發生，反之，只要經濟不好，一切糟糕的事都會接踵而至。

在經濟決定論的背後其實也包含一定程度對拉美民粹主義的誤讀：民粹主義劇目很少發端於宏觀經濟極端不穩定和大幅衰退的時期，因為民粹式經濟政策需要足夠的資金支持。民粹主義更容易出現在這之後有了「讓人喘息的空間」的時段。

東歐轉型初期災難性的宏觀經濟狀況實際上在某種程度排除了民粹主義的選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前共產黨人在 1985—1987 年試圖以准民粹化的措施使經濟復甦的努力失敗了。此一失敗損害了前共產黨人作為勝任的改革者的信譽，並讓人們對那些以財政擴張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實現經濟復甦的匆忙舉動充滿疑慮。

來自：維基百科

東歐與拉美的另一個重要差別是，東歐國家出口部門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分割程度沒那麼大。出口部門綜合了開發、生產和營銷活動，而這些活動集中於競爭性市場並且不均衡地分散在各家公司之中。因此，以犧牲出口部門為代價的民粹式再分配壓力就更小。針對國內市場的部門更少有機會強制推動拉美經常發生的那種經濟政策的轉向。

除了宏觀經濟方面的制約，維繫國際「遊戲規則」的願望也發揮著限制作用：東歐國家希望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國際銀行界保持合作，並希望儘可能與歐共體結合在一起。在轉型的初期階段，該地區的許多國家試圖保持這樣的形象：有誠意的改革者、可靠的債務人以及一個聯合的歐洲的潛在成員。

由於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對外部影響的敏感和對加入歐共體的承諾，實施於不同東歐國家與不同政府時期的政策一直處於非常嚴格的界限之內。這意味著，即使東歐社會的許多群體投票支持包裹著民粹主義外衣的經濟政策，到頭來只會發現那些新自由主義政策會在新的政權以及新的黨派旗幟下頑強地捲土重來。

改革團隊和主政者擁有更多共識，新自由主義

此外，雖然東歐與拉美的轉型同樣是從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出發，但東歐的精英層顯然更願意擁抱新自由主義的選擇，因為他們之前的進口替代戰略是斯大林的戰車強加的，不像拉美那樣充滿本土創新色彩。換句話說，他們對進口替代的遺產更為拒斥，而拉美人則從未全身心擁抱新自由主義道路，甚至一有機會就走回老路。

在進行新自由主義的轉型時，在有一點上東歐和拉美是相似的，那就是改革團隊都得到最高領導人的支持，比如皮諾切特對「芝加哥男孩」們的支持。這種政治資源的加持對於維繫改革團隊的專業獨立性，從而推進「不得人心」的甚至需要「保密」的改革方案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如果不想使匯率大幅貶值的政策自找失敗，就必須大範圍地避免討論這一政策。

來自：維基百科

最高政治領導人的支持似乎都是使新自由主義戰略成功制度化的關鍵因素。但相比之下，東歐的改革者們顯然更具獨立性。在部分拉美國家，商業團體——多元化、國際化以及出口導向型的大企業以及他們的聯合會成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溫床，並且他們在將自己的國家「重新改造」成自由市場經濟體方面起到最積極的作用。而在東歐國家，人們沒有看到商界很多地參與對轉型過程的設計與指導。商界控制下的改革團隊與改革藍圖似乎基本上不存在。發動與控制東歐轉型的是技術官僚團隊，他們有學術背景。在東歐，決策權明顯集中於具有連貫性的改革團隊的手中，而這些改革團隊不受其他官僚集團、商業協會、工會、各種不同的公民組織以及政黨的影響。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避免改革被商業利益集團把持的指責，尤其考慮到市場化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私有化緊密相連的。

在改革者所在的官僚體系的核心機構，這種政治支持也很明顯。他們所在的單位——部委、戰略委員會、顧問組以及內閣——成為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權力中心，並常常成為整個官僚體系改組的起點部門，而這種改組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或清除持反對意見的強勢官僚部門。而在俄羅斯，重要的行政管理職能缺乏整合的事實可能是改革者失敗的部分原因，雖然改革團隊雖然得到了葉利欽的全力支持。

融合的迫切性，「外國貨幣醫生」這樣的國際組織保持了正面形象

來自：維基百科

與隔絕於世界知識網路和市場的更不發達的較小國家相比，與世界融合的國家或者大國似乎對外國顧問知識傳遞的依賴度要低，並且受國際壓力的直接影響要小。在設計調整或者轉型戰略時，前者可能比後者更多地依靠他們自己的技術官僚隊伍與知識能力。

到舊體制崩潰時，匈牙利與波蘭的專家知道並且已經嘗試過他們曾可能從國外顧問那裡學到的大部分知識，並且他們也理解國際金融組織的期望值。這種情況可能使他們具有相對自主的地位。可是，東歐地區國際融合度較差的國家，像烏克蘭、羅馬尼亞或者保加利亞，在他們最終實施調整措施時所具有的自主性就要小很多。

而且與智利的情況不同的是，「外國貨幣醫生」在波蘭與東歐其他國家的活動及其對國內政治所施加的影響是在民主體制下進行的。這種情況使他們在東歐國家的作用中有著更正面的道德含義。

窮人數量少和人口偏老齡化，讓社會趨向於穩定

在對經濟決定論展開的批評中，格雷什科維奇認為那些預言東歐轉型破產論者缺乏社會性視角，也沒有考慮政治生活的自主性。決定民主存活率的不僅僅是轉型的經濟績效，還有其他結構性因素，包括社會結構、社會心理、文化傳統以及從共產主義時代留下來的遺產。在東歐，結構性、制度性以及文化性因素阻礙了具有潛在不穩定作用的集體行動，並為在不健全的民主體制與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之間形成持續的低水平均衡鋪平了道路。

格雷什科維奇指出，最初正是共產主義體制的社會經濟遺產產生了一種阻礙動員以及相應的具有政治穩定作用的效果。

該地區的很多公眾部門掌握著相對多的儲備，使他們得以渡過艱難時期。由於不存在拉美國家那種收入極端不平等和貧困問題，邊緣化窮人的數量較少，居民城市化的程度相對較低，換言之不存在人口過多且含有爆炸性政治危險的非正式城市聚居區（貧民窟），暴力性群體政治行動的威脅可能受到了削弱。而該地區高得多的教育水平或者缺乏政治暴力的現實傳統之類的文化性因素，可能也強化了上述情況。

貝拉·格雷什科維奇，來自：ceu

後共產主義社會的另一個結構性遺產人口結構特徵。與大多數具有反叛精神的第三世界國家相比，後共產主義體制下社會的人口平均年齡通常都更高，並且城市化水平更低。一般來說，老年人——尤其是領養老金者——無法舉行罷工或者從事騷亂活動，即使他們覺得很委屈，同時農村社會的成員通常也不能這樣做，因為他們分散居住在鄉間。於是，主要的社會群體像窮人、領養老金者以及農村人口不得不忍耐經濟上的窘境。即便他們將自己的不幸與經濟轉型戰略掛上鉤，他們表達抗議的唯一手段就是投票給反對派政府，而如前所言，反對派政府到頭來也只能實行改頭換面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

還有這一點很重要的是，東歐國家的改革者們並沒有急著去消滅共產主義時期所遺留的「早熟的福利國家」。實際上，從 1990 - 1993 年，幾個東歐國家社會性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了。雖然問題的另一面是，在相對比例上升的同時，社會性服務的質量與數量都惡化了。另外，企業對後共產主義時期嚴厲經濟狀況調整的推遲，也為它們的員工爭取到暫時的好處。由於在初期仍保留著多餘的僱員，企業在關鍵的開始階段可能既降低了組織化勞工罷工的風險，也降低了其他類型的破壞性威脅的危險。

概而言之，與拉美國家不同的是，後共產主義國家人口中的較大一部分能夠利用相對充足的儲備以度過艱難時光。這可能減少了東歐國家在經濟困難時期出現暴力性與破壞性社會反應的風險。

潛在的反對派，其實也是當政者聯盟的組成部分

當然，東歐國家也有貧困問題。有些生活在絕望境況中的群體無法獲得能夠使他們度過艱難時光的資源。不過，和他們在拉丁美洲與其他南方國家的同伴相比，他們在地理上更為分散且人數更少。這並不是他們通常無法組織起來開展政治活動的唯一原因，他們似乎也缺乏潛在的組織者與盟友。在剛剛民主化的後共產主義國家中，人們看到不同的社會群體間幾乎沒有凝聚力。相反，有一些證據顯示，不同政黨、工會、社會運動與其他民間力量相互之間關係的基本特點是爭鬥、對合法性的爭奪、排擠以及壟斷選區的企圖，而不是對成功的政治行動至關重要的團結與合作。窮人們被排除在最有發言權的社會組織之外，他們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忍耐」之外很少有其他選擇。

勞工抗議也沒有對與轉型有關的政治態勢起到多大的決定性作用，因為東歐所發生的罷工相對較少。考慮到東歐國家勞動者的工會化程度遠高於許多欠發達國家，並且經濟體中的很多戰略性部門都有完善的工會代表機制，這一點頗讓人感到奇怪。

來自：維基百科

格雷什科維奇認為，三種同樣和共產主義遺產有關的制度性因素，可能使得大部分工會採取合作的態度。第一個制度因素是，由於國有制的普遍存在，工會與管理人員有相互合作以及共同開展遊說活動的傳統。第二個因素是，勞工運動常常覺得它與執政的政治勢力有緊密的關係，比如波蘭的團結工會與第一任政府有著密切聯繫。後來，波蘭和匈牙利的作為前共產黨繼承者的執政黨和作為共產主義時期工會繼承者的工會之間也結成了類似的聯盟。有時，這些聯盟就意味著它們會對執政當局的經濟政策提供明確或至少是默認式的支持。第三個因素是政府採取的「分而治之」或者戰略性補償的策略，這種策略有時是在社會協定的框架下實行的。因此，在面臨由危機和改革所引致的困難時，窮人以及人數更多和更有發言權的勞工團體也不得不繼續忍耐著。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東歐國家對經濟困難的主導性社會反應模式是退出，即大規模地從正規經濟部門退出，或者普遍地不再遵守法律，而不是發出聲音或起身反抗。這也是使政治保持穩定的一部分原因，因為相較於破壞性的集體抗議，非犯罪性退出至少在短期內可能會產生穩定性作用。由於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間以及合法活動與非法活動間存在著模糊界限，並且東歐人傳統上對法治有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所有的民眾團體，包括工人和窮人，在整個轉型期間都不同程度地以不同的方式採用非正規方法，而無須在生存壓力下進行暴力性的集體抗議。

一個很理想化的現實：大家都採用民主程序來表達主張和抗議

來自：維基百科

總而言之，東歐的民眾沒有採用暴力性的直接抗議形式，而是保持克制，並要麼採用非正規方法，要麼利用其僱主的能量強迫政府進行保護性干預。在政治活動中，他們轉而運用抗議性投票，通過民主機製表達他們的要求，並拒絕採用其他的行動策略。

因此，後共產主義時期的典型模式是，輿論傾向於採用民主程序而不是其他手段來表示抗議。這進而對與轉型有關的政治態勢產生重要影響。與所有其他的進行抗爭的團體不同，比如騷亂者、罷工者、絕食罷工者或者暴力示威者，他們對政治人物構成直接的威脅，進行抗議性投票的人一般會尊重民主程序的制度性和時間性安排。——他們必須將制度上的時間安排作為對他們行動的時效限制，並根據即將到來的選舉、合同談判或者至少是財政年度來考慮問題。

與拉美國家相比，這種傾向於民主程序的社會抗議形式，給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者和民主派政治人物提供了更多的進行政治計算的機會，以及更長的實施與鞏固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時限，從而使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得以實施以及民主體製得以鞏固的可能性都比通常所認為的那樣要大。

只要經濟好，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會發生嗎？

人們一度認為民主化必然會威脅到經濟的穩定，因為它會使以前受排斥的社會集團提出由民眾掌握對政策決策的控制權的主張，但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東歐國家所發生的情況剛好與之相反。事實上，新的政治制度可能會起到安全閥的作用：它們將對社會不滿情緒的表達導入民主程序之中，並由此造成一種延遲和平衡的效果。民主化沒有威脅到經濟穩定與轉型，而是最終成了它們的政治工具。

然而，人們同時也不能高估東歐轉型的徹底性和完美程度，說到底這是一種不健全的民主體制與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之間的低水平均衡。

在格雷什科維奇看來，首先，儘管經濟改革沒有被拋棄的部分原因在於同時進行著的民主化進程，然而正如悲觀者所預言的那樣，經濟改革的進展之所以比激進改革者最初所預期的要慢，也正是由於民主體制的影響。其次，與悲觀預言不同的是，經濟危機與新自由主義式的轉型都沒有導致民主體制的崩潰，而新的政治體制似乎已經在所有東歐國家都紮下了根。可是，部分地是由於危機與改革的影響，充分發育的西式民主體制的某些重要成分依然繼續付之闕如。

來自：維基百科

簡言之，民主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能夠被同時引進，原因僅僅在於它們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實現。由於危機與經濟轉型的影響，民主體制只能在犧牲其某些本質的特性時才能穩定下來。相應地，經濟轉型只有在犧牲其速度和激進性的情況下才會保持其可行性，而其許多不完善之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變革的民主體制框架所致。經濟與政治體制達成一種均衡狀態，但是與像西方那樣的成熟市場民主體制通常所具有的均衡狀態相比，這種均衡處於較低的水平。

萬事開頭難。即使是低水平的均衡，也比在威權式新自由主義路線和民粹式不可持續的高福利主義路線之間反覆折騰要好很多。實踐證明，這種低水平但相對穩定的均衡，為後來東歐向成熟市場民主體制轉型升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註：所有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原文標題為《轉型東歐為何避開了拉美陷阱》）

推薦書單

1.《抗議與忍耐的政治經濟分析：東歐與拉美轉型之比較》

「在蘇聯解體之後，關於東歐會出現大範圍政治與經濟崩潰的黯淡預言並沒有變成現實。雖然經濟衰退的程度很深而且持續的時間很長，東歐的政治生活中卻沒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曾出現的那種劇烈動蕩的現象。

怎麼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為什麼中東歐人對體制變革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的抗議要少於十年前的拉美人？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中東歐社會在面對經濟困難時主要採用了較少破壞性的抗議形式？為什麼許多人擔心的整個地區範圍內的威權主義或者民粹主義的回潮沒有出現？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民主體制能夠抵禦危機的威脅？經濟危機對這一地區的政治領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激勵作者寫作這本書的是這樣兩個問題：預言的失敗與後共產主義時期的轉型現實」，本書作者貝拉·格雷什科維奇（Bela Greskovits）在引言中寫道。

格雷什科維奇是匈牙利人，現為中歐大學國際關係和歐洲研究系主任，教授。他作為一個親歷東歐歷史性變革的學者，對東歐轉型的觀察、理解、分析和思考有一種活生生的現場感。

2.《第三波： 20 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

這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民主轉型領域的經典作品之一。

在這本書中， 亨廷頓總結了 19 世紀以來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進程及其產生的原因，重點分析了 20 世紀後期重要的全球性政治發展——大約有 30 個國家從非民主政治體制向民主政治體制發生的轉型。他試圖解釋 1974 年到 1990 年間的這一波民主化浪潮發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帶來的直接後果。

「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現實。對未來的民主國家來說，未來的政治精英必須至少相信民主對他們社會和對他們自己來說是一種最不壞的政體。他們同樣必須掌握技巧來實現向民主的轉型，既反對激進派，也反對守舊派，而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並會不斷地試圖瓦解他們的努力」，亨廷頓寫道。

3.《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

本書作者斯迪芬·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羅伯特·R.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在利用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 12 年拉丁美洲和亞洲經驗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一種研究民主化轉型的新視角：從分析經濟危機和威權退卻的關係開始，繼而分析了威權統治的經濟和制度遺產如何影響新民主政府發動和保持經濟政策改革的能力，最後分析了政治經濟改革成果在長時段內鞏固的問題。書中，他們強調了經濟環境、競爭性群體的利益和權力以及代表機構（尤其是政黨）居間調節角色的關係。

「我們認為，威權和民主政權維繫權力的能力部分取決於經濟績效，而後者又依賴經濟政策的實施情況。政治制度在改革的發起和鞏固階段都會影響政策的一貫性，在發起階段，行政權威是一個有利條件，而後一階段的成功要靠建立起社會性的支持力量」，他們寫道。

4.《威權統治的轉型：關於不確定民主的試探性結論》

這是政治學家吉列爾莫·奧唐奈 （Guillermo A.O"Donnell）、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勞倫斯·懷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合編的四卷本《從威權主義統治轉型:民主的前景》的最後一卷。

該叢書是研究威權政體和民主轉型的劃時代著作。《威權統治的轉型》在精闢地總結前三卷集體智慧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開山性質的關於政治轉型研究的範式和理論，並以引人入勝的敘事方式和恰當的隱喻講述了政治轉型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和不可預測的結果。

「通往民主的轉型絕對不是一個線性或理性的過程。對於能力的不確定性還有動機的懷疑實在是太多了。只有當轉型結束之後，當人民學會容忍有條件妥協的時候，我們才能期待民主制度會帶來對於共同利益更深刻的體會，還有創造一個不懷疑彼此動機、想法和理念的態度」，作者奧唐奈和施密特寫道。

5.《通往民主之路：民主轉型的政治經濟學》

這是政治學家詹姆斯?F?霍利菲爾德 (James F.Hollifield) 和加爾文?吉爾森 (Calvin Jillson)所編的一本「向民主轉型」的文集。

文集所收錄的論文考察了不同國家——包括拉丁美洲、亞洲、東歐、非洲國家——所採取的不同民主轉型路徑，以及穩定新的民主體制所需要的政治和經濟方案。通過分析軍管體制、專制體制的寡頭政治集團，揭示了統治集團內的分歧怎樣推動了民主轉型，統治集團外的群體和利益集團怎樣發出挑戰，以及為什麼結果往往是經濟表現不佳。除此之外，本書還就美國外交政策對民主化的推動和投入問題進行了廣泛探討。

「我們認為，最近的民主變革同早期的一樣，有其政治（權力關係的變化）上和經濟（交換關係的變化）上的根源。本書的案例研究很清楚地展現出這次變革的共同特徵：（1）重新強調個人權利，最基本的表現就是自由和公平選舉；（2）自由市場，需要引入競爭、法治和信息交換自由；（3）公民社會（獨立於政府的組織和團體構成的動態領域）在全球不同地區的復甦」，兩位編者在書中寫道。

6.《從威權到民主：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2008年7月10-11日，國際經濟學會（IEA）圓桌會議「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召開。這本書即是這次會議的文集，編者為國際經濟學會主席青木昌彥和國際經濟學會執行委員吳敬璉。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循著這樣一個路徑：早期的改革是打破大一統的計劃經濟，財政分權體制激勵了地方政府乃至全國達成共識，都為了同一目標和單一任務——推動經濟的增長。而 20 世紀 90 年代後半期以來，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新挑戰，如環保問題、社會不公、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時，要應對多重目標和任務，扮演多重角色，選擇正確的政策和有好的執行能力，才能夠平穩發展，過渡到現代國家的行列」，編者序寫道。

（註：每本書的具體介紹由編者所加，不代表本文作者觀點。）

題圖為 1989 年東歐劇變時的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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