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復旦，常在心中

文化 10-16

母校復旦，常在心中

文｜李輝

請柬 (1)。

請柬 (2)。

一九七八年二月，從湖北隨縣走進復旦大學，轉眼就快到四十年了。母校復旦，常在心中，從來沒有離開過。適逢紀念恢復高考四十年，七七、七八級的同學都收到由復旦大學校友會寄來的請柬，大家期盼再相聚。

生於五十年代的我們這代人，沒有接受多少好的教育。母親是小學教員，總是跟著她走，從這個公社小學到另外一個公社小學，十二歲前，可以說一直是漂泊狀態。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歲這年，才回到隨縣的城關鎮。正是「文革」高潮期間，沒有書可讀，小學、中學期間，基本上是閑散狀態，一直到一九七四年高中畢業，上山下鄉，前往山區的茶場，開荒種茶。

「文革」結束，一九七七年一月，招工到城裡的湖北油泵油嘴廠。幸運的是，我被分配到子弟學校教學生的語文。當年十月，得知可以參加恢復的第一次高考。雖然只有兩個月時間準備，卻因為在學校，數學、歷史地理等科目可以諮詢相關老師。我想，這就是我的運氣。

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哪位前往湖北的復旦老師，竟然選中了我，讓我這個一直生活在小鎮、縣城的考生，做夢都沒有想到能來到上海，走進復旦大學，四年時間，睜眼開世界之大。

其實，從考卷上的成績看，文理科每個科目的考試都是六十幾分，在整個湖北的七七級考生中間，肯定不理想。可是，這位老師卻選中了我，讓我從此與復旦大學有緣。在這裡，我要對這位從不知道的老師，表示深深謝意。

走進復旦，視野才為之開闊，未來的人生也由此開始改變。

1978年大學期間查閱圖書館卡片。

1982年畢業前夕在圖書館前留影。

剛進校，圖書館是每天必去之地。人多，桌位少，提前趕去排隊幾乎是常事。最近，一位同學推送的圖書館文章，其中一張照片，發現右邊的居然是我！就是在圖書館，我得以學到不一樣的知識。當時有位新聞系的好朋友劉平，在圖書館幫忙我拍了一組照片，至今珍藏。一九八二年一月畢業時，專門再到圖書館前留影。這裡是永遠難忘的地方。

當年圖書館排隊時，右邊的居然是我。

在學校門口櫥窗前，與四十年前的自己合影。

此次回校聚會，發現時隔四十年的兩張我在圖書館的照片，被放大在校門口的櫥窗里陳列，我站在前面，感嘆時光流逝如此之快。請一位年輕同學，幫忙我在前面合影留念。

如同前面我說過的，我的運氣不錯。的確，在復旦，諸多先生和同學，以各種不同方式一點一點地感染、熏陶我，讓自己不再那麼草率、淺薄，讓自己知道應該多讀書，多思考，心應該踏實一些，再踏實一些。四年復旦，讓自己學會注重細節，坦誠，從容。這些年，寫過一些中文系先生們的文章，如賈植芳先生、蔣孔陽先生、潘旭瀾先生、吳中傑先生……對所有教過我們的老師，惟有感恩。

在復旦，賈先生與陳思和，可以說是難以忘懷的良師益友。沒有與陳思和的一席交談，我可能就沒有後來的改變。

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冬天，一次課餘閑談中，我與陳思和聊到巴金，對這一話題都頗有興趣。聊到投機處，思和忽然建議：「要不我們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當即興奮地應了一聲：「好啊！」事後一想，我的回答其實過於輕率，頗有心血來潮成分。當時的我，並不太清楚「研究」一詞應有的分量，也不曾考慮自己是否有能力跟上思和的步子。

1978年秋天在嘉定遊覽時，即興跳舞。

1979年大學期間晨練。

1979年在復旦大學舞蹈隊排練節目時的留影，右為李輝。

四十年的照片，彈指一揮間。

剛進校時，參加學校文工團，排練節目並演出；報考體操隊，熱衷於雙杠之類的技能訓練；參加系裡和大學的運動會，跑百米、千米，為得到好名次而開心不已。思和只比我大兩歲，卻極為穩健、老成，許多方面遠比我成熟。入校之前，他在上海普陀區圖書館工作，早已讀了許多中外文學名著，二十歲左右開始發表雜文、評論。

一九七八年，班上同學盧新華髮表短篇小說《傷痕》，轟動全國，《文匯報》發表一組文藝評論，其中就有思和所寫《藝術地再現生活的真實》一文。我想，如果沒有思和提出共同研究巴金的建議，我這種信馬由韁的大學生活真不知會跑多久，跑向何處，幸虧他勒住了我這匹野馬。

準備研究巴金，一九七八年的年底，我們就在中文系資料室結識了賈先生。身為胡風分子的賈先生，獲准從監督勞動改造的學校印刷廠，回到復旦大學中文系，因尚未平反，不能執教，被安排在系資料室當管理員。

中文系辦公樓位於校園西南角一幢三層舊樓，隔一片偌大草坪與登輝堂遙遙相對。樓房多年失修，木樓梯和地板走起來咯吱發響。樓道里光線昏暗，但走進資料室並不寬敞的空間，一下子感到豁然開朗，彷彿另外一個天地。

一九七九年賈植芳先生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留影。

右起：陳思和、曾華鵬、范伯群、李輝，兩代弟子，八十年代初與賈植芳先生任敏師母合影。

八十年代初期，陳思和、李輝探望巴金先生。

2004年，陳思和李輝與賈先生的合影。

資料室分兩部分，外面是閱覽室，擺放著各種報刊雜誌和桌子，裡屋是一排排書架。賈先生辦公就在裡屋。一天，我進去查找圖書，看到靠西邊一個角落的書桌旁，坐著一位矮小精瘦的老頭兒，穿一件緊身深色中式小棉襖。有人喊他「賈老師」，有人喊他「賈先生」。我走到他的身邊，也喊一聲「賈先生」，寒暄了幾句，具體說了些什麼，已記不清楚了。

我去借書，在書架上拿出一套五十年代末出版的《巴金文集》，賈先生看到，說：「你們研究一個作家，應該看最初的版本。這樣可以看出最早的創作情況。」他一邊說，一邊領著我走到一個書架前，親手抽出幾本三十年代出版的巴金著作。

就這樣，我與陳思和成了賈先生家裡的常客。我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去他家，聽他聊天，談現代文學與出版的流派，趣事，和他一起喝酒，吃花生米。我們兩人一起在賈先生指導下，撰寫研究巴金的論文。

一九八二年，我分配到北京，他寫了好幾封信，介紹我去認識他的哥哥賈芝，認識胡風、牛漢等，說我是孤身一人到京，希望他們多關照我。這樣的老師，真讓人感動！

1982年，賈先生致牛漢先生的信，重新回到我手中。

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前，我帶去賈先生寫給牛漢的信，一位潘家園的客戶居然找到我，我當然毫不猶豫地把這封信買下來。從認識賈先生開始，我們的往來通信從來沒有中斷過，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寫給我的信多達一百多封，從文學到談我的婚事，可謂無微不至。一九九二年，我愛人要做手術，他寫來幾頁紙的信，談具體如何休息，如何保養，這樣的情感，總能不讓人感恩一生！

復旦期間，在賈先生指導下，我們兩個人系統地研究巴金，這也成了我們最初的研究對象，也可以說是一生研究的起點。賈先生常說，要寫好一個人字，這與巴金晚年的歷史反思，倡導「說真話」，在精神與心靈上，是相通的。復旦四年，許多先生們的學養、人格力量，可以說深深影響自己。人不再過於浮躁，學會認真做事，堅持儘可能地說真話，在人生路上學會樂觀，從容。這些，都是母校復旦的恩惠。

文懷沙檔案照。

去年發現的文懷沙幾份檔案 (1)。

去年發現的文懷沙幾份檔案 (2)。

二〇〇九年，我曾質疑文懷沙年齡造假、入獄原因造假的事情。去年，「廢紙幫」的一位朋友，找到幾份文懷沙的檔案，在他們的微信公眾號推出《新得舊檔案，再扒文懷沙》一文。

一九九〇年前往蘇聯訪問時，文化部相關部門填寫的表格，上面明確寫道：「一九六三年文犯有以不正當手段褻瀆婦女的行為被定為壞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一年。」還有一份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辦理退休手續的檔案，再次印證了我的質疑。他退休填寫的出生年月為：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新發現的舊檔案，再次證明了我的質疑。這些年來，在提升傳統文化自信之際，常有名不副實的人到處忽悠人，作為媒體人，需要冷靜，客觀，更需要說真話，哪怕是一點點真話，也能有所補救。我想，這就是母校復旦四年賜予我的精神力量。

我所敬重的兩位兩位著名作家、翻譯家蕭乾（左）、董樂山。

畢業之後，我這一輩子其實就一個職業：辦報。一九八二年分配到《北京晚報》，一九八七年秋天調至《人民日報》，一直是文藝記者和副刊編輯。在此期間，與許多前輩文人的交往，聽他們的故事，收集他們的資料，寫他們的文章，一直寫到現在。今年，《環球人物》雜誌請我開設一個專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些先生們對我的影響。這個欄目，就叫「先生們」。每個月寫兩個人，年底準備寫完二十四位先生。從巴金開始，董樂山、蕭乾、董鼎山、李澤厚、劉再復、范用、郁風、王世襄、黃永玉……

蕭乾先生對我的厚愛，終身難忘。多年來，蕭乾寫給我的信多達一百多封。如果不是他在關鍵時候的告誡，我可能早就走了彎路。

有一年，蕭乾一下子先後寄來四封信，苦口婆心，開導我，要沉著，要讓自己做事情。多年後，再讀，依然感動。正是在蕭乾的教誨下，我在開始在報社圖書館借出《國聞周報》，用半年多時間，校勘沈從文的《記丁玲女士》，然後採訪蕭乾、冰心、張兆和、施蟄存、趙家璧、陳明、沈虎雛、姜德明等先生，完成《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一書。也是因為這一寫作，才有了一九九四年開始在《收穫》連續「滄桑看雲」專欄的寫作。

好幾位先生，賈植芳、蕭乾、馮亦代、董樂山等，都勸我不要放棄英語。於是，二十多年時間，每天中午，都成了我學習英語、翻譯作品的時間。幸好沒有放棄，才有可能研究和翻譯美國《時代》雜誌關於中國封面人物的報道。

封面中國第一卷。

封面中國第二卷。

二〇〇五年後，我在《收穫》開設「封面中國——美國《時代》講述的故事」專欄，這一寫，就是十年。借編年體的方式，終於完成從二十年代初期至七十年代末，用自己的筆，將二十世紀長達六十年的中國歷史予以呈現。觸摸歷史細節，感受人物內心，再由此走進歷史深處。

二〇一六年十月，我退休了。退休後的生活主要有兩件事要做。

第一批副刊文叢十五種2017年1月出版。

「紅沙發」系列訪談副刊文叢後合影。左起：李輝、馬未都、王劉純、綠茶。

馬未都漫談副刊。

孫郁、解璽璋漫談副刊文叢。

第一件，與大象出版社合作，主編一套「副刊文叢」。我當了三十多年的副刊編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副刊可以說是半部文學史。「五四新文學」興起，報紙副刊一時間成為重要作家與重要作品的率先亮相舞台，從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冰心的《春水》《繁星》、郭沫若的詩歌《女神》、巴金的《家》等，均是在北京、上海的報紙副刊上發表，從而產生廣泛影響。包括後來我們班的同學盧新華的《傷痕》，也是一九七八年在《文匯報》副刊發表，引發全國性影響。

我初步考慮，用十年時間，編輯一套三百冊左右的副刊文叢。今年一月份，已出版十五種，明年一月份將出版二十六種。如今讀者，很難在圖書館翻看報紙副刊，用結集方式出版，才有可能呈現副刊與文學的密切關聯，也便於讀者閱讀。讓他們知道，副刊多麼重要！

第二件，是一次次走進甘肅張掖的河西學院。

在9月28日晚上的主題晚會上，我談到復旦母校的恩惠，談到一次次走進甘肅張掖河西學院的體會。

在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學校舉辦的主題晚會上，我榮幸地被推選為七七、七八級的學生代表，把大家所寫的文稿一冊送給母校。在之後的簡短髮言中，我重點談到的就是與河西學院的關係。

復旦大學與河西學院是一幫一的教育對口學校，復旦大學許多領導和教授，都前往那裡考察、講課。前幾年，陳思和擔任復旦圖書館館長，巧的是，賈先生也擔任過圖書館館長。在陳思和的安排下，賈先生的諸多藏書，從上海復旦大學家裡，千里迢迢走進遠在甘肅張掖市的這座美麗校園。恩師賈植芳先生與河西學院有緣！從此，他融於河西學院，成為校園裡一道風景。

二〇一五年，我應邀前往河西學院，做關於巴金的演講。我深深感受到河西學院對恩師的關切、厚愛。設立賈植芳圖書陳列室；運來賈先生的書架、沙發、書桌，恢復賈先生書房原貌；一座賈先生的肖像雕塑，栩栩如生，凸顯先生的精神氣質；成立賈植芳研究中心……河西學院所做的一切，令我難以忘懷。在此前後，我們夫婦捐獻將近一萬冊書，賈先生寫給我的信，先提前捐獻三十幾封，其他書信，仍將陸續捐獻。我們這些弟子，彷彿與賈先生的書和精神相伴，融於其中。毫不誇張地說，我們也成了河西學院的一員。

2016年7月初，河西學院黨委書記黎志強與陳思和一起主持賈植芳先生雕塑落成儀式。

2016年7月初，河西學院黨委書記黎志強與李輝一起為賈植芳講堂揭牌。

2016年7月初，劉仁義院長、陳思和、李輝、黎志強書記在賈先生雕像揭幕儀式上合影。

二〇一六年七月初，賈植芳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在河西學院舉行，來自海內外的學者和賈植芳先生的弟子們，匯聚張掖，緬懷先生，研討文學話題。感恩賈先生，感恩復旦，必須從具體的事情做起。在河西學院，我建議設立一個「賈植芳講堂」，每年約請不同領域的學者、作家、藝術家等，前來河西學院演講，用他們不同的創作體會與研究思路，為河西學院的學生們提供不一樣的知識天地，開拓他們的視野，讓課堂的教育走進更寬闊的領域，在不同演講者的話題里，學生們從中獲取新的啟迪。

「賈植芳講堂」由此拉開序幕。

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已舉辦十三場演講。分別是：

第一講，陳思和、李輝，《我們眼中的賈植芳先生》

第二講，張新穎，《沈從文的後半生》

第三講，陳子善，《張愛玲文學史料的研究》

第四講，梁鴻，《文學如何重返現實》

第五講，馬未都，《我與觀復博物館二十年》

第六講，熊光楷，《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

第七講，曹景行，《我親歷的美國總統大選》

第八講：陸天明，《大時代的我們與文學》

第九講：李大鈞，《師生之間是道義關係——吳大羽與吳冠中》

第十講：畢飛宇：我讀《阿Q正傳》

第十一講：何冀平，《第一樓頭看月明》

第十二講：陳曉卿，《在食物里品味中國》

第十三講：王亞彬，《我與舞劇》

從以上題目可見，演講的範圍頗為不同，每個演講者的經歷、體驗，自然也大大不同。這恰恰是我們所設想的模式。河西學院的前身是師範專科學校，如今有不同的學科門類，文學院、外語學院、傳媒學院、美術學院、音樂學院、體育學院以及理工類不同學院等。

不同的話題，演講者精彩的表達，正是可以使同學在不同領域的知識範圍里，得到啟發，或者說觸類旁通。隨後的日子裡，我仍將邀請一些朋友前往。我想把「賈植芳講堂」打造成一個好的演講品牌，讓就讀於河西學院的大學生們，能夠四年之間，從這些名人的演講中，感悟人生，體味文化，想必對他們會大有裨益。

這就像我當年在復旦四年的感受一樣。當年在復旦，學校請來王朝聞、趙丹、唐德剛等人為我們演講，還請來交響樂團在登輝堂里演出。記得第一次聽的交響樂，就是《亞細亞草原》。聽過之後，曾在日記本上寫了很長一段感受。

沒有想到的是，後來我與聽過這三位先生演講的居然或多或少都有了關聯。分配到《北京晚報》，沒有想到《文學評論》編輯部主任解老師，竟然就是王朝聞先生的夫人，如果不是晚報不答應我走，我差一點就調到《文學評論》。後來的日子裡，我與王朝聞有多次信件往來，留存至今。

九十年代結識了黃宗英，我在復旦大學書店購買的那本《地獄之門》，請她在上面題跋。二十幾年來，與黃宗英聯繫不斷，她把趙丹「文革」中關押期間所寫的交代，交與我整理，收錄於大象出版社的《趙丹自述》之中。唐德剛去世後，紐約的董鼎山先生寄來他多年前所寫關於唐德剛的文章，讀之，也是感慨萬千。或許是聽唐德剛在復旦的演講，我後來的寫作就一直是非虛構文學方向，口述歷史的採訪也一直未曾停留。

1980年在復旦書店購買的趙丹《地獄之門》。

董鼎山寄來三十年前寫唐德剛一文《我的朋友唐德剛》。

黃宗英在趙丹《地獄之門》為我題跋。

王朝聞先生來信 (1)。

王朝聞先生來信 (2)。

這就是母校的緣分。

感恩母校，感恩母校的所有先生，做不了大事，就扎紮實實做這些具體的事情。我想，這是我應該做的，也是必須做的。

周章明張舒予夫婦。

我們班級自畢業後，已經在上海聚會過三次：一九九八、二〇〇五、二〇一〇年。這一次，上海的老師、同學於東元、汪瀾、吳惠源、李志勇、梁永安、王雲、張兵等人組成籌備組，負責上海的衣食住行等安排，海外同學的聯絡由美國的孫進負責，北京由尹學龍負責聯繫。在他們的精心籌划下，有錢的捐錢，有力的出力。每次同學聚會，周章明都會請夫人前來參加，為我們拍攝錄像和照片。此次他們在病中，還緊張地把三次聚會的照片刻成盤，帶到上海，送給每個與會的同學，令人感動。

有的國外同學無法歸來，上海有部分同學也未能參加。另外幾位同學，因為身體不適，臨時不能前往上海，讓人感動遺憾。

九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部分同學開始預熱聚會。闖過鬼門關的張勝友特地前來參加，大家都為他康復而高興。

九月二十五日，來自海內外的將近四十餘人在上海南翔的雲杉苑相聚匯合。有的同學四十年未曾見面。第二天上午，班級懇談會開始，剛從國外回到上海的吳中傑老師，由陳思和陪同專程趕來，同學們為之興奮。於東元老師提議請我主次懇談會，從老師到每位同學，都談得十分開心。時間關係，我這個不懂事的主持人，不得不一次次打斷那些談性大發的同學，只好得罪了。

陳吉福特為7711同學制定的兩種酒，並寫上姓名。

來自四川的兩位同學。左起：陳吉福、何昌宇。

四川同學陳吉福，專門為班級聚會特製兩種不同的醬香型、濃香型的酒，設計好的商標，並把每個同學的名字印在上面。如此好的同學相聚，怎能不開心？懇談會後，大家開懷痛飲。聚會期間的美好時光，在聊天、喝酒、打牌、參觀、師生見面的過程中飄過……

二十八號中午，我們七七、七八級的同學，與教過我們的中文系老師歡聚一堂，當年那些老師，如今都已是耄耋之年。大家相約，明年、後年……我們再相聚。

我說：聚一次，多一次。

聚會之後，七七一一同學群里，不少同學發來各自感言。我擇取若干如下：

左起：尹學龍、李輝、陳可雄、李志勇、倪鑣。

尹學龍：感謝籌備組的精心安排和無微不至的關照，感謝國外同學不遠萬里趕來相聚四晚，感謝在百忙中想方設法過來陪伴的同學，感謝帶病參加聚會或在病中依然挂念聚會的同學，感謝贈酒、贈葯、贈書、贈書畫、贈老照片及各種禮物，感謝雖然不能參加但通過班網關注聚會，也感謝大杯喝酒營造濃厚氛圍的諸位，感謝雖是名人、教授卻跑前跑後接送的同學??

左起：劉東山、馬信芳、倪鑣、於東元。

劉東山：返校大會為鍾揚教授默哀的時候，我也想起了我們班先走的九位同學，腦中閃過他們的形象，特別是楊德華、李湛，七年前7711聚會時，還一起參觀世愽暢談古今。我想，現在我們活著的同學，活在當下，活好每一天每一刻，就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我相信也是他們所樂見的。

於東元老師代表同學探望陳允吉老師。

於東元老師：剛剛去看望陳允吉老師，向他帶上7711同學的問候。陳老師因腰疼，未能和同學們見面。我給他看了照片，他記憶力好，基本上能說出同學名字，他為同學們在各領域取得的成績感到欣慰,讓我轉達對同學們的問候。

孫進拜見黃霖老師夫婦。

孫進：今天前往黃霖教授家，拜訪我的兩位恩師。早在考上復旦之前，在崇明農場務農時，我就榮幸獲得黃教授的悉心教導和幫助，引導我走上文學之路。我的另一位恩師是黃教授的夫人，徐甘老師。她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從學業到生活上，對我關懷無微不至。大學畢業後我赴美髮展，與恩師聚少離多，但每次會面都一見如故，歡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