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共產黨軍隊俘虜多少日軍，如何改造他們？與美蘇大不同

在電視劇《亮劍》中有一個情節，李雲龍負傷住院，做手術的是個日本醫生，段鵬想要掏槍打他，院長急忙解釋，這位日本醫生是反戰同盟的戰士，是很可靠的。那麼反戰同盟是怎麼回事呢？還要從我黨我軍俘虜的日軍說起。

共產黨軍隊共俘虜多少日軍？

1937年 7月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國民黨軍在華北戰場激戰三四個月都未抓到日軍俘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上前線時，林彪就表示要抓一些日本戰俘到太原街頭示眾，然而初戰就證明活鬼子極難抓到。八路軍首戰平型關，擊斃傷日軍近千人，卻未抓到一個俘虜。有一位營長背起一個半死不活的日本傷兵，準備送往急救站，半路上傷兵清醒過來，竟一口咬掉了營長的耳朵，大家氣憤之下只好把這個傢伙殺死。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的經驗》中便感嘆地說：「日本兵至死不肯繳槍，一來因受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 」

林彪指揮平型關戰役

1937年平型關戰役之後，我軍戰場上俘虜的日軍官兵逐漸開始增多。冀中軍區自1938年起3年中俘獲日軍60多名；八路軍在百團大戰中，俘獲日軍281人；八路軍一二0師在1942年的田家會戰鬥中，俘獲日軍100多人。八年抗戰中，八路軍俘獲日軍5096人，新四軍俘獲日軍2022人，共俘虜日軍官兵7118人。

為做好戰俘工作，1937年10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發布了處理俘虜的六條命令：一、不殺敵軍俘虜，優待俘虜；二、不取俘虜財物，惟軍用品應沒收之；三、醫治敵軍傷兵；四、在可能條件下，將俘虜放回，並給路費；五、願在我部隊服務者，給予適當工作；六、不干涉俘虜的宗教信仰。這六項命令指明了抗日戰爭時期黨的俘虜政策的基本精神。

被俘日軍過的怎麼樣？

1941年9月，總政治部專門發布了《關於日本俘虜優待辦法的規定》，規定：日軍戰俘的伙食費標準比我軍官兵的高一倍；年節、紀念日時進行會餐；糧食供應機關，應盡量撥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襪應按需優先發給。在當時，延安日本學校的學員津貼每月3元，相當於八路軍師級幹部的補貼標準。當時，毛澤東、朱德的補貼也只有5元，士兵1元。而當時八路軍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幹部戰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雜糧，有時沒有糧食只得靠野菜充饑。而對日軍戰俘盡量供應大米、白面，一天兩頓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剛被俘的日軍見此情況不禁感嘆： 「那邊的伙食太差了，我們都吃不飽。像這裡的伙食，在那邊不要說吃，就連看都看不到。」

相比較來說，美蘇對待日本戰俘就差遠了。1945年，蘇聯俘獲大量日軍，大部分戰俘被安置到蘇聯的遠東和東西伯利亞，由於運輸工具匱乏，很多戰俘經歷了徒步的長途跋涉和公路鐵路混合輸送。為了安撫日軍戰俘，蘇聯人在押運前，有時候會欺騙日軍戰俘，告知將把他們通過西伯利亞鐵路運回日本國內，以至於在戰俘專列經過幾天運行，路過了一片」汪洋大海「時，有很多日本戰俘認為已經到了日本海的海邊，即將回國，後來發現取水煮飯時，這裡的」海水「居然是淡水，才知道他們已經到了西伯利亞深處——貝加爾湖。蘇聯勞改營的生活極其艱苦，食物通常是不夠吃的。《日俄關係中的戰俘問題》一書提到，「蘇聯地方當局沒有做好接受如此眾多數目的戰俘的準備—住房不足、冬衣緊缺、糧食和藥品也匾乏，由於這些原因，在1945一1946年冬天，在日本戰俘勞改營里出現了較高的死亡率。根據官方統計的數據，總共有55000名日本戰俘死掉了。」

美國對戰俘也不行，日本曾令美國蒙受巨大損失，還起手來自然不會心慈手軟。美軍軍官向士兵灌輸仇日思想：「身上每一根神經都要充滿對狗雜種的日本鬼子的仇恨。」據說美軍發明了很多折磨日軍俘虜的方法，白天用沾了海水的鞭子毒打戰俘，到了晚上，就在戰俘的身上塗上吸引蚊蟲的液體，再加上沒有醫療救護，很多日本戰俘死於各種疾病。此外美軍還發明了一種叫做「刺籠」的酷刑，每一個「刺籠」都是一個小鐵圈，長1.5米，寬1米，高1.5米，磨得十分鋒利的尖刺指向裡邊。戰俘在裡面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只能縮在一團，還時常被扎。過個幾天再來看，就已經死在裡面了。據統計，美軍二戰期間共擊斃了130萬日軍，其中光是虐殺的日本俘虜就在3萬人以上。

為改造被俘日軍，成立「日本工農學校」

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長期毒害下，日軍俘虜思想十分頑固、反動，很多仍然繼續站在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立場上，亟待加以教育改造。但因日俘大部分分散在八路軍前線各部隊中，缺乏一個比較安定的改造環境。八路軍敵工幹部相對不足，工作比較繁重，力不從心。

這時，一位名叫野坂參三的日本共產黨人來到了延安。野坂參三是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和領袖之一，由於在國內領導反戰運動，曾多次被捕。1940年3月，野坂參三來到延安，化名為「林哲」，並且將自己的日本名字改為「岡野進」。野坂參三認為：「那些離開日本軍隊、放下武器、脫掉軍裝的日本工人和農民，只不過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品，只要喚醒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認識到侵略戰爭的本質，他們遲早會成為反戰的和平戰士。」1940年10月，野坂參三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改造日軍戰俘。

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並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譚政直接參与領導工作。學校位於著名的延安寶塔山下，與陝甘寧邊區政府、馬列學院、新華社為鄰，校長由野坂參三擔任。在教員中，除野坂參三外，均為曾留學日本的精通日語的中國人。學校從1941年5月15日正式開學到抗戰勝利結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僅有學員 11人，到1945年8月學員增至300多人。

學校對學員入學，首先進行一個月的嚴格審查，看其是否願意入學，並考察是否具備入學資格。學校開設的課程有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等。

學校採取了多類型的教學方式，經常組織討論會。討論的問題較為廣泛，涉及「日本軍隊的內幕」、「八路軍和日本軍隊的比較」、「日本法西斯給人民帶來些什麼」等，把親眼所見的日本軍隊野獸般的行為揭露出來。日本工農學校不設高牆衛哨，不搞打罵體罰，而是採用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學校還十分注意學員的課餘生活，成立了學生劇團，每周搞一次體育運動日，不定期地舉行排球、棒球、棋類比賽等，以豐富學員的文體活動和其他社交活動。學員們自排自演的《前哨》、《島田上等兵》等話劇，頗受延安人士的好評。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

延安軍民對他們很友好，都是笑臉相對。八路軍將士的言行以及他們和老百姓之間的魚水情，在被俘日軍的心靈深處引起強烈震動。戰俘香川孝志感慨地說：「當時，促使我們情緒和感情上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是我們接觸到了八路軍戰士的誠實與親切的態度。如果光靠道理說服，就會引起反感。」八路軍指戰員以真心誠意的實際行動，逐漸打開了日軍戰俘的心結。

「日本鬼子」變為「日本八路」

初進校時還是滿腦子「聖戰」觀念的學員，在一段時間學習後，逐步改換了思想，由衷的呼喊：「中日人民團結起來，把日本軍隊從中國趕出去」，「到前線去，和八路軍在一起」，逐步成為瓦解日軍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軍前線司令部召開的慶祝元旦集會上，前田光繁和另外兩名日軍俘虜小林武夫、岡田義雄突然走上舞台，當場宣布要參加八路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當時深受感動，走上台去和他們緊緊握手。朱德握住前田光繁的手熱情地說：「我代表全軍衷心歡迎三位日本青年參加我們的軍隊，成為光榮的八路軍戰士！這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天是三個人，不久就會有幾十個、幾百個……」朱德批准了他們的請求，使他們成為第一批「日本八路」。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發動另外七名日籍八路軍戰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國的第一個反戰組織。此後，它發展到13個支部223人。1940年，日軍開始對華北地區進行瘋狂掃蕩。10月下旬，關家堖戰役打響，戰鬥非常激烈。此時前田光繁的任務是向日軍喊話宣傳。1942年8月，在野坂參三的指導下，將「覺醒同盟」和「反戰同盟」合併，成立了「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前田光繁當選為聯合會會長，森健、松井敏夫為副會長。從此，分散在華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日本反戰團體有了統一的領導和明確的綱領。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領250名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從延安出發，千里跋涉趕赴東北，幫助做關東軍及日本僑民的遣返工作。之後，前田光繁又幫助東北民主聯軍說服原日本航空教練隊的教員、技師、飛行員加入新成立的東北航空學校，並擔任學校的政治指導員，培養出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日本工農學校及其學員數量也在增多。山西、山東和華中等抗日根據地，也先後成立了分校。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各個日本工農學校總共培訓了上千名學員。事實證明，大多數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的日軍士兵，經過正確啟發和引導之後，是能夠醒悟的。今天樹立在延安寶塔山日本工農學校前的紀念碑顯示，共有36名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成員在抗戰期間犧牲。

返回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工農學校的學員們自發擁向操場，高舉火把，敲鑼打鼓，互相擁抱，呼喊口號，場面激動熱烈。8月16日，中共中央、八路軍與野坂參三商定，讓工農學校的學員返回日本。8月30日，在王家坪禮堂，延安各界為工農學校學員舉行了歡送大會。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和許多延安黨政軍幹部以及國際友人出席了大會。

9月18日，日本工農學校的全部學員經華北、東北，取道朝鮮，於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回國後的學員，幾乎全部都成為日中友好事業的積極分子。他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撰文著書，揭露和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讚揚和謳歌 「延安精神」和我軍正確、英明的俘虜政策，在日本社會引起了良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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