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之際的汪東與黃侃

撰文：干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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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月29日，因《蘇報》案而蒙牢獄之災的章太炎出獄，並於當晚東渡日本，開始籌劃國學講習會，並任《民報》主筆。自1903年始，國人形成大規模的留日風潮，而於1908年正式開壇授課的國學講習會，則影響了許多留日學生。甚至可以說，國學講習會構成了中國現代學術「過渡性」的一代。據史載，留學生赴日求學，大多嚮往法政學科，所習內容以傳入日本的西學為主，而據朱希祖和錢玄同的日記所錄，章氏所講卻是《說文》、《莊子》、《楚辭》這類最為中國的學問。而國學會的聽眾構成也十分複雜，既有魯迅這樣棄醫從文的人，也有任鴻雋這類科學愛好者。當然更主要的是文史學者，這些人成為了民國初期大學文史學科最主要的講習者，甚至一度北大中文系、歷史學的掌門人馬裕藻、朱希祖等皆為章門弟子。不過，隨著胡適等更為年輕一代學人歸來，北大的學風發生巨大轉變，在新潮和舊學的較量中，章門勢力遭到挑戰，並日漸邊緣化。一些章門弟子離開北大，其中就包括章太炎十分器重的黃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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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東的事業：《華國月刊》及其與《學衡》的瓜葛

汪東（1890-1963），原名東寶，字叔初，後改字旭初，號寧庵，另號寄生、夢秋，又署寄安。江蘇吳縣人，他與章太炎的淵源可以上溯其父，汪父鳳瀛（字荃台），曾從晚清經學大師定海黃以周學，頗通群經大義。而黃以周，雖比章太炎年長，但同樣出自俞樾門下，因此，除卻師生之誼外，他們亦有共同的學術淵源。

汪東

汪東於1908年入國學講習會，1910年回國，後入仕，1917年赴浙江，歷任象山、於潛、餘杭等縣知事。

1925年任江蘇省長公署秘書。1927年之後，決意棄官專心問學，1927年受張乃燕之聘擔任第四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第四中山大學由國立東南大學（原南京高師,也是學衡派的基地）為基礎於1927年組建，1928年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併兼任中大中文系主任，1930年出任中大文學院院長。

在章太炎的早期弟子中，黃侃和汪東因在南京教書，距離章太炎長期居住和講學的上海、蘇州比較近，黃侃和汪東常常會聯袂去上海等地給章太炎祝壽或參加其他活動。比如，1929年11月27日《黃侃日記》記載：「午後雨中偕旭初、石禪（黃侃女婿潘重規）赴滬祝太炎師六十二生日，冒雨投宿上海新旅社。」28日，「午後詣師」，29日，「午與旭初備酒為師上壽。夜師設席款餘及旭初。」30日，「師生辰，晨往叩祝。」（《黃侃日記》，591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

於章太炎而言，他曾是近代學風轉變的推手之一，新文化運動出現之後，隨著西方的學科體系的全面進入，短短的十幾年間，他卻從新風尚的開啟者轉而被視為是舊學術的殿軍。

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規範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轉變其實就是現代學科與傳統學術之間的嬗代，這也成為體現為由章太炎到胡適之間的權勢轉移。胡適等人逐漸成為現代中國文學和中國學術規範的「立法者」，但是，任何的思潮都會產生反對者。除了梁啟超和梁漱溟等強調中國本土的文化價值的保守主義立場外，還有藉助西方文化的自身反思的人文主義對科學主義的反思，以梅光迪、湯用彤等人為代表的《學衡》派的出現則成為用西方思想矯治西學之弊的一個重要的力量。

「學衡派」以《學衡》雜誌為根據地，其主要的作者群以東南大學核心，包括了梅光迪、胡先驌、吳宓、柳詒徵，以及在北京的王國維、陳寅恪、湯用彤等。《學衡》雜誌創立宗旨是針對陳獨秀、胡適為主撰的《新青年》以及所推動的新文化運動。據吳宓自編年譜記載，1918年吳宓初入哈佛，就有人告訴他梅光迪正準備與胡適爭論。「今胡適在國內，與陳獨秀聯合，提倡並推進所謂『新文化運動』，聲勢煊赫，不可一世。姑梅君正在『招兵買馬』，到處搜求人才，聯合同志，擬回國對胡適做一全盤之大戰。按公之文學態度，正合於梅君之理想標準，彼必來求公也，云云。」（《黃侃日記》，591頁。）所以，《學衡》之創辦固然主要是因為學術見解的不同，但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情緒。因此也有人將學衡與新文化運動之爭看做是「意氣用事」，或只是為了爭奪文化領域的話語權。

1922年1月，《學衡》雜誌正式創刊，其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與《新青年》十分強調新舊之別不同，《學衡》更為主張中西「平衡」。

雖然章門依然不滿於胡適，但其所主張的學術範式，既與梁啟超、梁漱溟等人不同，也與學衡有所差異。1923年在汪東的倡議下，創辦《華國月刊》，雖不能說是對學衡派的一種直接的呼應，但是他們對與白話文運動的反感上找到了共鳴。黃侃在1922年3月23日、24日的日記中均有對學衡的評論，對於梅光迪是肯定有加：「行可以《學衡》二冊示余，內有餘門人張文澍、鍾歆二人之作。梅君光迪（字觀庄，安徽人，不知籍宣城否）有二文譏彈今世新學狂人，多中肯綮。而梅又學於美洲，學與若夔略相方物。文中時用英文字，雜以彼土智者之格言。此可以關儇子之喙……如梅之為，其於污俗，可謂照之以天光者矣。惜於狂人利用異說，博名弋利，而不顧賊夫人子之隱衷，未能顯豁標揭，而文筆又少部勒。此亦一瑕疵也。然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並世亦何幸得有此人乎！。」（《黃侃日記》，127頁），可以想見，黃侃等人對於學衡派的支持，主要是著眼於文學上的看法，而並非是對其人文主義的立場的贊同。黃侃未必願意了解白壁德思想的內涵，但他所支持的的是學衡派藉此而展開的對白話文的批評，因此他對於梅光迪等人的不滿也只是說他們的文字功夫稍差。

有意思的是，在《學衡》遇到困難的時候，一度謀求與《華國月刊》合併，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兩者在立場上的近似。《黃侃日記》1928年5月28日條記載，「至蕭叔絅處晤《學衡》社人。伯弢先生亦在。綜其所議，大氐謀與《華國》合併，續印《學衡》，請汪旭初為經理三事而已。胡步曾發議，謂其報宗旨略有二事，一則必須用文言，二則溝通中西學術，非純乎保存國粹。」（《黃侃日記》，285頁。）

《華國月刊》於1923年9月創刊。汪東發起並任撰述，推章炳麟為主任。邀集黃侃、孫世揚、鍾歆、任燾、李健、孫鏡、田桓、方海客等分任撰述和編輯工作。以「甄明學術、發揚國光」為宗旨，有圖畫、通論、學術、文苑、小說、雜著等欄目，發表關於中國古代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論文。月刊的發刊辭雖署名章太炎，但被認為是由汪東執筆，不過基本上體現的是章太炎的一貫立場。

其文首先指出了社會的變亂並不一定影響學術的繁榮，然後開始批評居位者不知學，而又有一批學者「大抵稗販泰西，忘其所自，得礦璞以為至寶，而顧自賤其家珍，或有心知其非，不惜曲學以阿世好，斯蓋縈情利祿，守道不堅者也」，導致學術淪亡、道德崩潰。

的確，1920年代，章太炎所思考的主要問題是「學」的問題，中國的學術傳統與現代西方移植而來的教學方式之間的矛盾深深地刺激著章太炎，尤其是當以分析哲學為基礎的現代西方經驗主義的觀點傳入中國之後，體驗性的知識如何成為現代教育體系中的一部分，更是章太炎所著力要思考的問題。

在《華國月刊》一卷十二期，章太炎寫了《救學弊論》的長文，其中當然也順便批評了今文經學和對於出土文獻的過於重視的現象，特別提出了「耳學」和「眼學」的差別，認為沒有深厚的古代文獻的基礎，只能是成為一種記誦之學，而與道德意識和日常行為脫節。

他對新式學校提出了批評，甚至追究到晚清的教育改革的設計者張之洞身上。認為張之洞因為出身豪門，所以推行教育改革時候，主張講堂華麗，這造成了教育經費的緊張。而教學的內容又過於集中於利害，造就的就是追逐利祿的學子。

章太炎的夫人湯國黎，似乎對章所倚重的弟子黃侃和汪東均多有不滿之處，她在一篇回憶錄中提到汪東，則把汪東描述成一個膽小怕事，看重私利的人。她說：「太炎在日本講學時的弟子之一汪東，蘇州人，曾任浙江桐鄉縣長，後調任奉化，未赴任。一九二七年以前，賦閑在滬。乃向太炎建議：用章太炎的名義辦一月刊，所有徵稿、編輯、發行等工作，俱由汪東負責。所需經費，則用太炎名義賣字所得抵充。所謂用太炎名義賣字的辦法，則先訂潤格，對聯以每副十元為起碼。各由經售字畫店代售後，汪則每周向各店收集依次，並即有汪代筆，再請太炎親書下款蓋章。決定後，汪即在外賃一間房屋，掛上牌子如法炮製。定名《華國月刊》，封面上印有『章太炎主辦』字樣，寫件由汪仿太炎的字，幾可亂真。所以這個時期太炎的寫件，半出汪東代筆。太炎親筆寫件所積潤筆已近十萬元。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到達上海，因太炎一貫反蔣，汪東已避不見面，《華國月刊》社辦事處的房主，以這間屋中，積存大批《華國月刊》，汪既不去辦理，便至我家要求，即日把著批存書運走，以免被累。」（湯國梨《太炎先生軼事簡述》，載《追憶章太炎》，115頁）湯國黎長期主持蘇州的國學講習班，按她的說法，汪東成了利用章太炎的名氣並偽造章太炎書法作品的人。然而，章太炎雖然脾氣倔，但蔣以後的民國政府對章還是存有一些敬意。而根據汪東的書畫的影響力，應該也不用通過偽造先生墨寶來牟利，因此，湯夫人的話估計也不能全信。

2

文人乎？學者乎？

學術範式的轉變，意味著胡適、傅斯年等人逐漸成為引領民國學術風潮的人物，隨著其應者甚眾，章太炎只能蟄居蘇州，為不多的人講授他國學精義。按魯迅的說法，章太炎是「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當然，章太炎先生是否真的與時代隔絕、那些各領風騷三五年的新潮是否真是引領時代前行，或許需要更長時段的歷史來考察。不過新派學人和章門弟子之間，不同的不僅是學術研究旨趣的差異，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差異。與學院派的現代學者所不同的是，起碼在黃侃和汪東的身上，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舊式文人趣味的留存，難怪章太炎先生在訂定他的學生名錄的時候，不願意把周氏兄弟和錢玄同等人納入，而是更為鍾情於那些真正欣賞他的價值觀的弟子。

在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中，最得其文字學功夫真傳並有所發展的，當數黃侃，因此，有「章黃學派」之稱。而黃侃最好的朋友則非汪東莫屬。這一方面是由於汪東為人極寬厚，能容忍黃侃性格之怪異處，更主要是他們在生活中有許多共同的愛好。比如詩詞、飲酒和遊樂。

從黃侃日記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知道，汪東和黃侃的友誼淵源有自。辛亥革命後，黃侃與汪東均在上海辦報，黃侃在1922年3月14日日記中說，「閱片玉詞。餘有夏敬觀刻鄭文焯斠《清真集》一冊，上有旭初題字。乙卯春，為通以持去。憶辛亥後，與旭初同居上海二年有餘。當時所談，非《玉溪詩》即《片玉詞》，……曾約旭初效宋兩家追和至三十餘闋。既餘與旭初先後入都，遂無前此倡酬之樂。」（《黃侃日記》，143頁）黃侃到北京是應北京大學之聘，而汪東則是從了政，雖然他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與禮制有關，也算學有所用。從黃侃的日記看，他於1913年送章太炎北上，但章太炎入京不久就被袁世凱軟禁，而黃侃和汪東則經常看望章太炎，也會經常通過書信進行唱和。

黃侃

黃侃在北大，因為新舊之爭過得並不舒心，最終負氣離開，而汪東則去了浙江當了縣太爺，相互聯絡頗少。但造化弄人，1926年黃侃躲北伐軍進攻武昌的時候，轉道南京去北京，當時，汪東正在南京擔任省長的秘書，江蘇省長和汪東都建議黃侃在南京常駐，但黃侃因已答應吳承仕，因此在轉道上海看望章太炎之後，北上就聘於北京師範大學，不久後再度南下南京，與汪東又聚合在一起，喝酒唱和，氣閑神定，不幸，天不假年，黃侃在南京不幸早逝。

這個時期的南京也集中了比如湯用彤、柳詒徵等一批深通文史、學貫中西的學者。特別是汪東逐步掌控中央大學國文系之後，給了黃侃一些特殊的便利，允許其遲到、無故缺課。當然黃侃對與汪東也會有一些破例的事，比如借書。「借十三經白文一巨冊去，此書予用功甚苦，當時讀注釋、釋文，所見皆標記於此冊之上，正字斷句，無絲毫謬失，向不借人，今破例借旭初矣。」（《黃侃日記》，396頁）他們倆甚至會通宵達旦地談論身世之事，為汪東的遭遇慨嘆。「遂與旭初談達旦，所言皆身世事。旭初之遇良可悲也。」（《黃侃日記》，614頁）

最令他們愉快的，則是又開始了以詩酒為友的文人生活。他們的詩友之一汪辟疆先生有一則對黃侃的回憶說：從1928年到1931年的四年中，他們幾乎無日不聚會，每次聚會總會時間很長，「嘗憶十七年上巳，先生約同人為北湖之游，風日晴美，論文譚藝，為樂無藝，歸而共集先生之寄勤閑室，仿柏梁台聯句，酒間命筆，成數十韻。陳伯弢後至，未得與會，次日乃獨和之。此結社之始也。此後遇春秋佳日，同人初度，或相與磐辟一室，或漫遊郭外名山。游必集，集必詩，吟箋雜沓，几案浪籍。今存先生處與餘處者各半之。或有詢以詩社之名者，輒舉上巳告之，志其朔也。集之地，以先生大石橋寓廬為最多，外則後湖、青溪、鍾山、清涼、棲霞、牛首、直瀆諸山，靡不有吾輩蹤跡。」（汪辟疆：《悼黃季剛先生》，載《量守廬學記》，99頁）

其實就詞名來說，作為南社成員的汪東，或許要勝於黃侃。黃侃的日記中記錄他和汪東聯詩的例子很多，1929年1月14日的《黃侃日記》載：「十二月三（農曆，引者注）夕，曉湘、旭初集予齋，乙夜久罷，圍爐深談，頗動舊山之思。因用玉田『山陰久客』詞韻，聯句抒懷，後闋轉趨和婉，相與拊掌高歌，身世閑愁，一時冰釋矣。

寒燈深屋靜，旅愁對說，花信放梅初（侃）。故園春尚早，夢繞晴皋，碧草帶經鋤（王易曉湘）。狂歌痛飲，甚年年，寄跡江湖（汪東旭初）。空解惜，桐凋竹老，棲鳳久無株（侃）。憐餘，看天眼倦，望古情遙，向雲山佳處（易）。休更怯，蘭畦露冷，蘿莖霞孤（東）。千秋一醉堪消得，況遣懷，不少琴書（侃）。還共喜，霜華鬢角都無（易）。」（《黃侃日記》，399-400頁）

沒過兩天，南京雪停，汪東和黃侃在中央大學講完課，一起吃飯，飯後又有兩首聯詠水仙的連句詩。

西江月詠水仙連句

漫嘆寄根無地，生憎弄蕊因春；

梅花已覺是高人，更比梅花清竣（侃）。

愁入瑤台歲晚，寒侵緹簾宵分；

一生原不識紅塵，寂寞從他笑（弞）（東）

一剪梅再詠水仙連句

瑤草端宜種玉田，葉已娟娟，花更仙仙（侃）。

斑斑錦石弄清漣，塵能都捐，幽意誰憐（東）。

伴我丹黃曲幾前，影比梅妍，香共芸鮮（侃）。

清高才稱百花先，且度寒年，同迓春天（東）。

（《黃侃日記》，401頁）

這樣的連句唱和幾乎是貫穿了黃侃和汪東的交往史。他們之間甚至在生活中也有些趣味相投，酒意詞興似乎是一種共生的關係。鄭逸梅說他是生性風雅，經常與友人觴詠在南京的秦淮河上，他與當地的著名書畫家還組織了一個畸社，他寫的序言中說：「每會或攜書畫，或歌皮黃，飲必極歡，醉或相忤，雖所業不同，而交契無間，於此一剎那，信足以泯人我之分，以行類畸士，故名為畸。」（鄭逸梅：《逸梅隨筆》，129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這種試圖在酒中感受天地合一的藝術家的氣質和生活狂放的黃侃正好一致。黃侃生性嗜酒，且幾乎是每飲必醉。他在日記中雖然多次對自己的這個惡習表示要改，但每每破戒。有時候甚至一天兩醉。如1928年11月15日日記載：「午大醉，扶醉詣旭初，遂寐於其榻下，醒後覺寒，已曛暮。焯請食於教育館，又致醉。」（《黃侃日記》，382頁）

汪東與黃侃的友誼還體現在他對於黃侃的肯定，黃在南京築居「量守廬」，就是章太炎作記，而汪東則專門繪《量守廬圖》山水一幅、並以篆書作一聯云：「此地宜有詞仙，山鳥山花皆上客；何人重賦清景，一丘一壑也風流。」

後來黃侃不幸早逝，也是章太炎作墓志銘，汪東作墓表。墓表中汪東描述了他與黃侃近三十年的友誼，並以黃侃的一首贈他的詩說：「精誠日往來，何用接酒杯」。後來在重慶，汪東依然不能忘懷他與黃侃等人在南京的歲月。他有一首《偷聲木蘭花》：

桃腮杏粉俱飄落，客里清明閑過卻。酒地花天，桑泊遊蹤只惘然。年年解挽征衣住，楊柳多情千萬縷。恰又無情，飛絮隨波總花萍。

在這首詞下面的序中說：「金陵玄武湖，當清明前後，花開如幄，季剛行吟其下，嘗顧餘曰：『此真花天酒地也』。客中懷思，凄然得句。」或許在今天的大學體制中，已越來越沒有黃侃、汪東這樣的人的存留之地，中國的學問固然與西學異途，其學人的生存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如何理解為學和為人之間的關聯，或許在越來越量化的現代教育體制中，是一個十分值得關切的問題。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自是精誠照膽人 新舊之際的汪東與黃侃》，載於《中國文化》2017年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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