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路徑與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觀念資源
作者簡介：
湯姆·洛克莫爾，國際著名馬克思學者，美國杜肯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特聘教授。
臧峰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院長，教授，哲學博士。
編者按：湯姆·洛克莫爾是研究當代歐陸哲學和馬克思哲學的著名學者，在德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頗有影響，現為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他出版了《黑格爾：之前和之後——黑格爾思想歷史導論》、《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的重建》、《在康德的喚醒下：20世紀西方哲學》、《非理性主義：盧卡奇與馬克思主義理性觀》等著作。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臧峰宇教授圍繞啟蒙的譜系、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觀念資源與盧卡奇的理性觀等問題對話湯姆·洛克莫爾教授，這些討論關注馬克思政治哲學史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史，在歷史語境中勾勒出啟蒙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之間關係的一種可能性圖景。
臧峰宇：洛克莫爾教授，您好!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2009年您的著作《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的重建》中譯本出版的時候，之前我讀過您的著作《黑格爾：之前和之後——黑格爾歷史思想導論》和《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最近又讀了《非理性主義：盧卡奇與馬克思主義理性觀》，我感到您是在西方哲學語境中討論馬克思哲學的關鍵問題的，這些問題關乎馬克思政治哲學史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史，它們都與18世紀以來的歐洲哲學史緊密相關，這種馬克思哲學研究思路與方法也促進了18世紀以來西方哲學研究的深化。我覺得每個學者選擇研究領域總會在一定程度上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總會與一個時代的精神氣質有關，我很感興趣的是，什麼是您選擇從事馬克思哲學研究的起因?
洛克莫爾：峰宇，你好!我的研究開始於論述費希特和馬克思博士論文的準備階段，更準確地說是論述他們的作為內在活動的主體觀念，後來這項研究作為一本著作出版了。我從那時起至今的印象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表明馬克思的觀點在政治上有益，但這很少涉及對他本人著作的直接研究。我的思路是關注馬克思思想中的主體觀念，以及這種觀念與更廣泛的哲學傳統，特別是與費希特和德國古典哲學，以及古代哲學特別是亞里士多德的關係問題。在外部的社會語境中，作為活動的主體概念，而不是勞動價值論、異化或利潤率下降規律等等，是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我試圖表明，應在批評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以及其他青年黑格爾派時轉向費希特，他將主體理解為基本活動，採用了一直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傳統的思路。這種思路表明馬克思是一個思想家，他不反對一切形式的哲學，而仍然主要以哲學思路來研究主體，這種思路顯然有悖於馬克思因科學而離開哲學的觀點。我的這本書最近被翻譯為中文，我希望它儘快出版。
一、啟蒙的路徑：18世紀的知識觀念及其深遠影響
臧峰宇：這表明您在研究馬克思哲學的開端便將思路置於西方哲學史的語境中。我最近研究蘇格蘭啟蒙運動和馬克思政治哲學文本，很想與您聊聊啟蒙的路徑和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觀念資源。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這個知性時代的核心維度，這場運動映現了歐洲思想界群星燦爛的景觀，也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影響了東方知識界的文化選擇。儘管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域具有相似性，但它並不是觀念趨同的思想合成過程。其歧異性在諸如義大利啟蒙運動、法國啟蒙運動等不同的民族形式中是很明顯的，而且廣為人知。我的興趣是更好地理解啟蒙運動和馬克思哲學的學術關係問題。
洛克莫爾：你的研究主題非常重要，因為它一方面表明馬克思與蘇聯馬克思主義有一條線索或聯繫，而另一方面是馬克思與啟蒙運動時期，特別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關係。在中國，曾經認為，至少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與後來的馬克思主義之間是連貫的，沒有任何斷裂。我更願意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不強調它們的連貫性，而將它們視為不連貫的，甚至在哲學方面的差別是很顯著的。馬克思與蘇格蘭啟蒙運動尤其是亞當?斯密顯然有密切關聯。馬克思關注的是制定一種取代現代工業社會的概念，其中經濟部分是核心。雖然還有其他的經濟學家，但斯密確實是第一個提出將資本主義理論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現代模式之核心的思想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他在寫於18世紀後半葉的《國富論》中發現了現代世界。在斯密試圖揭露對資本主義的剖析不到一個世紀之後，馬克思確實在回應斯密的時候提供了另一種選擇，這並非將現代工業社會理解成一種穩定模式，即大致像斯密所相信的工業革命的周期基本上是穩定的，相反，馬克思相信這基本上是不穩定的，在馬克思看來，出於經濟原因，這種模式可能會走向崩潰，就是剛才我說的所謂利潤率下降規律。
臧峰宇：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民族形式中的差別是很複雜的，研究這些問題要充分考慮馬克思主義在不同語境中生成各種民族形式的歷史成因，當然包括政治層面的成因。理解馬克思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關係，主要指向對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原初語境的理解。確實，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一種世界知識，正如康德倡導人們以勇氣在反思自我的過程中運用理性能力，實現心智的成熟，他將這理解為自主思考。在啟蒙的理論語境中，一種新的知識觀念形成了。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康德分析了「什麼是啟蒙」這個主題。200年後，福柯著手「回到康德」，他在這篇文章中將啟蒙「理解為一種態度，一種精神氣質，一種哲學生活」。在福柯看來，啟蒙不僅是思想觀念與哲學形態，而且是社會選擇或公共生活方式。
洛克莫爾：康德對啟蒙的理解是現代哲學的制高點之一。康德是一位深刻的理性思想家，他力圖將理性視為美好社會生活的基礎，在回應盧梭的時候，他的興趣是實現一種理性的社會語境。康德的觀點基於這個理念，因為每個人基本上都是理性的，所以每個人都應當被鼓勵去運用他們的理性能力。然而，他也很現實地認為，由於人們能力有差別，每個人都保持同樣的理性水平是不可能的。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康德進一步認為，理論上的理性實際上是很重要的。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康德的道德觀念基於對在本質上非常實際的問題完全給予理論的回答，或者說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所當為的目的在於符合道德。另一種思路的側重點是，康德的理性觀念對他自己而言並非僅僅是理論上的，而且也是實踐上的，因為他認為理論和實踐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不能分離，因為理論同樣也是實踐的。這在某種意義上表明，康德和馬克思也存在著一種可能的聯繫，但這裡也留下了一個開放的問題，是否可以採用康德自己對理論和實踐之關係的理解方式來研究馬克思?
臧峰宇：從康德哲學角度理解馬克思是一種為人們所關注的解讀模式，它與從黑格爾角度解讀馬克思構成了一種比較視域。黑格爾在青年時代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也在耶拿時期認真研讀了蘇格蘭啟蒙學者的著述。他更為直接地受到康德哲學的啟發。黑格爾無疑是啟蒙的孩童，他繼承了啟蒙的精神，也傳遞了啟蒙的火炬。您在《黑格爾：之前和之後——黑格爾思想歷史導論》一書中以歷史主義為線索探討了康德、費希特、黑格爾、馬克思、尼采等的知識體系及其關係問題，實際上呈現了18世紀以來的德國哲學簡史。如果從啟蒙的角度思考康德以來的德國古典哲學，也會發現啟蒙的深刻印記。雖然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和辯證觀念與康德哲學有別，但公允地說，黑格爾從另一條道路推動了啟蒙的進程。黑格爾強調自我意識，而青年黑格爾派將啟蒙轉向與宗教批判相一致的思路上來，其作用在於為馬克思開啟新啟蒙的範式提供了出發點。
洛克莫爾：你關於啟蒙的觀點非常有趣。我想你指的是實質性問題和啟蒙的限度，這通常與康德被看作是啟蒙運動的制高點和結束有關，但在其他人看來，對批判哲學的超越一直持續到19世紀後半葉。康德對理性啟蒙觀的理解的核心是理論理性概念，它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同樣，這個概念是潛在地和實際地對每個現實關注的問題的理論上的解決。康德之後，不是理性，而是他的理性觀念的抽象特徵通過轉向人的觀念語境而被修改了，相應地，理性概念很快從先驗的轉變為後驗的。在後一種情況下，新的理性觀伴隨著人類學轉向，從作為先驗演繹的制高點和終點推導出來的抽象主體觀念被其自己創造的世界中有限的人的觀念取代了。這種新觀念是對舊觀念的回應，它並不是過多地摒棄舊觀念，而是遵循社會的和歷史的線索，通過進一步承載啟蒙的價值而對理性作重新思考。出於這種原因，我認為將關注理性的啟蒙視為在康德批判哲學中趨向制高點和終點是不正確的，正如他自己所認為的，他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因為他解決了哲學問題，最後才是哲學的作用。由此看待後批判哲學家，包括黑格爾和以另一種方式闡釋的馬克思作為後康德主義的啟蒙思想家是正確的，他們將啟蒙從關注先驗理性和理論理性轉向關注新的理性形式，黑格爾稱之為精神，它是後驗的和實踐的，或者說它至少否定了這種努力，即如果確實可能的話，將理論從實踐中分離出來。
臧峰宇：您對後康德主義啟蒙思想家強調理論與實踐的融通的看法非常重要。其實，我覺得啟蒙運動在18世紀之後一直具有或隱或顯的連續性，這也意味著啟蒙從未完成。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批判在我看來也是在德國延續10年的一次具有啟蒙旨趣的思潮，馬克思一度參與了這場思潮，他後來在《神聖家族》中批判了這場思潮和法國啟蒙運動的缺陷。可以說，馬克思開闢了一種新的啟蒙傳統，這個傳統在東西方社會的不同表現樣態也不同程度地具有啟蒙的特徵。啟蒙是一項以知性觀念啟發民眾的事業，它不應成為知識精英小眾式的益智遊戲，而應以具有時代質感的人文學養開發民智，而這在今天仍然是哲學研究者應當承載的文化使命。
洛克莫爾：關於哲學的當代作用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但它在近期無疑沒有得到充分重視。這個問題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的希臘傳統。柏拉圖認為，哲學家是社會中的美好生活的中心，因為只有哲學家知道，完整意義上的概念和知識對於組建社會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後來，思想家們從「哲學對與其相反的觀點根本沒用」這個理念中產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這種理念是由康德以及費希特、黑格爾和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的，後來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也提出了這種理念，我在這裡只是舉他們幾位為例表明，哲學是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將兩種哲學區別開來：一種哲學不僅不能改變世界，而且還阻止人們改變世界；另一種哲學旨在改變世界，出於這個原因，它將社會中的美好生活作為先決條件。我認為，馬克思闡述的這種哲學觀是，哲學不滿足於維持事物的原樣，而試圖改變世界，它對於好的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與柏拉圖不同的是，他並不試圖組建社會，而試圖通過發動革命這個他頭腦中的前提條件對社會進行重組。對馬克思來說，以往的哲學家至少某種哲學家是有問題的，但另一種哲學家是不可或缺的，他們能夠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馬克思想要成為這種哲學家的典範。
臧峰宇：您對馬克思哲學觀的評價很有趣，馬克思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但他敏銳地意識到18世紀以來的啟蒙所存在的若干問題，或者說他明確意識到啟蒙的限度。過度相信理性或科學的力量，過度注重實證方法和技治主張，可能使人們陷入工具理性的苑囿。啟蒙之後的歐洲社會延續了知性生活傳統，但18世紀啟蒙思想家所勾勒的理想社會發展遠景難以或者也許不可能成為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現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革命的激情取代啟蒙的原因之一。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新啟蒙傳統確實是獨樹一幟的，他強調這種知性選擇的現實化。或者可以說他確實將康德所強調的理論與實踐的融通引入社會現實，而現實情境遠比在理論中想像的現實更複雜，這也使人們反思啟蒙的價值和限度。在這種反思中人們可能也會追問，我們是否需要新的啟蒙?或者說是否需要通過與社會有關的知識的願景，以新的方式來實現理性的啟蒙目的?
洛克莫爾：哲學家不會毫不關心他所從事的研究的社會作用，但對這種情況的理解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康德所闡述的啟蒙是以對社會環境的特定理性關係為前提的，因而是一種關於哲學的社會作用的獨特觀點。總的來說，有三種主要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例如，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對傳統的時間變遷的闡述完全是無效的，哲學家充其量也只是讓蒼蠅從裝蒼蠅的瓶子里飛出來；那麼康德的觀點恰恰相反，不是這種哲學，而是某種特殊的哲學具有內在的有用性，因而在其多種形式中都是有用的，也就是說，哲學關注理性的前提是，理性本身對人們以理性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是有用的，這個觀點後來被費希特和黑格爾以不同方式發展了；最後一種哲學不想讓世界保持原樣，而想要改變世界，因此它反對各種傳統哲學，幫助我們通往一種不同的社會環境，哲學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儘管我不能在這裡詳細論證這一點，但我認為康德的理性啟蒙的目的後來以某些不同的方式被後康德主義思想家，如費希特、黑格爾和馬克思延續了，後來還以某種不同的方式被美國實用主義者，尤其是杜威，在較弱的程度上也包括被詹姆斯延續了。所有這一切的啟示在於，當啟蒙的時代終結時，啟蒙並沒有結束，而以不同的方式在後來以致在今天仍然存在的爭論中延續。哈貝馬斯在某種意義上是啟蒙的晚近時代的人物，從另一個角度看，整個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霍克海默，仍然關注社會理性的問題。
臧峰宇：我想再談談蘇格蘭啟蒙運動，這是18世紀的核心，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有良序的市場經濟的強調導致了工業社會發展模式，他們對理性的強調不同於法國特別是不同於德國，因為他們試圖以理性方式彰顯經驗論傳統。馬克思在1844年閱讀蘇格蘭啟蒙思想的時候受到實踐先於原則的思路的影響，開始形成後來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端倪。但是，馬克思明確反駁蘇格蘭啟蒙思想中的道德理路，因為從馬克思觀點來看，作為上層建築的道德總要符合經濟基礎的要求。問題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時常遭到人們的忽視，而這將導致危害經濟生活健康發展的情境，這顯然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研究馬克思的道德觀念非常重要，而他批判資本邏輯的話語在當代辯論中產生了共鳴。
洛克莫爾：從馬克思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關係來理解馬克思思想的看法顯然是非常重要的。在馬克思主義辯論中有一個神話，馬克思甚至在他最初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發現了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問題。有一種令人遺憾的傾向，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忘記了亞當?斯密在運用關於道德的哲學視角發明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第一次形成了關於現代工業社會的完整理論，亞當?斯密提出這個理論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講授道德科學，詳細分析了產生於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從一個很深的層次上看，後來所有的經濟學家，以及轉向經濟學的哲學家，包括馬克思，都欠斯密一筆信譽債。同時，即使假定我們知道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僅僅將對道德現象的分析限定於這種關係的語境中也是有問題的，認為道德有時候支持或至少可以被理解為在特定的意義上支持經濟基礎是有問題的，但人們通常這麼看。馬克思後來在他自己晚年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區分的觀點也與上層建築無關。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極大關注往往使我們忽略了馬克思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其他論述，包括他的道德見解，可以而且應當更加關注的是，在轉向後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反思到底什麼東西是我們仍然有待努力獲得的。
二、馬克思的政治哲學視界與盧卡奇的理性觀
臧峰宇：您致力於還原馬克思思想的歷史語境，並指出這項工作需要具備馬克思主義、黑格爾、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現代工業社會模式以及他本人的富有個性的哲學貢獻這五個條件，這種解釋思路不乏新意。我傾向於將馬克思看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哲學家，他並非某種傳統理論的追隨者，他在青年時代的學術氣質就已經表明，他更可能成為新理論的開創者，他的政治哲學觀念與傳統政治哲學的基本理路也有明顯差異。至少在他的理論中有一種必要的張力，既能從中看到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印記，也能看到康德的道德主義影響，國際學界關於馬克思正義論的學術爭論反映的是馬克思思想的實際張力。我覺得「以康解馬」和「以黑解馬」的思路具有豐富的爭論空間，這種爭論也有助於我們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理解。
洛克莫爾：我同意你關於從康德的道德觀和從黑格爾的歷史主義角度理解馬克思的相關性的看法。我剛才已經談過這個主題，現在我想從另一個角度談談我的看法。馬克思形成了他的立場，並相應地回應了所有主要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和黑格爾是非常不同的思想家。黑格爾的觀點不同於也不能被還原為康德的觀點，但是離開康德，也無法理解黑格爾。他們都影響了馬克思，但是影響的方式不同。康德的道德理論為黑格爾所批判，黑格爾認為道德主張既不是先驗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後驗的，即使它們通常被看作是普遍的，它們不是也不可能成為普遍的。馬克思的立場顯然有一種道德成分，他在這一點上遵循黑格爾，「應當」的作用對馬克思而言是非常強的。這體現在諸多方面，我只在這裡談兩點：一方面，人類作為個體在現代工業語境中有自我發展的問題，這是對通過盧梭的闡述進入現代語境並引起後來主要思想家關注的人類繁榮問題的馬克思的回應版本；另一方面，所有這些主張的歷史主義部分從來都不是先驗的，從來都不是非時間性的，而總是後驗的，因而是時間性的，總是規定一種不同於從不固定或從不靜止的歷史語境的背景。黑格爾當然是將歷史語境最嚴格地置於整個傳統的思想家之一，這種態度被馬克思接受並納入自己的立場，這不是弱化歷史的立場，不是將歷史變遷的概念以某種無關緊要的甚至是外在的方式滲入康德的道德認知概念中，與黑格爾一樣，馬克思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理解這兩個維度的。
臧峰宇：談到歷史主義和道德主義的雙重影響，我覺得可以引入蘇格蘭啟蒙運動作為中介，當然在馬克思對蘇格蘭啟蒙學者的若干評介中可以看到他對歷史主義的肯定以及對道德主義的質疑。但是，在馬克思政治哲學中確乎有一種道德建構的空間，馬克思對資本邏輯的批判和對工人處境的同情具有一種道德懸設。這種道德懸設當然不是超歷史的，但它也並非全然被決定的，而會發揮不容忽視的作用。構建馬克思主義正義論，既要強調歷史主義的必然性，也要意識到道德建設的有效性。您在《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一書中談到了「哲學經濟學、工業革命和亞當?斯密」，也談到了黑格爾的經濟學研究，這些思想對馬克思的影響是明顯的，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馬克思思想中這種必要的張力的觀念來源。
洛克莫爾：我認為你在這裡提出了一個關於馬克思與蘇格蘭啟蒙運動，更具體地說是馬克思與斯密之間關係的很重要的觀點。斯密在19世紀後半葉對現代工業社會富有前瞻性的描述中主要將其視為一種持續的、可行的模式，而不是將其視為已在發展的某個階段形成並在以後註定要消逝的某個特定節點。道德維度和經濟維度在斯密思想中自然是結合在一起的，馬克思對斯密的現代經濟理論範式，實際上是對資本主義在工業革命時代的富有前瞻性的描述，所作的反應是指出資本主義是不穩定的。馬克思的歷史視角不僅延伸到經濟學，而且延伸到你所說的道德主義，甚或延伸到現代工業社會的正義問題的其他方面。與康德不同，他給出了原則上適用於所有時間和地點的理論上的回答，馬克思認為，倫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們對別人負有什麼義務，總之，我們應當如何在社會環境中行事，是其功能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成為可能的問題。因此，他在晚年對瓦格納的評論中使人們注意到正義的兩個層面的差別，為了重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共產主義第二階段存在的聯繫，這在一種特定類型的語境中確實是可能的，在第一階段，每個人獲得他應得的東西，在第二個階段，每個人將最終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
臧峰宇：確實如此，這兩個階段呈現了一種歷史的視域，其中既有長線的邏輯，也有短線的邏輯，它們反映了馬克思的政治辯證法。馬克思沒有完整的政治哲學體系，對馬克思哲學和政治學思想加以重構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的，因為馬克思在早期文本中有明確的理論指向，但這並非達到完成的理論層面。當代研究者試圖從不同角度重構馬克思哲學，您在《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的重建》一書中指出，哈貝馬斯為我們在知識和興趣的不同方面理解馬克思哲學，進而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最佳契機。如果從政治哲學角度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您認為哈貝馬斯在這項任務中是否成功?
洛克莫爾：這裡有兩個我想分別面對的不同主題：馬克思分析政治主題的實際狀況以及哈貝馬斯重建馬克思的立場所付諸的努力。我認為需要明確區分馬克思政治哲學和主要由列寧創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大體而言，在馬克思思想中有一種政治哲學線索，但並沒有一種完整的政治哲學，這無助於在實踐中實現馬克思的理論視野。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說，馬克思有一種理論視野，但他沒有辦法將它付諸實踐。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理論沒有達到他自己區分的兩個層面：與社會現實無關的理論和在實踐中實現的理論。在這裡只作這一點說明就足夠了，列寧的政治理論旨在提供馬克思沒有論證過的政治理論，也許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將嚴格地或至少主要是由於經濟基礎的負重而衰落。這個看法是隱含在馬克思關於經濟危機的觀點中的。正如列寧的思路，政治的解決方案是以在轉向共產主義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的失敗為前提的。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列寧的理論與馬克思的理論是否一致?
臧峰宇：馬克思及其後繼者的思想關係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任何學派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僅僅複製該學派創始人的觀點，總要基於某些經典觀念做符合時代條件的發揮，我想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著述也會遇到這種實際處境。列寧的情況尤其如此，他不僅將馬克思開創的傳統引入「十月革命」及其後的蘇維埃革命實踐，而且他開創了列寧主義傳統。當然，由於兩者之間的理論聯繫，我們通常稱其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哈貝馬斯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則是另一種情況，他們所論述的與馬克思經典表述同樣有所不同，也可能存在某種過度解讀或自我發揮。我想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確認馬克思哲學的文本語境與歷史語境，然後才能考慮在何種意義上或者說在何種程度上所作的進一步闡述是合理的。
洛克莫爾：好的，現在我談第二個問題，即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努力。我的觀點是，任何理解馬克思的努力都需要理論的重建，以獲得馬克思所思考的東西。哈貝馬斯走得很遠，他不僅試圖解釋，而且試圖批判馬克思的理論，試圖將其重建為一種與馬克思實際在思考中所要達到的目的不同的新理論。我認為可以將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努力理解為，表明以馬克思的名義所做的工作是不充分的，由於多種原因而失敗了。首先，馬克思從未使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術語來指稱他的立場。其次，馬克思和恩格斯，因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持有類似的政治觀念，但他們的哲學觀念是截然不同的。哈貝馬斯沒有察覺到這種差別，實際上他提出了對馬克思的批評，認為馬克思沒有自我反思的一致性，如果在對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的關係的單向度解讀中，上層建築因而意識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那麼這或許與恩格斯的觀點是一致的，但這與馬克思所思考的不同。換句話說，他解讀的馬克思似乎是恩格斯。第三，哈貝馬斯規定了他所謂的交往行動理論，作為對馬克思理論的替代，實際上他提出的是與馬克思完全不一致的思路，因為他強烈地堅持他所謂的工作和交往的分離。由於這些原因，我認為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努力是失敗的。
臧峰宇：您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做講座時提到盧卡奇所說的「尾巴主義」， 這個概念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曾多次出現，它指的是趨從於群眾的思想和行為。例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過，「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在毛澤東看來，「命令主義」是「急性病」，這種做法「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而「尾巴主義」是「慢性病」，因為它不能有效地領導群眾進步。馬克思主義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強調傾聽群眾的呼聲，同時強調以更先進的知識和覺悟領導群眾，對群眾進行思想文化的啟蒙。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實際上體現了在中國現代化途中啟蒙民眾的進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思想方法得到高度強調，在中國語境中素來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念和現實的對接。
洛克莫爾：這對我有幫助。我很高興聽到你的闡述，因為我沒有關於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合宜的背景。盧卡奇在他為歷史和階級意識辯護的著作中使用了「尾巴主義」這個術語。因為我要在人大演講，所以我做了一點研究。我只是想說，「尾巴主義」這個術語來自於俄語「khvost」，最初是列寧使用這個詞「khvostism」來描述經濟學家們，他認為共產黨不應該在革命形勢中處於引領地位，而應當使經濟事實在沒有進一步引導的境遇中自然地展開。羅莎?盧森堡在她的論述中指出，如果沒有黨的直接干預，自發的經濟將會遭遇失敗。列寧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毛澤東顯然是通過列寧接受這個術語的。例如，正如你所指出的，在《論聯合政府》的最後一段話中，毛澤東以相反的方式使用了這個術語。列寧想的是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的正當性，而毛澤東想的則是黨依賴群眾，也要領導群眾。然而，人們必須思考這種情況，後者比前者更有根據。
臧峰宇：您談到的「尾巴主義」這個術語在俄語中的使用很有啟發性，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毛澤東哲學的獨創性。在他的表述中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是通過群眾的中介來實現的。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影響深遠，他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在馬克思主義學界可謂人所共知。您同時探討了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理性觀與資本主義非理性主義，同時將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理解為一種社會本體論。我更關心「哲學非理性與政治非理性」的論述，這種「非理性」既可以被理解為感性實踐，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知性觀念。馬克思政治哲學確實並非抽象的或純粹理性的結果，但他強調顯然以啟蒙為基礎的具體的社會成因。盧卡奇強調「階級意識」產生於也歸屬於歷史進程，這也體現為某種文化自覺的形式，其中一種形式就是哲學。
洛克莫爾：你提到的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的關係問題非常重要。由恩格斯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是反黑格爾主義的，它認為，馬克思遵循費爾巴哈，遠離黑格爾，遠離德國唯心主義，甚至遠離哲學，從而實現唯物主義和科學。盧卡奇表明，馬克思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他的理論產生於解釋、批判黑格爾的過程，也是基於黑格爾確立起來的。盧卡奇在他晚年的著作中批判了資產階級哲學，他認為這是對扭曲的社會背景的一種非理性的表達，不能反而以此冒充為他所描述的具有內在理性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能夠獨立地掌握和改變現代工業社會。在他生命最後的歲月，盧卡奇在未完成的著作中試圖將馬克思的理論拓展為當時他所理解的社會本體論。在我看來，這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是有洞察力的，但他所闡釋的內容需要補充。在我看來，核心的觀點是，在回應黑格爾的時候，馬克思是以費希特的思想為基礎的，我在這裡提出這個開放的觀點，有限的人類建構了他所能理解的社會環境。這表明，如果我們將主體理解為活躍在自我建構的世界或者說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人類，我們就能理解世界和我們自己。
臧峰宇：我最近在翻譯盧卡奇的《青年黑格爾》，這本名著重構了青年黑格爾的思想進程。這本書表明我們需要進一步反思經濟學和辯證法的關係，這是青年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非常關注的問題。關注他們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評價，有助於理解他們各自理論中的辯證維度。盧卡奇細緻分析了《精神現象學》的前史，即黑格爾1793-1796年伯爾尼時期、1797-1800年法蘭克福時期、1801-1803年耶拿時期以及1803-1807年耶拿時期的寫作，這些資料對理解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對黑格爾思想的研究頗有助益。在《資本論》第2版的「跋」中，馬克思順便對辯證法作批判性參照，以表明他的觀點與黑格爾的不同。當然，這種區分也反映了他們的學術關係。您在《非理性主義：盧卡奇與馬克思主義理性觀》等著述中曾多次談及黑格爾的經濟學和辯證法，我很想知道您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洛克莫爾：正如你所指出的，黑格爾和馬克思思想中的辯證法集中在這個難題上，即如何理解他們各自的觀點，如何理解馬克思的黑格爾主義。我相信馬克思與黑格爾思想關係的發展經過了幾個階段。至少包括《博士論文》，馬克思在他最早的哲學著作中應用了黑格爾關於差異的觀點，接著是批判，他在19世紀40年代經常激烈地批判黑格爾，尤其是針對《法哲學》，在《巴黎手稿》中這種重要的批判性見解達到高潮，接著他在晚年的著作中致力於以黑格爾的思想為基礎，尤其體現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第一卷中。我想指出這一點就足夠了，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在不同文本中是不一樣的。黑格爾當然是一個辯證思想家，他認為作為持續發展的結果，在社會世界中存在著內在張力。馬克思採用了類似的思路。雖然有時候我們說，馬克思後來離開了黑格爾，這也是從另一個角度清楚地表明，馬克思遵循黑格爾，發展了一種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辯證思路。
臧峰宇：您關於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關係的階段論的看法富有啟發性，馬克思確實採用了與黑格爾類似的辯證思路，這種辯證思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具有深遠的穿透力。最後，我想談談皮凱蒂的《21世紀的資本論》，他在這部著作中提供了對現代工業資本主義問題的新解讀，對21世紀資本主義世界作了一種具有綜合性的研究。皮凱蒂最令人關注的觀點是，在歐洲以及其他地方，資本回報率大於經濟增長率的情況普遍存在。這實際上意味著貧富差距在擴大，這是他基於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您最近談到利潤下降率定律，涉及皮凱蒂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長期經濟不穩定所做研究的評論。我想從平等主義角度理解皮凱蒂對貧富差距的憂思，這涉及他提出的關於徵收高額累進稅的補救方案。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無疑會帶來嚴峻的社會問題，而這必然會波及生產領域。
洛克莫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馬克思的立場依賴於資本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的設想。馬克思沒有制定也沒有直接指出旨在實現這一轉變的各種機制。最重要的經濟機制是所謂的利潤率下降規律。這個規律是很有爭議的，它引來了很多討論，也經常遭到批判。皮凱蒂不依賴於概念分析，而依賴於數據分析，他指出根本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撐這個常見的看法，利潤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降低。由皮凱蒂以及早些時候由克羅齊提出的批評是很重要的，實際上這對理解馬克思的觀點來說是絕對關鍵的，如果不太可能甚至根本無法在實踐中實現的話，它就只能在理論上是正確的。馬克思認為，從長遠來看，資本主義將因面臨巨大的危機而遭到摧毀。我仍然期待人們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的經濟分析的進一步回應。
本期編輯：吉先生
本文來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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