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石清興——宋代硯業的經營方式（下）

一.堅持家庭經營為主

宋魚子紋歙石「婺水劉家」銘抄手硯

制硯往往由硯工個體獨立完成，從相材、構思、設計、到製作，都與硯工的藝術稟賦與手技藝密切相關。家庭經營，由於產權清晰，既有利於調動硯工的生產積極性與藝術創造性，又方便手工技藝的保密與傳承。

1995年10月江蘇省寶應縣城區安宜東路宋代墓群12號墓出土一方銘文抄手形歙硯。長17厘米，寬11厘米，高2.5厘米，殘重350克。此硯青黑色，平面為長方形，硯面傾斜呈弧坡形，墨池較深，硯面隆起。硯背淺刻豎行銘文「婺水同家龍尾細硯子囗」，行書，字體遒勁、流暢。此硯當為婺源縣的「同家」作坊所制。流轉品中，刻有工匠姓氏的宋代歙硯則更多一些。

二.硯石開採中的團隊化作業

宋魚子紋歙石「婺水劉家」銘抄手硯

《歙州硯譜》中曾有這樣的記載：羅紋坑。在眉子坑之東。李氏時發。地向屬王仁高，今絕籍。為硯戶戴義八人共請之。歲輸山稅三十金。

原文雖未講到硯戶們對羅紋坑的硯石如何開採，但既然是「硯戶戴義八共請之」，並且一起承擔「山稅」，那麼只能是團隊化作業，共同采發礦石並進行分配。否則的話，「八人」中的人可以任意采發，如何保證公平？恐怕早就吵翻天，要打官司了。順便帶一句：其時資源稅的稅負是相當輕的！硯戶們采發一年的礦石，只須交納「山稅三十金」。只相當於一方硯的售價。

宋綠黑雙色澄泥抄手硯

宋綠黑雙色澄泥抄手硯

這是民間的團隊化產石，更多的則是由官府組織。其主要體現在知名度高、生產規模大的端硯、歙硯生產中。如歙硯中「其石有青綠暈」的「驢坑」，「景祐中(1036年左右)，曹平為令時取之；後王君玉為守，又取之。近嘉祐中(1060年左右)，刁璆為尉，又取之。」端石開採中，此種情形也屢見不鮮。南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就有官員報告：肇慶府之硯石，歲鑿不已，致江水滲入，今則候冬月岩水稍淺，命農夫車水，硯匠伐石。

史書中甚至還記錄有官員強迫石匠採石身亡而被罷官的。光宗紹熙元年(1190)，肇慶知府林次齡「輒差虞兵，監勒石匠深入岩水打硯，致傷損身故」，被廣東提舉劉坦劾奉罷官。

宋端石異形夫妻硯

這是由於歙硯、端硯等優質硯石礦產資源匱乏，開採難度日益增大，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貢硯、贈送達官貴人、收藏等原因，不得組織團隊化作業。歙硯有的石坑「麻石三尺，中隱硯材數寸而已。猶玉之璞也。坑往往在溪澗中，至冬水涸，合二三十人，方可興工。每打發一坑，不三數日必雨。雨即坑壟皆湮塞。較其工力，倍金銀坑中取礦者。」而端溪下岩，「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水浸。治平中(1066年左右)貢硯，取水月余，方及石。」故蘇軾《端硯銘》曰：「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另一位詩人王庭珪(1079—1171)也有「端溪之水深莫測，千夫挽綆下取石」之句。

有些地方官員為獲取優質的硯材，甚至不惜工本，大興土木。與蘇軾同時代的陳密，在任端州地方官時，為開採端溪下岩石，專門組織人力在坑洞內開挖了一條排水渠。「下岩。……岩有兩口，其中則通為一穴。大穴，取硯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曰水口。即陳公密所開也。」而歙州的地方官為得歙硯佳石，竟然令大溪改道。「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是由別道行，自是方能得之。」

三.制硯大作坊中的資本主義因素

宋歙石「婺水藍家」銘抄手硯

蔡襄寫於仁宗皇祐癸巳年(1053)的《硯記》中就有這樣的例子。「端州崔生之才居端岩側，家蓄石工百人，歲入硯千，數十年無可崔意者。」居住於端岩旁的崔之才開辦的制硯作坊，有石工100人，每年生產的端硯超過1000方，且經營時間達數十年。尤論其企業用工人數與硯台生產規模，都可以與900多年後的20世紀80年代年代國營肇慶端溪名硯廠，集體所有制的歙縣歙硯廠、婺源縣龍尾硯廠相媲美，而且前者生存的時間更長!

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宋代兩浙、江東、福建等路，一些無地農民——客戶，一部分轉化為商人，一部分受雇於他人。後者同主人的依附關係大為削弱，已經具備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僱傭關係。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制硯業中脫穎而出，如同在大的紡織作坊中一樣。

宋歙石「婺水藍家」銘抄手硯

崔之才的制硯作坊並非個例。歙硯也有這樣的大作坊。「歙之大姓汪氏，一夕格，漲水暴至，遷寓莊戶之廬。莊戶，硯工也。」請注意，何遠在此點明「莊戶」為「硯工」，而非「硯戶」。其與「大姓汪氏」的關係屬僱傭關係。只不過作者沒有記述汪氏的制硯作坊有多少硯工。此「汪氏」，會不會就是硯藏家唐詢的《硯錄》所記的委託代購「二州之石品第一者」中，與崔之才齊名的「汪琮」呢?

崔之才是一位硯台經營奇才。皇祐癸巳年，崔之才作坊的硯工意外地得到了一枚「紫龍卵」石。製成硯後，「若有德君子。上下眼各四，當中暈七重。」「微近手，則潤澤可劘墨矣。」崔生果斷地抓住這數十年一顯的機會，成功地策劃組織了一次企業形象廣告活動。「不遠千里，授使者以來」將硯賺送給被蘇軾稱為「本朝第一」的大書法家蔡襄。馳名海內的蔡襄受寵若驚，「齋戒發封，諏吉日，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諸葛高鼠須筆」，寫下了一篇《硯記》。嗣後廣泛流傳，大大提升了崔之才與他的硯作坊的知名度與美譽度。崔生此舉，以小搏大，賺足了眼球，可為一本萬利，並且藉此使自已得以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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