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轉型4：從諾獎看經濟學的走勢
經濟學的轉型4：從諾獎看經濟學的走勢
鞏真
理查德·塞勒關於理性人的研究獲得了201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網上看到這位美國經濟學家愜意的笑容。
這是諾獎第二次頒發給與「理性人」相關的研究。早在1978年，人工智慧專家、管理學家和心理學家赫伯特·西蒙就因人的理性有限性研究獲此殊榮。
理性人假說奠定了經典經濟學的基礎，整個經濟學大廈都坐落於此。隨著理論和實踐的演進，置疑理性人的研究也成為碩果累累的領域。
與塞勒的理論相比，此前西蒙的視野顯得更為寬闊，更具哲理。西蒙認為，人不可能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斷，是由於時間和精力這些最基本的資源有限，無法收集到與決策相關的全部信息。從而提出「有限理性」。理性人實際上是隨時處理理性有限問題的「經濟人」。經濟人在實踐中發展出一套節約理性資源的方式。西蒙稱其為「邊界」理論。邊界理論至少產生了兩個成果：一是人工智慧可以模仿這種邊界信息處理進行計算機的運作，二是邊界理論很好地解釋了人類社會中的各種組織（包括企業和行政部門）結構形成的原因。這兩者都是利用邊界過濾海量的信息，從而使利用有限理性來處理無窮的信息成為可能。
在現代社會，西蒙理論的價值在於，他指出了人的智力資源才是最基本的稀缺資源，因此，所有的決策和行動的根本問題是如何經濟地利用人的精力和時間。而今天看來，目前的人工智慧技術正是在突破人類智力資源的限制方面獲得了長足進展。而在西蒙之後，卻無人對這種現象做出解釋。
與上世紀七、八十近年代相比，近年的諾獎得主更注重細節問題的研究。這個確實也表明，經濟學構建規範的時代已經過去。
回想當年，每一次諾獎的頒發都給世人帶來震撼。
1971年，諾獎頒給了對國民經濟總值及增長有開創性貢獻的庫茲涅茨；1972年頒給了大名鼎鼎的阿羅，此人以否證民主程序的非理性而著稱於世；1974年的諾獎同時頒給了繆爾達爾和哈耶克，後者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極端推崇者；1979年，舒爾茨和劉易斯的發展經濟學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1981年，托賓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市場的關係獲獎；1986年的得主布坎南在其政治決策理論中直指政府部門的「自利性」引起社會關注；1987年諾獎表彰了索羅對科技在經濟增長中的主要貢獻；1991年、1993和1998年的諾獎讓科斯的制度經濟學、諾斯的制度變遷，以及阿瑪蒂亞-森的饑荒的社會制度原因引起轟動……幾乎每一次經濟學諾獎的頒發都是一場思想和觀念的大震蕩。加之經濟學領域的這些成就又正好與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遙相呼應，更顯得氣勢恢弘。
從70年代開始的幾十年中，經濟學也大舉向其他領域進發，開疆拓土，在科學哲學、生物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企業管理、和人工智慧（西蒙）中都建立了「殖民地」，大有「日不落帝國」雄起之勢。
隨後，經濟學開始精耕細作，並逐步學會了與其他學科利益分享，合作共贏。比如，1980年克萊因的數學模型；1995年，盧卡斯的理性預期；1996年莫里斯的信息經濟學；1997年莫頓和斯科爾斯的期權定價（以實踐中的失敗告終）；
21世紀起始，諾獎得主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個人和家庭行為、心理學分析、實驗室方法、商業周期、貿易模式、資產定價、契約和激勵等更為細緻的領域。但其在思想界的影響已雄風不再，遠不及當年。
而這一過程預示著經濟學正在從構架的建立走向細節的確認。它在打開視野的同時，也將面臨更嚴格的檢驗和挑戰。而這正是所有科學理論演化的必由之路。
資源不稀缺，理性人非理性。經濟學將何去何從？
不僅如此，面對20世紀後期以來蓬勃興起社會變革和高科技所引發的經濟問題，經濟學也沒有給出應有的回應，像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危機，中國強政府市場經濟的崛起，以及諸如GDP統計指標，就業和失業，貧富差距，邊際成本和收益的升降，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將對這個學科構成根本性的挑戰。
面臨轉型的經濟學，似乎正在等待類似當年亞當·斯密和凱恩斯這樣的巨匠的出現，或者重演當年諾獎的輝煌。也許，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革，經濟學領域中的任何個人都已回天無力。所謂的「巨匠」說不定將會來自網路群體，或者是人工智慧。這可是一個極不確定的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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