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外交家眼中的明治維新

■夏麗檸

按照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小島毅博士的說法，「明治維新，是為了尊王攘夷而進行的以天皇為國家政治中心的革命性運動，其結果竟是讓日本走上文明開化的道路，成為西化的近代國家，這是歷史的諷刺。」

但在西方人看來，從「倒幕運動」到「明治維新」，他們都積极參与，功不可沒。英國外交家薩道義所著的《明治維新親歷記》，便是例證。倘若不知曉薩道義，只要說他是簽訂《辛丑條約》的英國代表，讀者腦海里便會勾勒出一個老牌英國外交官的形象。

說來這位薩道義先生與亞洲各國淵源頗深。「他在1862年至1883年以及1895年至1900年間任駐日外交官，1884年至1895年轉至暹羅（今泰國），1900年至1906年曾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1906年回國任樞密院委員。」按年代，他應與丘吉爾是同僚。那時年輕的丘吉爾任殖民地事務部次官，後來寫了一本《我的非洲之旅》。如果仔細琢磨兩本書的氣質，真是一脈相承，都有濃郁的「日不落帝國」外交優越感。

與丘吉爾的「學院派」出身相比，薩道義屬「實踐派」。在倫敦大學尚未畢業時，他便受佩里將軍所著《日本遠征記》吸引，決定參加派往中國和日本見習譯員的應試。1862年，當他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然而，正是這位來自異域的年輕譯官，身處明治維新前夜的風起雲湧和暗流波瀾之中，將日常見聞記在日記里，晚年整理成書。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本書的目的，並非是要一一講述這段外交生涯的所有往事，而是側重於那些我親身經歷的最為精彩有趣的部分。」此話可理解為，本書僅是個人「親歷現場」，而非「宏大史觀」。因此，書里不僅有十九世紀中期日本社會的官民見聞，亦有沒落武士的滋事殺人，還有幕府末期的英雄輩出，自然也少不了覲見「天皇」和「大君」（幕府大將軍）這樣的權貴人物。國家的歷史即是「人」的歷史。

英國政府派遣薩道義赴日之時，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以船堅炮利強迫中國打開大門的西歐各國，早已將「大君」嚇破了膽。無論如何不能讓西方人站住腳，這是幕府最初的想法。因此，不售賣給外國人物品、武士浪人襲擊殺伐外國人的事件層出不窮。即使在西方艦隊炮擊鹿兒島之後，他們依然在下關遭到長州藩的回轟。由此可見，日本向來就是一個骨子裡很「不服」的國家。

任何變革都需要土壤。薩道義所寫的各國外交斡旋，僅是「明治維新」的催化劑而已，對天皇的「大政奉還」，才是革命的真正動力。雖然「維新派」和「幕府派」都向西方伸出了橄欖枝，但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維新派」，這才是最後使日本敞開國門的主因。這一點，薩道義在書中倒是相當坦然地承認了。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內部原因，便是江戶時代歷史思想的發展。賴山陽所著《日本外史》，實際上是一本指導「尊王攘夷」的思想之書。「忠」的思想至今在日本社會中根深蒂固，在「忠」的延長線上則屹立著「儒家思想」。基督教的流入，引起了日本社會的騷動，確立一個明確的「宗主」和「信仰」十分急迫。與日本國內兩派間的複雜鬥爭相比，西方列強推動「明治維新」的作用顯然是次要的。

不過，賴山陽的理想是，「天皇應該親自身披戰袍，以大元帥的身份率領軍隊;而實現這一理想的就該是明治維新。」難怪小島毅說日本後來加入列強掠奪中國，並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道路，明治維新是個轉折。雖說明治維新使日本避免了像美國內戰那樣的大規模流血犧牲，卻隱藏著更大殺機。顯然，如薩道義一般的西方人高興得太早了。

依書中行文，可以看出薩道義逐漸喜歡上了這個東方島國。從初始的抱怨不開化民眾、無腦僕役，到誇讚櫻花國的山巒植物、美食美器、人文風物，後來這位老牌英國佬還娶了日本妻子，成了一位旅行家、登山家和狂熱的植物學家。對他來說，明治維新不僅是一場親歷的革命，還是其人生的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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