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研究要關懷現實、擔當使命，更好解釋高等教育「中國模式」

伴隨著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邁進，我國已成為高等教育研究大國：「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制在世界範圍內獨具特色，並在學科建制和現實需求的基礎上產生了日益龐大的研究隊伍，龐大的研究隊伍又生產了海量的研究成果，且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實踐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撐。

但是，儘管取得諸多成就，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研究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寫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也即作為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不僅要致力於科學「解釋世界」，而且要致力於積極「改變世界」。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國當前高等教育研究還需在「解釋世界」上加大現實關懷，增強「改變世界」的使命擔當意識。

《孟子·盡心也上》中有句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很適用於形容當前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改革開放後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從無到有，已走出了「一窮二白」的發展初級階段，日漸成為一門「顯學」，這種「顯達」對研究本身提出更高的要求——

高等教育研究必須有「兼濟天下」的現實情懷，在為高等教育發展的國家戰略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支撐的同時，也要證明所謂「顯學」並非因其研究對象重要而「顯」，而是因其所做的貢獻而「顯」。

本文將從研究行動的幾個關鍵方面出發來探討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做到更好地「濟天下」和「不負時代」，具體來說是談論如何處理在研究立場、研究選題、研究視角中的一些內在關係，從而體現高等教育研究的現實關懷與使命擔當。

研究立場：價值無涉與價值關聯

學術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行動的開啟，通常首先面對的而且不得不面對的就是研究價值立場的問題。而且，作為生產「專業知識」的一種認識活動，學術研究的價值立場歷來為人們所爭論不休。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價值無涉」和「價值關聯」觀點。

他認為：「經驗科學的問題應該『不加評價地』加以解決，它們不是評價的問題。但是，社會科學中的問題是根據被討論的現象的價值關聯而選擇出來的。」韋伯認為，在開始選擇研究的課題前，可以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按照社會需要和自己的興趣愛好確定自己研究的內容，因為任何一種歷史性的敘事都是對過去事件有選擇的整理，因此提出概念與假設都必須運用價值關聯的方法。但是，進入研究過程後，則不能有任何的偏見，而應遵循科學的原則，就研究對象的本來面目進行探索，根據自己所發現的資料進行科學研究。也即韋伯認為研究前期是「價值關聯」的，而進入研究過程則應是「價值無涉」的。

韋伯的「分階段論」算是很好地釐清了社會科學研究立場的原則：在研究過程中，「價值無涉」是必須堅持的科學通則，應持不偏不倚的研究立場，唯如此方能達至科學意義上「求真」；但是，在進入研究過程之前，研究立場則常常是「價值關聯」的。我國學者張旭東也認為：「知識的立場後面必然有一個價值立場。沒有價值立場的學術歸根到底都是一種沒有依附的東西，只能是種專業技術性的東西，是沒有根基的。」

那麼，從現實關懷與使命擔當的角度出發，高等教育研究在選題之前的「價值關聯」又應持何種原則呢？因為社會發展的每個時期，佔據主導地位的價值立場都會有所發展變化，因此這個顯然不可能有絕對標準。但從相對性原則來看，有兩個重要的參考要素：一是研究對象屬性的變化，二是時代屬性的變化。

就當前而言，我國高等教育即將從大眾化時代進入普及化時代，但關於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研究和預判卻是相當缺乏的，甚至對於即將過去的大眾化時代的研究也是相對滯後的，研究一直處於跟著實踐跑的階段，而缺乏對實踐的引領。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至今很多研究者都還抱著精英主義的研究立場，去研判大眾化時代的高等教育對象。

追求卓越無疑仍是並且永遠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價值，但在高等教育影響到大多數人口之時，更應從普羅大眾的立場出發，把公平正義作為研究的價值始基。尤其是現在高等教育已經越來越走向社會中心，涉及到千家萬戶、芸芸眾生，對國家社會和普遍的個體生活都存在實在意義。如果這個階段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者還是抱著以前的精英主義立場不放的話，當然便滯後於時代發展的，更遑論引領時代。因此，高等教育研究應當能把握並引領時代變化帶來的價值立場的變化，更多地探索高等教育發展變遷對於普羅大眾的意味，從而更深入地探索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到普及化進程中的內在機制。唯如此，高等教育研究方可真正地「濟天下」，也在更大範圍和更大程度上實現其使命擔當。

研究選題：個人旨趣與國家需求

開展研究行動之前的研究立場通常是一種內化的知識和態度，但實際研究行動的開啟，高等教育研究者顯然還需要面對更加具體的問題，首當其衝便是研究選題。

美國高等教育哲學家布魯貝克便以「認識論」和「政治論」來呈現兩種對立的高等教育哲學：大學從事深奧知識的研究，一方面出於「閑逸的好奇」，另一方面則源於「對國家和社會有深遠影響」。

這個說法也正好可對高等教育研究選題作一個恰如其分的註解：一方面來自於研究者的個人旨趣，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國家和社會需求。這兩者之間，當然最好是尋求兩者之間的結合點，美國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人默頓便認為，「科學家們通常總是選擇那些與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價值和興趣密切相關的問題作為研究課題。」 我國教育學者吳康寧也有類似表達，他認為好的研究選題的標準應是「聯通的問題」，即不論對於教育理論的發展或教育實踐的改善來說，還是對於研究者自身的發展來說，都是「真」問題；是同時符合「外在標準」與「內在標準」、「客觀標準」與「主觀標準」、「利他性標準」與「利己性標準」的問題。

但默頓和吳康寧的這種「兩全其美」的表達無疑都屬於理想情況，而在現實研究中卻常常會遭遇對立的困境，這種情況下應當如何選擇呢？

本來，對於不同的研究者而言，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更傾向哪方當然都無可厚非。但從高等教育的現實關懷和使命擔當的角度來審視的話，需要考量的一個核心因素便是具體國情：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一直是以服務於國家、社會重大戰略需求為主線的，這是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基因」的一個重要體現。

高等教育研究界也一直有關於高等教育目的應是「個人導向」還是「社會導向」之爭論，但從現實情況而言，我國高等教育目的之「社會導向」特徵更加明顯，走的是一條在滿足「大我」的基礎上滿足「小我」之路。那麼，在這樣的現實情況和認識基礎之上，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也便不能只是囿於「小我」——束縛於坐而論道的「閑逸的好奇」或滿足於一己之悅的思維遊戲；而更需要在安於學問和忠誠學問的同時，切實地關懷「大我」——更傾向於選擇「對國家和社會有深遠影響」的選題，關懷人類的命運和和承擔更重要的歷史使命。

研究視角：宏觀慣性與微觀轉向

很多人也許會認為，既然高等教育研究選題更加傾向於從「對國家和社會有深遠影響」出發，那麼高等教育研究視角上就應該偏於宏大取向，並且在事實上也造成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種宏觀視角慣性。

作為高等教育學科創始人的潘懋元先生近年來也對30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進行反思，認為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因為形勢所需要，總體而言過於偏重於宏大敘事，而對於微觀研究關注得過少。這個思考當然並不僅來自於個體經驗和觀察，也有相關的數據支撐。

鍾秉林教授等便曾對國際知名教育類期刊中涉及高等教育的研究論文和我國高等教育類核心期刊中有關高等教育的論文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更重微觀應用研究，問題導向性顯著，偏重實證研究的論文所佔比例近70%；而國內高等教育研究的情況則恰好相反，更多是宏觀研究，經驗判斷多，以理論思辨為主的定性研究論文比例超過70 %。

儘管我國高等教育研究中這種宏觀視角慣性已成現實，而且宏觀研究也確實非常重要，但是並不意味著選題取向更為注重國家與社會需求就應「匹配」宏觀視角，這其中顯然存在誤讀和誤解。

以社會科學中相對更加成熟的經濟學為例：經濟學研究可謂更加強調「對國家和社會有深遠影響」，但經濟學不僅在學科劃分上明確劃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而且近年來微觀經濟學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剛剛出爐的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美國行為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加上2016年的得主奧利弗·哈特與本特·霍姆斯特羅姆因，2015年的安格斯·迪頓，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連續三年都是頒發給微觀經濟學家了。更加側重微觀研究，既是一門學科走向成熟的標誌，也是回應現實需求的更好體現方式。高等教育研究也是如此，注重現實關懷並不意味著就是宏大敘事，更不應是虛應故事。

比如如今隨著 「雙一流」的建設熱潮也掀起了研究熱潮，但很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研究生都是站在頂層設計的宏觀視角來談「雙一流」，但對具體的某門學科怎麼建設、教學怎麼優化、人才怎麼培養這些微觀層面的世界缺乏關注和研究。因此，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更為急需的並不是大而不當的現實關懷，而是需要精細、精準的現實捕捉和微觀分析。

當前，不但我國高等教育實踐要從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型，我國高等教育研究也應更多地從宏觀視角向微觀視角轉向。越是微觀具體的科學研究，常常越能貼近事實和真相，也越能體現研究的社會關懷和使命擔當。

當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實踐與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傳統教育的母版，更不是西方發達國家模式的翻版。這也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歷史使命：解釋高等教育的「中國模式」，並真正助力於中國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亮，從而「改變世界」。

（作者系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研究員、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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