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總替以色列「出頭」？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錦濤】

10月12日，美國國務院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同時尋求保留觀察員席位。這次美國的退出，公開的理由之一是為以色列「出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持續增長的反以色列偏見」。所謂「反以偏見」的表現，基本都與巴以爭端有關：2011年巴勒斯坦加入教科文組織，引發了以色列的強烈不滿；今年7月教科文組織宣布，希伯倫核心地區為巴勒斯坦的世界遺產，被以色列斥責為「偽造歷史」。而作為以「無與倫比的盟友」，美國一直以「拖欠會費」作為對組織的要挾，直至今年一系列矛盾激化後，美以攜手退出了教科文組織。

這並不是美國第一次退出教科文組織。1984年里根政府就曾退出過，理由也如出一轍：「教科文組織已經淪為第三世界批評美國和以色列的講壇」、「是個浪費的官僚組織」。直至2003年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才又重新加入。就此而言，教科文組織實際上是美國外交的「出氣筒」——由於不像國際原子能機構或者世衛組織那樣重要，因此遇到國內財政、國會壓力或者以色列問題等，美國就會拿教科文組織的經費乃至席位來做籌碼。

不過值得玩味的是，一方面美國經常在外交上力挺以色列，另一方面以色列時常對美國的中東政策「指手畫腳」，甚至直言不諱地表達自身的態度（例如以色列對伊核協議的批評）。

圖片來源：中國國防報

這種「小國影響大國外交」的現象雖有先例，但如以色列與美國這樣的「異乎尋常」也堪稱外交史上的「奇觀」了。那麼這種美以之間的親密從何而來呢？以色列何以頻頻「干涉」美國的外交政策呢？這些功勞很大程度上要歸於在美國的以色列遊說利益集團。

美國對以色列：「總是選擇原諒它」

建國之初，以色列並是美國的天然盟友，至少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兩國關係還不是那麼密切。那時英法是以色列主要的後台。蘇伊士運河戰爭期間，英法不僅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而且還親自參與入侵埃及；美國反而因為在這個問題上「試圖保持公正」，與英法以三國起了不少衝突。

美以關係的轉折點出現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進入60年代，美國出於冷戰的戰略考慮，開始提升對以色列的援助，以平衡蘇聯對埃及的支持。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的大獲全勝，證明了這筆戰略投資是十分划算的，以色列可以成為美國在中東的橋頭堡。美國開始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全面支持以色列，充當以色列在國際社會的「保護人」。

在此之後，美以之間雖然偶爾有交惡，但是美國從未實際上停止對以色列的支持，雙方的合作達到了親密無間的地步。

因此有學者將美以之間的關係描述為「異乎尋常」。在很多時候，以色列可以無視美國的關切而自行其是（例如定居點問題），而美國總是會選擇原諒它。相比較面對歐洲盟友時那種相愛相殺的糾結，美國對以色列可謂是「百依百順」，以色列從美國獲得的支持甚至比英國還要多。

這種奇特的關係下，如果以色列對美國一直很重要，那稱得上也還合理；但問題在於，支持以色列並不總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

從利益論的角度來看，以色列真的能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安全和政治收益嗎？以色列當然是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但以色列是否如某些政客所說「維護了美國在中東的秩序」？

這個論調在冷戰時期不無道理，蘇聯對埃及和敘利亞的援助確實構成了威脅，美國需要以色列這樣一個強力的盟友來維持其存在，打擊對方的地區代理人。然而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也恰恰阻止了巴以和解，並在阿拉伯世界培植了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緒。從這個角度說，以色列雖然有價值但也有負面效果，因此美國本不應該無條件地予以支持。

當冷戰結束後，這種無條件支持的負面效果開始浮現：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血債」，都被記在美國的頭上；反美情緒在中東蔓延開來，或演變成伊朗這樣反美的地區大國，或演變成基地組織這樣反美的恐怖組織。美國的中東政策則因此進一步被以色列「綁架」，從而形成「反美」的惡性循環。

不僅如此，以色列還會經常自行其是，以至於危害到美國利益，比如間諜活動。美國司法部的一名前官員就承認，在美國活躍的外國間諜中，以色列人排名第二。

除此之外，從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看，以色列也作為盟友的價值也要打一個問號。

美國政客常用的一個論調是，以色列是中東的受害者，不僅受到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擠壓，而且還是恐怖主義的直接受害者。然而真實情況卻是，敘利亞和伊拉克陷於分裂，埃及簽署了和平協議，沙特加入美國陣營，恐怖主義活動不足以威脅到以色列生存，美國想要「鋤強扶弱」也是搞錯了對象。

相反，以色列一直在打擊巴勒斯坦，他們反而是中東的「施害者」。美國政客常用的另外一個論調是，以色列是中東的民主國家、世俗國家的樣本。然而就是這個「民主國家」的樣本，在對待本國的阿拉伯裔國民時採取了種種歧視性政策；「這個世俗國家」的樣本，代表極端猶太教勢力的哈瑞迪猶太人開始大力推行宗教保守主義，相比於其他宗教的極端勢力相差無幾。可以說，以色列的「民主」和「世俗」都是值得懷疑的。

然而就是這種情況下，以色列仍能讓美國近乎無條件地對其進行支持。這些功勞很大程度上要歸於在美國的以色列遊說利益集團。

為以色列利益服務的美國人：遊說集團

以色列遊說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中深耕多年，可謂根深葉茂。追溯歷史，從20世紀初開始，移民美國的猶太人逐漸形成猶太人社區，最早的猶太人利益集團出現。當然，這一時期猶太人利益集團還沒有涉足美國外交。

1948年以色列正式建國，這大大了鼓勵在美國猶太人，族裔的天然聯繫使得他們更關心以色列國的存亡。隨後以冷戰為契機，猶太人利益集團發展壯大。從1967年第三次戰爭之後，以干預美國中東政策的以色列遊說集團開始登場，一方面是數量上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影響力也不斷壯大。直到現在，作為活躍在華盛頓的利益集團之一，以色列遊說集團對美國外交上的影響可謂無可撼動。

一般人的想像中，以色列遊說集團應該是類似「猶太財團代理人」的那種小圈子。然而更接近事實的是，該集團是一個由若干活躍組織和外圍組織組成的鬆散聯盟，並且這個聯盟甚至僅能代表一小部分關心政治的美國猶太人，而不是全部。

這個聯盟的「外皮」，是由51個猶太組織組成的「美國主要猶太組織總裁會議」，其中包括了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AIPAC）、反誹謗聯盟、美國利庫德之友組織等等。這些組織之間並沒有形成統一的「陰謀」小圈子，然而相似的宗旨和綱領使得它們配合默契，利用美國政治體制的開放性來影響外交決策。

除了決策過程之外，以色列遊說集團還努力在華盛頓構建了一種有利於以色列的輿論和政治生態。在這種生態中，政策總是會被自覺的誘導向以色列有益的方向，而且這種改變不是被小圈子密謀來實現的，而是通過遊說集團日復一日地改變決策者和公眾來實現的。最重要的是，這種遊說行為是美國政治體制所允許的，以色列遊說集團比其他外交遊說集團更加老練地抓住這一點。

在操縱決策過程，以色列遊說集團有多種針對性的手段。首要遊說的目標當然是國會，除了支持國會中的猶太裔議員外，該集團還利用選舉規則向親以色列的候選人提供選舉資金。《經濟學人》就曾報道，1994年至2004年間，親以色列團體向候選人提供了5700美元的政治捐款，而穆斯林團體只提供了80萬美元。

作為其中活躍分子的AIPAC甚至有一套完整的篩選機制，使得親以團體的資金能夠高效地流向議員候選人，以至於任何議員都不敢輕易得罪這位大金主。以色列前總理奧爾默特就曾感嘆，「AIPAC是以色列最大的朋友」。

當然，除了國會，以色列遊說集團還針對行政部門進行滲透，幫助親以色列的公務員進入重要的行政部門。這一點在小布希政府時期尤為突出，幾乎所有的新保守派官員都是親以色列的。

除了決策過程，以色列遊說集團的重要使命還在於構建了有利於以色列的輿論和政治生態。這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影響決策還重要：一個有利於以色列的輿論和政治生態，可以長久地保證公眾和政府對以色列的好感，任何對以色列不利的政策選項都會被自然而言的排斥。

為此以色列遊說集團首先與媒體人構建了「默契」，他們一方面培養媒體工作者的親以色列情緒，另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向反對以色列政策的媒體施壓，以斷絕資金、反誹謗起訴等方式威脅媒體。以色列駐紐約總領館前發言人夏夫勒就曾說：「猶太利益集團的拿手好戲是組織壓力活動。」此外以色列遊說集團也在學界和智庫界培植親以色列情緒、排斥任何「反猶」言論，甚至連著名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也曾因招待內賈德而遭到「反誹謗聯盟」的嚴厲批評，更不用說揭露該集團的美國教授斯蒂芬·沃爾特，曾經連普通的演講都遭到相關組織的抗議和譴責。

總之這種輿論和政治生態下，加之持續對政策過程的影響，以色列遊說集團給美國編織了一個巨大的迷思，無數政客和輿論的利益被捆綁在對以色列的支持上——最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符合美國政治體制運作的，猶太人只是更善於運作而已。

以色列遊說集團的能量之源

以色列遊說集團何以有這麼大的能量？這要歸功於幾個方面：猶太族裔在金融、教育、法律和媒體方面的成就，以及猶太組織的結社傳統，為該集團提供了基本的能量；少數但具有強大能力的組織，能夠有效清除內外的不同意見，以一個聲音「為以色列說話」；美國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生態，則為以色列遊說集團提供了成長條件。

猶太人在美國取得成就這裡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社會學家托馬斯觀察到，猶太人社團組織嚴密，領袖對於維護族群的共同利益非常熱心。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猶太裔富豪對社團的捐款毫不含糊，僅AIPAC基於捐贈的年度預算高達4000-6000萬美元。這些來自猶太精英的資金、輿論、政治和法律影響力，使得以色列遊說集團能夠有充足的能量來影響政策。

當然，並非所有美國猶太人都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因此以色列遊說集團認為有必要從內部來「統一認識」。有許多猶太裔活動家就認為，以色列在搶佔巴勒斯坦土地、建立定居點和隔離牆等方面的政策是不妥的，這不利於實現與阿拉伯人的和解，也不利於以色列人的根本利益。這種聲音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出現，以「布拉雷」組織為代表；然而在主流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打擊下，布拉雷在不到五年內便宣告解散了。

為了進一步防止這種「妥協」者的出現，美國主要猶太組織總裁會議甚至開始清查各猶太組織的立場，乃至時任以色列駐美大使也公然參與了這個活動。自此之後，雖然批評者的聲音不斷，但是主流的以色列遊說集團依然掌握話語權。

摒除了內部的不同意見，以色列遊說集團還有超強的組織能力：這種組織能力並不是一個統一組織的指揮，而是各個組織雖然各自為戰但每個都很強大，在此基礎上就變成了「跟我一樣能打的還有50個」的強大聯盟。

以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AIPAC）為例，它扮演了各個親以團體與國會之間的紐帶和中樞：一方面它負責向候選人和各大金主提供信息，幫助他們之間相互聯繫、達成「交易」；另一方面，它對議員制定針對性的計劃，「規訓」議員發表親以言論，對於不同意見者就讓資金流向其競爭對手。這種高效甚至讓柯林頓讚歎道「在華盛頓無出其右」。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無論是阿拉伯裔遊說集團還是石油遊說集團，都不能與以色列遊說集團相提並論。天生孱弱的阿裔遊說集團不必說，石油遊說集團的主要興趣點在商業而非外交上。因此在這個環境里，以色列遊說集團沒有任何敵手。

因此，當政治環境和政治生態適合時，以色列遊說集團就總能抓住機會。值得注意的時間點有兩個：一是20世紀70年代，新的聯邦選舉資金規則允許成立所謂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這就為財大氣粗的以色列遊說集團提供了機會。有政治學家就注意到，60年代的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在華盛頓還不引人矚目，但80年代時它儼然成為「華盛頓的權力之源」。

二則是小布希政府時期，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右翼的興起，使得以色列在華盛頓備受青睞，乃至成為美利堅帝國霸業的忠實盟友，以色列遊說集團與新保守派的合作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小布希政府的政策。如今，特朗普需要爭取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以及在伊核問題上的強硬，就更加需要爭取以色列遊說集團。

2007年，《以色列遊說集團與美國外交政策》的作者米爾斯海默曾經大聲疾呼，美國應該重新定義在中東的利益，進而建立一個健康的美以關係。然而十年過去，特朗普政府用「退出教科文組織」證明，美國依舊重複著「美以關係無與倫比」的老路，繼續用自身的聲譽去討以色列的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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