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胡思杜幫魯迅接大衣的佳話，可能是個謊言

關於胡適先生，羅爾綱寫過兩本書，一是《師門辱教記》（1944年），後更名為《師門五年記》；二是《胡適瑣記》（1993年），其中談到胡適的幼子胡思杜——他曾擔任胡思杜的家庭教師——稱其思想進步，是非分明：

魯迅在30年代初經常在報上用雜文罵胡適，他們多年不見了。思杜告訴我，有一次，那是個冬天，魯迅來北京，到胡適家探訪，在將進書房時邊笑邊說：「捲土重來了！」思杜趕著去幫他接大衣。胡家來客，有多少顯貴，我從不聞說過他給哪一個接大衣。

——（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68頁）

文中只有兩個模糊的時間點：1930年代、冬天。結合魯迅生平，可推斷這是指1932年11月。1927年初，魯迅南下，此後十年，只回過兩次北京，一是1929年5月，二是1932年11月，目的都是探親。北京入冬早，11月已經是冬天。

不過，我們查魯迅日記、胡適日記與年譜等，則會發現羅爾綱的回憶疑點重重。

據魯迅日記，1932年11月9日，周建人轉來北京電報，告以母親魯瑞病情，11日，魯迅乘火車赴京，13日抵達，28日回上海。他在北京盤桓半月，此間訪友、會客、講學、購物等，日記均有詳記，如「下午往北新書局訪小峰，已回上海。訪齊壽山，已往蘭州。訪靜農，不得其居……」（15日）「下午訪幼漁，見留夜飯，同席兼士、靜農、建功、仲沄、幼漁及其幼子，共七人。」（19日）然而並無到胡適家做客的記載，甚至未嘗提及胡適名字。

也許有人要問，會不會出現漏記呢？這則太不了解魯迅的精細及其日記風格。

（以上所引魯迅日記見《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336頁）

再看胡適日記。遺憾的是，無論安徽教育版的《胡適日記全編》八卷本，還是台灣聯經版的《胡適日記全集》十卷本，1932年日記都出現了大量缺失，11月日記，僅存四日（27-30日），記載了胡適的武漢之行（他初見蔣介石，便在此際）。退而求其次，只好查胡適年譜。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三冊，1932年11月間，只有一條相關記載：

十一月九日，魯迅（周樹人）因母病去平，一日見適之先生，先生很風趣的對魯迅說：「你又捲土重來了！」幾天之後，魯迅在北大等校演講，大發牢騷：「有人怕我捲土重來，我便卷土重去！」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灣聯經1984年版，第1102頁）

此後胡頌平的一些牢騷話，姑且略過。單說這節史料，年譜明言出自胡不歸《胡適之先生傳》。胡不歸本名胡傳楷，不僅是胡適的同鄉，還是學生，一度常到胡適家中請教問題、查閱資料。1941年底，為了慶祝胡適五十大壽，他連夜趕工，撰成《胡適之先生傳》，作為壽儀。這是關於胡適的第一本傳記（他傳），意義自然不凡。此書第十六節，記錄了胡適與魯迅的這段交鋒，年譜照錄，一字不差（胡不歸等《胡適傳記三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頁）。

考證至此，足可斷言，1932年11月魯迅的北京之行，也許見過胡適，卻不曾到胡家拜訪。這可能由於繁忙而分身乏術，我則以為另有一大因素不容忽略：1930年代的魯迅，似乎不再把胡適當朋友。

兩年後他撰《憶劉半農君》，將劉半農與陳獨秀、胡適對比：「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魯迅《且介亭雜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頁）這裡的「佩服」——尤其佩服胡適——近乎客套話，「側著頭想一想」所暗示的疏遠和提防才是魯迅的心聲。

不過胡適這廂，依舊視魯迅為友。這可以兩封信為佐證。

1929年9月4日，他複信周作人云：「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胡適書信集》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頁）

1936年12月14日，他複信蘇雪林，對於蘇雪林攻擊魯迅的言辭，大加批評，告誡道：「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適書信集》中冊，第710頁）——順道說一句，我完全贊同胡適對魯迅作品的判斷，不妨說，魯迅生命最後十年（1927-1936年）的作品，可讀者不過十之二三，這十之二三當中，大半則是書信。

說回正題。羅爾綱回憶有誤，竊以為責任不在他，而在胡思杜。他是老實人，不大會撒謊，胡思杜則不靠譜。後人回憶胡思杜，往往礙於胡適的面子，筆下不免留情，說白了，這傢伙就是個浪蕩子和紈絝子弟。其天資，有人說聰穎（羅爾綱、石元皋），有人說「非聰穎之輩」（沈衛威），不過，說到他不愛讀書、好吃喝、貪玩樂等壞習氣，則無爭議。大體說來，胡思杜不僅無甚學識，品行也壞，譬如1947年，他曾向陳之邁騙取回國旅費，幸為胡適識破。由此反觀他向羅爾綱編造魯迅來訪的故事，並不令人意外。

胡適全家，前排胡適與江冬秀，後排左起長子胡祖望，次子胡思杜

胡思杜常常被贊為左翼青年，他與胡適的不和，正種因於此。細究其生平，只能說，他的左，或者說進步，更多是一種青春的叛逆情緒，與理念幾乎無關。他的悲劇，自然不宜說咎由自取，而當歸罪於那個荒誕的時代，然而要說他沒有一點責任，卻也不當，他的「沒頭腦」與「不高興」，其實都是禍源。

羅爾綱在文章結尾嘗試為他開脫，并力圖闡揚革命大義：「我們根據他臨死時給親人的信，再回首檢查他一生，他童年時就喊打倒帝國主義，就尊敬魯迅，他為什麼在美國留學遭美國要驅逐他，他為什麼不肯隨父母離開祖國，不是都清楚了嗎！」（第171頁）事實上，羅爾綱自己都沒有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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