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千年的「扶乩」到底是什麼，是科學還是迷信

扶乩起於中國古代，最早見於劉宋時期劉敬叔的《異苑》，時人通常在正月十五，在廁所或豬欄邊迎接紫姑神，憑偶像的跳動，卜未來蠶桑。

扶乩要準備帶有細沙的木盤，沒有細沙，可用灰土代替。乩筆插在一個筲箕上，有的地區是用一個竹圈或鐵圈，圈上固定一支乩筆。扶乩時乩人拿著乩筆不停地在沙盤上寫字，口中念某某神靈附降在身 。所寫文字，由旁邊的人記錄下來，據說這就是神靈的指示 ，整理成文字後，就成了有靈驗的經文了。扶乩來源於古代占卜問神術。人們有了疑難，就通過龜卜、蓍筮向神祈禱，請求神靈指示，預測吉凶，再根據神的指示去辦事。西漢以後，產生了大量的讖緯書，道教法師們承襲其技，扶乩降筆，依託神靈降受道教經書，在魏晉時期開始大量湧現。宋、元、明、清，占卜扶乩之風愈盛，在現存道經中佔有相當一部分即有此而來。

扶乩是古人一種問卜方法

所謂「乩手」，就是指幫助善信與神祇溝通的凡人。要成為「乩手」，一定要與神祇有緣，及經過長時間訓練才可，而且要保持心境平靜，齋戒更是少不了，飛雁洞的「乩手」更規定不可結婚。「開乩」亦有一套步驟，善信要跪在壇前，招南螄蓭熖岢鰡栴，但不用口講，只要在心中詢問，「乩手」就會感應仙師回覆的答案，用「乩筆」在指定的乩盤寫出來，再由其他助手筆錄記下來，當「乩手」停筆之時，就表示完成。

扶乩，《辭海》的解釋是「一種迷信，扶即扶架，乩指卜以問疑……，」也叫扶箕、扶鸞，與扶乩相似的法術，世界各地都有。另據《中華道教大辭典》解釋「扶乩是古代「天人溝通」術的一種，又名扶鸞……」。英文為Sciomancy或Planchette Writing意即箕占、篩占、乩占等。扶乩的最早紀錄見於我國東晉時期，唐時傳入日本，由日本傳入荷蘭，再由荷蘭傳入歐美各國，在日本叫做「靈子術」，西方國家稱扶乩的板為「維吉板」，研究扶乩的組織叫「靈學會」，能夠組織扶乩和與神交流的人稱「神媒」或「靈媒」。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生前篤信扶乩，有一次乩盤上寫出了許多古代希伯來文，當時在場的人都不認識；英國著名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哥哥伊拉斯馬斯等都接觸扶乩。達爾文堅信扶乩，經常在自己家裡組織扶乩會，達爾文曾經參加了一次扶乩會，但中途退場了。達爾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對扶乩雖然持懷疑態度，但經常參加扶乩會，而達爾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學家華萊士卻是扶乩的堅決擁護者。

東晉哀帝年間（公元362至365年），江東一帶天師道盛行，時任護軍長史的許謐舉薦能夠通神的楊羲，到會稽王司馬昱（後為晉文帝）府上做事。許氏世代信奉天師道，他們在京都建業（今南京）設立乩壇，許謐為壇主，楊羲為乩手兼紀錄人，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經》31卷，就這樣出自他們扶乩之手，但後世學者多疑他們假託神明自己造作。至北周武帝天和年間（公元五六六至五六九年）時，有一位叫王靈期的道徒通過扶乩，增修《上清經》達到186卷，其中127卷已經印行，成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義。

我國歷史上，民間扶乩多在正月十五日夜裡，迎請紫姑神，卜問來年農耕、桑織、功名之事。唐代李商隱就有「羞逐鄉人賽紫姑」的詩句。

宋代民間流行扶乩，以文為盛。沈括《夢溪筆談》「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宋代洪邁《夷堅志》詳細描述了扶箕的情形。陸遊在《箕卜》詩描述說：「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相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評，對不順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陸遊以扶乩作為娛樂，一笑了之。扶乩的興起與科舉有關，讀書人臨考前心中空虛，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陸遊在詩中說的「豈必考中否」就是預測科舉事。

據記載，清順治年間，有個男子扶乩。「乩仙」降臨後，該男子問：仙從哪裡來？乩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塘，曾有詩篇號斷腸。」該男子又問：仙是何姓氏？乩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因為該男子不知道有《斷腸集》，看見乩文有「兒家」兩字，知道「乩仙」肯定是女子，便猜測道：「仙莫非是蘇小小嗎？」乩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士，」該男子還是不解又問：「莫非是李清照嗎？」乩書又曰：「須知清照易貞娘，朱顏說與任君詳。」該男子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朱淑真降壇，於是一問一答，「乩仙」寫成《浣溪紗》等詞後離去。因為該男子不通詩文，不知道朱淑真的詩作《斷腸集》，所以這裡「乩仙」的文采，明顯高於該扶乩者，乩文由扶乩者造作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曾有人扶乩，迎來呂洞賓降乩作詩云：「此間雞犬亦神仙，信是桃源別有天。覺得春風都著意，綠楊如畫柳如煙。」似乎仙界也一樣的擁有雞犬、春風、楊柳等人情風物，炫耀之色溢於言表。另外傳說還有人在扶乩時，遇到譚嗣同降壇作詩：「亞陸已無華世界，輪迴尚有淚汍瀾。這回莫問人間世，渺渺天風送玉鸞。」譚嗣同參與戊戌變法失敗遇害，死後似乎也陷入悲苦無奈的處境。

兩千年來，扶乩的用具幾乎沒有變化，一般有專用的木製沙盤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籮、篩、籮等。隨著時代變遷，降臨乩壇的角色有與時俱進的特點，據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考證：降臨乩壇的一般為鬼、神、仙等角色。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壇的有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穌、拿破崙、華盛頓、托爾斯泰等等」。人們對扶乩的真假與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待扶乩的態度長期莫衷一是。另外，近年來在一些大學校園裡，流傳著碟仙、筆仙、銀仙、筷仙等，也是扶乩的不同表現形式。當然，早在1934年上海灘就曾經流行過碟仙。

一般來說扶乩的方法是用乩筆在沙盤上寫字。乩筆就是兩根小木棒，釘成丁字形。沙盤是簸箕上放沙或米。進行扶乩活動時，燒香點燭，請神下凡，讓乩筆在沙盤上抖動。巫師就根據沙盤上的圖形說出是某詞某句，根據這個詞句預測吉凶。各地區各時期的扶乩方法大同小異。但在甘肅通渭民間扶乩的形式是由兩位老者，跪在地上雙手握緊板凳的四條腿，每人握緊兩條腿，向神問世，如果不是，板凳搖晃的非常厲害，兩人需要很大的力氣才能控制。這種形式的乩神只能表達是與否而不能書寫文字。

古代學子以乩仙示題。《子不語》卷二十一記載了二樁偶合之事：「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眾人大笑，以仙為無知也，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三節。又甲午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眾秀才若求不已，乃書曰：『正在不可語上。』眾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乩仙的手法很模糊，這是其高明處。學子很會聯想，以「不知」為「不知命」，以「不可語」為「不如好之」，「署」是四個「者」，這些都與考題應驗了。如果實在應驗不上，乩仙說的「不知」、「不可語」也算是實話。

學子還以扶乩問前程。《閱微草堂筆記》卷四記載：「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卻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萬壽恩科登第，方司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並前程萬里之說變驗。」乩仙說：「萬年。」可以作多種解釋，遙遠無期；此途不能；萬歲（皇帝）開恩之時，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與其中的一種解釋巧合。紀昀對這個故事論述說：「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蓍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人吉凶，亦待人而靈耳。」扶乩還教人們如何處世，戒貪、克淫，以謹慎行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記載：「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由此可見，扶乩有時並不全是迷信。扶乩在明代最流行。《山西通志》記載：「太原府純陽宮在貢院東天衢，明萬曆年建。凡起造規劃，偕仙乩布置。內八封樓、降筆樓，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對額皆乩筆所題，碑記乃李太白乩筆也。用醉翁亭體，文甚奇俊。」乩仙成了建築師，李白成了乩仙，亭宇成了扶乩的產物。

扶乩術受到統治者青睞。明憲宗時，李孜省為了拉攏勢力，通過乩仙說江西人赤心報國，啟用了一大批親信，顧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

扶乩術曾用於官場上的明爭暗鬥

《明史·藍道行傳》記載：藍道行以扶乩術得幸，他為了搞垮政敵嚴嵩，「乩仙言嵩奸罪」，世宗於是遣放了嚴嵩。嚴嵩就與道士田玉勾結，田玉擅長扶乩術，誣藍道行，藍道行下獄死。另一個大臣徐階極力反對扶乩術，他對世宗說：「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失，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輩。孽未心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後來，世宗殺了田玉等人。明俞如楫的《禮部志稿》載有馬文升《復奏四事疏》：「宜令各該巡城監察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逐一搜訪，但有扶乩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可見，扶戰術已經對社會發生很大危害，不然，馬文升怎麼會如此鄭重地上疏？

道教關於扶乩的認識

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術」只是弘道演道的一個形式，但是後世學道之人多重視「術」，忽略「道」，並且也有部分人假借神仙之名為非作歹者多。因此祖天師在《想爾注》說：「 諸附身者，悉世間常偽伎，非真道也！」第四十三代張天師《道門十規》中說：圓光、附體、降將、附箕、扶鸞、照水諸項邪說，行持正法之士所不宜道，亦不得蔽惑邪言，誘眾害道！《太上天壇玉格》云：「一切上真天仙神將，不附生人之體，若輒附人語者，決是邪魔外道，不正之鬼。」又說：「或稱上真降駕，憑附生人……遂為天魔外道五路大鬼侵入法壇。」故豈可不慎之！

白玉蟾祖師曰："漢天師有云： 今之學法之士，不本乎道，不祖乎心，人自為師，家自為學，以開光附體為奇，以影跡夢想為妙，其所召之將吏，則千百姓名；其所補之法職，則真人使相。或以師巫之訣而雜正法，或以鬼仙降筆而謂秘傳，問之則答為依科，別之則執為真授，嘻！邪師過謬，非眾生咎，一盲引眾，迷以傳迷。哀哉！ "

《道法會元》也有「師曰：附體、開光、降將、折指、照水、封臂、攝亡墜旛，其鬼不神，其事不應，皆術數也，非道法也。知此者，可明神道設教耳，知道者不為是也」。自此以後，扶乩多走向民間，道教中少見。

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為業

《子不語》卷二十二記載：「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鞏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並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陽、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

1945年夏初，重慶成立了國際宗教研究會，發起人為了撰寫宣言，便組織扶乩，請濟公降臨乩壇為研究會題寫宣言，曾經出任中國駐印度等國外交使節、信奉基督教的盧春芳先生，親眼目睹並記錄下濟公降臨乩壇題寫的乩文，濟公以「鍾靈毓秀」為韻，題寫了中英文對照的《國際宗教研究會宣言》。

在現代，人們認為扶乩術有很大的欺騙性，焚香設祭，給人一種肅穆的感覺。根據沙盤紋路就斷言是某種詞句，以之預測事物是沒有科學依據的。解放後，政府取締了扶乩術。現在港澳台等海外華人圈還保留扶乩的形式。

（道教之音專稿，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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