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災來了，大清官員的連篇謊話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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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1804年8月4日）清晨，嘉慶帝在弘德殿檐下伏案批覆奏章，忽然，一隻飛蝗落於御案之上。

半信半疑的嘉慶帝組織太監親自捕捉，不多時，太監們便捉住蝗蟲十餘只，皇帝遂將蟲子給軍機大臣們看，君臣面面相覷，意識到一場蝗災已然來臨。

在中國傳統社會，蝗災是僅次於水、旱災害的第三大災，常常導致農業減產甚至絕收，饑荒、瘟疫、民變隨之而起。歷代均未敢小覷這一災害，其組織的捕蝗力度不可謂不小，時至清代康雍乾時期，一整套官民互動、協同治理的治蝗機制建立起來，然而到嘉慶以後，隨著吏治的鬆懈，治蝗機制失靈，蝗災愈發肆虐。

這是「彰考局」為你推送的第128篇文章

撰文沐椽（彰考局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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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蟲飛進了紫禁城

那些啼笑皆非的謊話

治蝗機製為什麼會失靈

蝗蟲飛進了紫禁城

十幾隻蝗蟲飛入紫禁城，打了直隸總督顏檢的臉。

就在幾天前，他還信誓旦旦地告訴嘉慶帝：畿輔飛蝗早已撲捕凈盡；容或有之，亦是「惟食青草，不傷禾稼」。

在這事兒上，皇帝不再信任顏檢，先是派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范建豐，前往廣渠門外至通州一帶，查看捕蝗情形；繼而要求太僕寺卿長琇等八員，在東至山海關、西至正定府、南至德州、北至張家口的四境之內分路撲捕。一時間，欽差四齣，直接介入各地治蝗事務。

等待消息的皇帝，煩懣之際，御制《見蝗嘆》詩一首，揶揄了一番顏檢，其中有「食稼之蝗幸得看，食民之蝗益焦爛」的句子。嘉慶帝命人將此詩，連同晨間捕得的十餘只蝗蟲，一併寄給直隸總督顏檢閱看。

顏檢「蝗蟲惟食青草，不傷禾稼」的說辭，讓人啼笑皆非。然而，君臣之間比這更加怪誕的交流並不少見，早在嘉慶九年的深宮捕蝗大戲之前，雙方已就治蝗事宜有過一輪又一輪的交鋒。

那些啼笑皆非的謊話

蝗蟲不傷稼

顏檢說蝗蟲「惟食青草，不傷禾稼」，其實是前任總督胡季堂的故伎重演，五年前的嘉慶四年，胡季堂說過同樣的話，那一年，直隸薊州鬧起了蝗災，胡季堂在八月告訴皇帝，「薊州一路，蝻孽復生，並不傷稼」。他還說，地方官沈錦派人去捉時，當地民婦張章氏突然跪求終止行動，因為「蟲不食禾」，從總督到州縣，各級官僚都對這一說法深信不疑，捕蝗行動隨之取消。

對此，嘉慶帝並不買賬，申飭道：

民婦不令撲捕者，恐胥役滋事，甚於蝗蝻。蝗蝻僅食禾稼，胥役累及身家矣。總宜查明撫恤為正辦。

皇帝認為，百姓不願官府介入捕蝗，是怕胥役滋事。相比只吃莊稼的蝗蟲，那些需索無度的官差更有擾民之害。

這一判斷是否準確呢？清代詩人崔旭的《捕蝗謠》似乎印證了這一點：

捕蝗捕蝗，官隸齊忙，掘地縱火蝗飛揚。

官要供給，隸要酒漿，官隸踐踏苗已僵。

吁嗟乎！蝗未死，苗已僵，捕蝗之蝗甚於蝗！

一句「捕蝗之蝗甚於蝗」，不啻一出「苛政猛於虎」的清代捕蝗版本。

蝗蟲分善惡

嘉慶四年，直隸總督胡季堂，繼「這裡的蝗蟲不傷稼」之後，又說，「蝗蟲黃色者則能害稼，黑色者並不為害」，蝗蟲也是分善惡的。一時間，竟難辨真偽。

當年九月，嘉慶帝將乾隆帝梓宮移往裕陵途中，命扈從侍衛前往道旁拾取，自己親加審視，在給胡季堂的批覆中，皇帝直言：

雖黑色者較多，而黃色者甚少，但既有飛蝗，莊稼豈能全無傷損。恐胡季堂所奏，究系地方官粉飾之言，未可憑信。

仍然不信胡季堂的話。

蝗蟲是過客

嘉慶七至九年間（1802-1804），山東、河南連續爆發蝗災。山東巡撫鐵保奏稱，該省所屬之郯城、蘭山兩縣，有蝗蟲自東南飛過縣境，但並未停落。

《捕蝗圖》（明代）

已有相當經驗的嘉慶帝自是不信，但既然鐵保聲言蝗蟲來自東南，便一邊命令鐵保重行覆查，一邊寄諭兩江總督費淳詢問蝗情。

誰知，費淳與鐵保的說辭如出一轍：江南的蝗蟲竟也是「過客」。

二人一唱一和，徹底惹惱了嘉慶帝。皇帝奚落道：

飛蝗停落，豈有成群來往，盡皆枵腹而過之理？！折內所稱並未損傷禾稼之語，殊難憑信。

皇帝質疑，成群的蝗蟲飛來飛去，怎麼可能忍飢挨餓而不落地？正自憤悶，直隸總督顏檢竟也趕來火上澆油，說，直隸遵化、豐潤等地，「間有飛蝗過境，俱在空際飛揚，並未傷及禾稼」。面對督撫一而再、再而三的誆騙，素性平和的嘉慶帝已是怒不可遏，再次重申這一「常識」：

飛蝗經過之處，道里綿長，豈有久飛不停之理？！既經停歇，斷不能忍飢待斃，又焉有不傷禾稼之理？！

蝗蟲不歸我管

在鐵保和費淳口中，山東與江南的蝗蟲都是「過客」。那這些「過客」又從何而來？

官員之間踢起了皮球。

鐵保覆奏，山東郯城等地的蝗蟲，來自江南海州。而駐江蘇淮安的漕運總督吉綸將球踢給了山東，稱，江南邳州的蝗蟲，來自山東郯城方向。正所謂，「東省則以為起於江境，江南又以為起於東境」。

對這種互相推諉的伎倆，嘉慶帝自然也是很明白：

外省地方官，總因向來飛蝗起處，處分較重，往往互相推諉，希圖規避。實為惡習。

治蝗機製為什麼會失靈

康雍乾時期，朝廷已建立起一整套官民互動、協同治理的治蝗機制，具體而言，即為「鄉民——州縣——督撫——皇帝」層層申報、逐級負責的聯動體系，一旦蝗情露頭，官員必須一面飛報，一面撲捕。從皇帝到督撫這一級，則負責人力、物力、財力的調配以及災後的賑濟事宜。由於蝗災常常蔓延數縣乃至數省，這種跨地域聯動的治理機制效果顯著。問題在於，這套要求每一個環節做到環環相扣、聲息相通的聯動機制，現實中很難不折不扣地執行。

嘉慶帝朝服圖。

其實，類似直隸薊州民婦張章氏請求停止官方捕蝗的行為，並非個案。在官府組織的捕蝗活動中，大量差役往往會向老百姓要錢要人，需索無度，鄉間小民寧可隱瞞災情，緘默不言，也不願受差役的騷擾。這樣，蝗蟲災情報告機制的第一步就失靈，治蝗的預警變成啞巴。星星之火的蝗情，往往蔓延至燎原之勢。

深知其中利害關係的嘉慶帝就提出，與其讓差役四齣滋事擾民，不如讓百姓自行撲捕蝗蝻，而官府則以官米或錢文按照被捉蝗蟲的多少進行換購，這樣「小民自更樂於從事」。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蝗蝻換購過程中，官府亦層層盤剝，小民視捕蝗為畏途，裹足不前。

退一步講，即使災情從基層能順利呈報至州縣乃至督撫，這些信息也未必能上達御前。在「天人感應」的思想影響下，人們堅信：「良守之所在，蝗必避其境而不入……雖或有蝗，亦將歸於烏有，而不為害矣。」換言之，某地遭遇蝗災，必是地方官言行失德，干怒於天，遭致天神示儆，一地爆發蝗災，意味著天罰示警，地方官施政成績不佳。由於政績與仕途掛鉤，官場往往「諱災不報」。

這樣，本該暢通無阻的災情申報系統，在民與官之間、臣與君之間，處處受阻。這種尷尬局面，不光是官僚階層的諱災心理作祟，還與權力頂端的皇帝信息掌握的不對稱有關。

在古代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皇帝深居宮禁統治全國，他所掌握的作為施政依據的信息來源，完全依賴各級官僚層層申報。吏治清明之際，自是上下聲息相通，皇帝居於中而天下治。吏治敗壞之時，則是上下之間官官相護，地區之間互相推諉，尤其考驗皇帝辨別真偽的能力，像嘉慶九年這般皇帝親眼見到蝗蟲的情況實在是太少，皇帝稍有不慎，即被官僚耍得團團轉，當然，即便如此，「耳聰目明、無所不知」的姿態還是得有。

EFERENCES

注釋

《清仁宗實錄》，卷130，嘉慶九年六月丙戌條。

《清仁宗實錄》，卷130，嘉慶九年六月己卯條。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朝上諭檔》（第9冊），嘉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52頁。

《清仁宗御制詩》，御制詩二集?卷五，故宮珍本叢刊（第573冊），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2-23頁。

《清仁宗實錄》，卷50，嘉慶四年八月條。

[清]崔旭：《捕蝗謠》，[清]梅成棟編《津門詩鈔》，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清仁宗實錄》，卷51，嘉慶四年九月庚申條。

《清仁宗實錄》，卷114，嘉慶八年六月戊寅條。

《清仁宗實錄》，卷116，嘉慶八年七月甲午條。

《清仁宗實錄》，卷115，嘉慶八年六月辛卯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