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為什麼這麼紅？
《紅樓夢》為什麼這麼紅？
文：河西
在拍攝《色·戒》之前回答記者提問時，李安說：「我原來想拍的是《紅樓夢》，因為覺得太難了，所以才先拍了《色·戒》。」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的萬人空巷證明，中國人的心中似乎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紅樓夢情結。安意如「紅袖添香」的紅學著作大為走俏，代表的是普通大眾心靈雞湯式感悟方式。在中國，不論是普通大眾，還是作家學者，為紅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來就大有人在。從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健將陳獨秀、俞平伯、林語堂、張愛玲到新時期的文壇學界大腕王蒙、劉心武、周汝昌、夏志清、唐德剛，都是《紅樓夢》的忠實擁躉。
唐德剛就說：「『紅樓夢』這部奇書，讀者們不論年齡大小、時代先後、地域差異、政治社會制度不同，讀後都會有不同的領悟。一個讀者個體，他從小到老、從華南到華北、從小學到大學、從國內到海外、從大陸到台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由於生活經驗的變換、知識面接觸的擴大，他每次再讀『紅樓』，也會『別有一番滋味』。」
紅學熱潮：多歧為貴，不取苟同
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界域里，最讓林語堂傾心折服的就是一部《紅樓夢》。在《八十自敘》，林語堂說：「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平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平話還是無可比擬的傑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1938至1939年林語堂旅美期間用英文寫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可以視作是他對《紅樓夢》的情感日深之後，模仿《紅樓夢》的一次嘗試。小說之外，20世紀五六十年代，林語堂又作起了紅學研究，先是寫出了6萬多字的《平心論高鶚》，然後又有《論晴雯的頭髮》、《再論晴雯的頭髮》、《說高鶚手定的〈紅樓夢〉稿》、《論大鬧紅樓》等一系列文章發表於「中央社」特約專欄，最後又結集成《〈紅樓夢〉人名索引》出版。
對於《紅樓夢》後四十回，林語堂的評價和常人大相徑庭，在《平心論高鶚》等文中，他強調：《紅樓夢》後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鶚所續，而是他在曹雪芹殘稿的基礎上修補而成；高鶚的功勞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這一立場正和胡適、俞平伯、張愛玲、周汝昌等人的論調相悖（唐德剛、白先勇、王蒙等人都很贊同林語堂的看法，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著名《紅樓夢》研究學者余國藩也認為前人對高鶚續書的判斷沒有實質的證據）。胡適第一個指責高鶚是偽作者，隨後，俞平伯在1923年上海東亞圖書館出版的《紅樓夢辨》中也對高鶚的續書提出了猛烈的抨擊。而在美國，青燈黃卷，積十年之功，張愛玲寫下了她自己非常看重的論著《紅樓夢魘》，開篇就有和林語堂針鋒相對的話：「小時候看紅樓夢看到八十回後，一個個人物都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起來，我只抱怨『怎麼後來不好看了』？……很久以後才聽見說後四十回是有一個高鶚續寫的。怪不得！」作者問題上尚且眾說紛紜，其餘雞毛蒜皮的細節上爭論不休在紅學界自然更是家常便飯。
林語堂認為後四十回就是曹雪芹寫的
胡適創立紅學，紅學的熱潮就經久不衰。但進入90年代之後，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紅學熱也逐漸降溫，可是自從劉心武的「揭紅系列」在「百家講壇」熱播，並成為年度暢銷書之後，紅學這個日益邊緣化的學術研究類別忽然又熱鬧了起來。劉心武是新一播紅學熱的導火索。早年就寫過《秦可卿之死》的劉心武此次捲土重來，對秦可卿之死依舊耿耿於懷，面對「有識之士」的口誅筆伐，劉心武面不改色，乃對曰「此秦學也」。劉心武雖是小說家，言談舉止卻並非完全是「小說家言」。一開講他就坦言，自己的拳腳路數，多得自紅學界的真傳。俞平伯1922年出版的名著《紅樓夢辨》專有一章寫《論秦可卿之死》，俞平伯和顧頡剛一樣都對秦可卿之死表示「本書寫秦氏之死，最為隱曲，最可疑惑」。
紅學研究大家俞平伯，建國後受到批判
劉心武從秦可卿入手剖析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鬥爭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不過追根究底，這也可以看作是民國初年興盛一時的「索隱派」的遺緒。蔡元培雖然貴為辛亥元老，在當時的紅學界卻是很不招人待見。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對蔡老就冷嘲熱諷了一番，說蔡校長只會牽強附會，猜笨謎，自說自話，斷不可信。蔡元培敢怒又敢言，遂寫就《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質問胡適：「又使寶玉為作者自身之影子，則何必有甄賈兩個寶玉？……若以趙嬤嬤有甄家接駕四次之說，而曹寅適亦四次接駕，為甄家為曹家之確證，則趙嬤嬤又說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謂賈府亦指曹家乎？」而甄賈二字，在古代有正統偽朝的習慣表述，故而蔡大膽猜測，甄寶玉即影射宏光、賈寶玉即影射胤礽」。胡適雖然不以為然，卻也避重就輕，未在答覆信中就此做出合理的解釋。與之針鋒相對，兩派你來我往，也有過幾個回合的口水仗，但終因索隱派索隱功夫終欠些火候，每每被「對方辯友」抓住過於主觀的硬傷，難以自圓其說，臆測成分太多，終於敗下陣來。如今，劉心武這位「索隱派遺老」東山再起就吃一欠長一智，文本細讀和歷史考證兩方面都不敢大意，其核心卻完全是改良後的蔡氏「廢太子說」。胤礽是康熙所立太子，後被雍正用計廢除，但此人既然一度貴為王位接班人，要他死了政變登基的野心，也是難上加難。弘皙是胤礽之子，為父報仇，也是天經地義，於是才有鐵網山之變，陰謀刺殺不成，而終有曹家被抄之難，也可以說是於情於理於歷史實證都可自圓其說的一家之言。
蔡元培在給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考證》所寫序言中有「多歧為貴，不取苟同」這樣的呼籲，倡導的是一種開放的學術態度，這種學術態度在紅學界內似乎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揚。
《紅樓夢》與中國政治格局
紅學界大棒飛舞的現狀有其歷史緣由。朱大可對於現在以考據為主敵視新的闡釋方法的《紅樓夢》研究非常不滿，同時，他又尖銳地指出：「《紅樓夢》研究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開端，同時也是學術政治化的開端。最先批評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後以『極右』獲罪，迅速退出歷史舞台，而藍翎、李希凡成為炙手可熱的『新權威』。『紅學』從此淪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紅學界的政治風雲，正是整個中國學術的悲劇性寫照。」
毛澤東從《紅樓夢》中看到的是階級鬥爭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中也認為：「批胡適原是從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開始的。」事情的導火線則是兩個青年人－－李希凡和藍翎－－合作的《關於及其他》和《評》兩篇文章。藍翎在回憶錄《龍捲風》中寫道，1954年3月的一天，李希凡到藍翎家中做客，偶然間談到俞平伯同年發表在《新建設》雜誌上的《紅樓夢簡評》一文，兩人都不同意其中的觀點。李希凡遂提議：合寫一篇論文如何？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合寫的這篇文章會為毛主席所重視。
1954年10月16日，在《文史哲》上讀到這篇論文的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寫了一封《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並這樣評價這兩位年輕人的文章：「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8天之後，也就是10月24日，中國作協古典文學部在作協會議室，召開《紅樓夢》研究問題座談會，開了公開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觀點乃至全面批判胡適的序幕。
李希凡、藍翎引發建國初期的《紅樓夢》批判運動
解放後，紅學能成為顯學，《紅樓夢》的閱讀走向大眾化，與毛澤東對《紅樓夢》的鐘愛有著最直接的關係。毛澤東在辛亥革命時期就開始閱讀《紅樓夢》，之後，在漫長的革命鬥爭生涯中，不論是長征後到達延安還是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期，他的書架或他的身邊，總有一本《紅樓夢》。建國後，他的書房裡、卧室中、衛生間里都擺放著不同版本的《紅樓夢》。在他的藏書中，線裝木刻本、線裝影印本、石印本及平裝本《紅樓夢》，有20種之多。在有的版本上，他用鉛筆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畫，有的上面留下了批語。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孟錦雲回憶：主席雖已80多歲高齡，還能準確無誤地說出《紅樓夢》中的某句話是出自哪一回，哪一節，哪一頁，有時還將各家不同評說進行比較。
從中國歷史來看，毛澤東喜歡《紅樓夢》既是他個人的文學喜好，又成為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動態的風向標。他一生中發動兩次（分別為1954年和1974年）關於《紅樓夢》的大討論、大評論，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
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這封信在文革中－－1967年5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正式公開發表，此時正是文革如火如荼之時。同時，毛澤東又一再談到《紅樓夢》，說要看五遍。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又風趣地問許世友：「許世友同志，你現在也看《紅樓夢》了嗎？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呢。」直接推動了全民的《紅樓夢》情結。
毛澤東接見許世友
這種情結在1972年化成了第一次熱潮，只能閱讀《毛選》和魯迅著作的中國讀者欣喜地發現，書店裡又出現了《紅樓夢》，《紅樓夢》首先解禁讓眾多文學愛好者欣喜若狂，購買《紅樓夢》的讀者排成了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龍。於是在1972年的夏天，人們除了遊行批鬥之外，有了另一種更為文雅的工作：讀《紅樓夢》，而且要讀五遍。
《紅樓夢》真的天下第一？
中國人的《紅樓夢》情結主要還是因為中國文學史上對《紅樓夢》的評價，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前言第一句話這樣寫道：「曹雪芹，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也是最複雜的作家，《紅樓夢》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而又最複雜的作品。」這裡都沒有用「之一」這樣的字眼，完全將《紅樓夢》推上了至高無上的中國文學巔峰。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對《紅樓夢》推崇備至，不敢作絲毫的批評。格非記得，有一次，他和史鐵生到瑞典皇家文學院參觀。看到皇家文學院里擺放著許多中國古典小說的瑞典文譯本，有《西遊記》，有《水滸傳》，也有《三國演義》，唯獨沒有《紅樓夢》的瑞典文譯本，對此，格非大惑不解，就問馬悅然，馬悅然回答更出乎格非的意料，他說：「我們看過了《紅樓夢》，但覺得《紅樓夢》寫得不好。」
外國人也許是口味差異。中國人呢？胡適雖然是紅學的奠基人，可是他對《紅樓夢》的評價之低卻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在給蘇雪林的信中，胡適寫道：「我寫了幾十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話。……在見解上，《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唐德剛和夏志清打筆仗的文章《海外讀紅樓》中也說：「胡適評『紅樓』，認為它『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有始有終的故事）。』」不過，唐德剛本人的態度是站在《紅樓夢》這邊，大膽批評乃師胡適是「崇洋』的典範，並對夏志清語多譏諷，遂招致夏志情的重磅反擊，兩位20多年的老友因《紅樓夢》反目成仇，成為海外文壇一段奇聞。雖然兩人立場不同論調各異，也可見，兩人倘若不是對《紅樓夢》都是痴迷到了一定的程度，有著深厚的紅樓夢情結，也斷不會大打筆戰，進而甚至於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
紅學鼻祖胡適卻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評價很低
然而，將《紅樓夢》拔高為中國文學不可超越的文學第一書，並將其凌駕於其它三部古典文學名著之上，其做法是否就毫無可疑之處？抬高曹雪芹貶低高鶚的做法是否妥當？要讓中國人冷靜地對待《紅樓夢》，恐怕先要去了這洶湧澎湃的「情結」，才能做出一些客觀的評價吧？
視頻：風靡朋友圈的小戲骨《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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