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聲因何被稱為「大別山守護神」？
王樹聲
1947年秋，我軍轉入全國性戰略進攻。大病未愈的王樹聲主動請戰，重返大別山，任鄂豫軍區司令員，指揮軍區游擊兵團，與兄弟部隊並肩作戰，成功實現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問鼎中原」和「定鼎中原」的戰略目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王樹聲就是「大別山守護神」。
「我是大別山的兒子，我要再打回大別山」
1947年8月上旬，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實行千里躍進大別山，直插國民黨的戰略腹地，揭開了我軍戰略進攻的序幕。
看到劉鄧大軍投入到創建中原解放區的戰鬥，在醫院養病的王樹聲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他食不甘味，夜不能眠。心潮澎湃的王樹聲決定提前出院，請求組織批准南下，參加創建大別山根據地的鬥爭。他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寫道：「大別山是我的故鄉，我是大別山的兒子，我要再打回大別山！」經過綜合考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批准了他的請求。
1947年中秋，王樹聲告別妻子，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臨行前，他向妻子贈詩一首：久別重逢今又別，不知人月幾時圓？傷思艱險猶嘗盡，誓將奮鬥會中原。
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王樹聲一邊組織力量創建和鞏固根據地，一邊率領所部配合主力，與敵周旋，同強大的國民黨軍隊展開了激烈的角逐。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奮戰，終於粉碎了國民黨軍對大別山的重點「圍剿」，鄂豫解放區也隨之建立並發展起來。
「堅持大別山就是勝利」
在國民黨軍的血腥鎮壓下，鄂豫區各級黨組織和地方政權被迫轉入地下，部隊多被壓縮在山區，晝夜與國民黨軍周旋，致使部隊極度疲勞，加之糧食短缺、武器破損、彈藥無著，的確是困難重重。面對這一嚴重的鬥爭局面，王樹聲根據中原局《關於開展大別山游擊戰爭的指示》，明確指出「各級黨委和部隊要下定與大別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難的決心，反對任何動搖右傾，部隊要建設飽滿的戰鬥意志，打擊弱敵，打擊土頑，反對清剿，力求打勝仗，是創造大別山根據地的先決條件。」
為了有效地打擊敵人，王樹聲決定改編部隊，他強調指出：「堅持大別山就是勝利！」「只要我們能在大別山堅持住，把敵人大量正規軍牽制住，使我劉鄧大軍在外線大量殲滅敵人，將來全國勝利後，毛主席在功勞簿上也會給我們記上一份成績。」
在王樹聲的率領下，鄂豫軍區部隊以百折不撓的精神，經過3個月的艱苦奮戰，殲滅國民黨軍及國民黨地方武裝4000餘人，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軍的囂張氣焰，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站穩了腳跟，勝利地渡過了堅持大別山鬥爭中最為艱苦的時期。
「不剿滅土匪，我決不下戰場！」
1949年6月，湖北軍區遷至武昌。此時，鄂豫軍區已撤銷，王樹聲改任湖北軍區第二副司令員。
國民黨軍從大別山敗退時，有計劃留下了部分武裝人員，妄圖利用大別山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特殊複雜的地理環境，開闢所謂「第二戰場」。大別山的匪患嚴重威脅著這一地區新生人民民主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給群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為此，王樹聲主動請纓，要求到大別山指揮剿匪。
在軍區的一次會議上，王樹聲站起來說：「我到大別山剿匪去，我要到那裡去還賬」。就這樣，王樹聲毅然挑起了指揮大別山剿匪的重擔。作為剿匪總指揮的王樹聲，密切關注各線戰局的發展，及時調整部署，轉變鬥爭方式，以營、連為單位，在內線控制要點，外線嚴密封鎖，進行分片駐剿；同時展開強有力的政治攻勢，發出布告，「凡各地股匪、散匪及其首領，不論過去如何，只要從今悔悟，改過自新，在火線上放下武器，或向政府登記悔過者，一律寬大處理，保證其身家性命之安全」。這一做法果然奏效，受盡飢餓和寒冷折磨的土匪，紛紛下山，繳槍投誠。
在激烈的剿匪鬥爭中，王樹聲累倒了，持續高燒不退。組織數次安排他回武漢治療，但他堅持不下火線。妻子楊炬受軍區領導委派，前來說服他暫時回武漢休養。王樹聲卻堅決地說，「不剿滅土匪，我決不下戰場！」結果，楊炬不但沒有說服王樹聲，反而被留了下來。這樣，王樹聲一邊治病，一邊指揮剿匪作戰。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王樹聲受邀赴京參加開國大典。但他毅然放棄了進京機會，誓死為人民剿滅土匪，還大別山一片凈土。經過半年的剿匪作戰，王樹聲指揮各線部隊，終於剿滅了為害大別山的匪患，恢復了大別山地區的社會秩序，為實行土地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
（作者為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