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黨」康有為圖財害命失人心

1909年5月2 7日，正廳局級幹部(廣西補用道)劉士驥，在廣州家中被八名壯漢亂刀砍死。這位負責廣西招商引資工作的官員，剛剛結束了為期近一年的北美洲之行。

此案一出，震撼全國，並波及海外華人圈。

因事關重大，大清警方迅速撒網布控，不久就抓獲了一名叫駱木保的兇手，他供出領頭者是康有為大弟子徐勤的得力助手——何其武。根據日本駐香港領事發給東京的秘密報告，案發後，何其武逃奔暹羅(泰國)，而真正教唆者、《商報》記者徐勤則逃往爪哇(夏威夷)。劉士驥的兒子劉作揖前往北京，向中央都察院提交了康有為親筆寫給劉士驥的恐嚇信，證據確鑿。於是，廣西巡撫張鳴岐立即發布通緝令，要求緝拿康、梁等七人。

劉士驥的死因，起於兩年前美洲華僑富商葉恩計劃回國開辦振華公司之時。當時，振華公司得到了一個令人羨慕的好業務：在廣西貴縣(今貴港)開採銀礦。《清實錄》記載，政府希望將這家公司樹為「內地實業模範：。

貴縣的三岔山富產白銀，1 8 9 6年，當地曾成立了華興公司進行開採，產量很高，但因為管理不善，兩度更換股東都被迫倒閉。為了招商引資，廣西巡撫張鳴岐承諾對外資給予三年免稅等優惠政策，吸引了葉恩等人。這一年，美洲殷實僑商葉恩、歐榘甲、梁少閑、劉汝興、劉義任應廣西政府的邀請進行實地考察，並申請設立了振華公司。考察團對廣西的招商引資環·境十分滿意，決定回美洲招股集資，張鳴岐便特派劉士驥作為政府代表同行。這五名華商均是保皇黨骨幹，而劉士驥也是康有為的同年。此時，大清國已經宣布將實行立憲改革，痛恨康、梁的慈禧太后也已去世，海外的保皇黨不再是大清的政敵。

廣西的銀礦，也牽動著康有為的心。自庚子事變後，康有為便率領著保皇黨，開展了一輪轟轟烈烈的「全黨經商」運動，保皇黨的工作重點幾乎完全轉移到了扒分賺錢上。但以黨代政、以黨代企的做法，加之內部腐敗，令保皇黨的實業虧損嚴重，而康有為本人則隨意提款，大肆揮霍，從不公布賬目。葉恩後來痛責他「妄自驕貴」，生活奢侈「擬於歐美帝王」，「並公款私圖生意」。

保皇黨折騰多年，貴縣銀礦是他們碰上的最好機遇，但葉恩這些僑商目睹了保皇黨內部的腐敗，何況保皇黨那「愛國愛黨」的招牌早已成了垃圾股，在資本市場上毫無吸引力，所以不願意與他們合作，並公開宣稱這家公司是純粹的企業，與保皇黨毫無關係。加上開採銀礦的巨大吸引力，美國、加拿大的僑商爭相人股，保皇黨原有「黨營企業」的股東們紛紛抽資撤離。康有為得到線報說：「自振華人來後，則局面大變，人心大解，風潮四起，各事皆已發表 (被揭發)，雖欲極力瞞掩，萬無善策，楚歌四面，實難彌縫……人心九成盡歸振華。」

此前，保皇黨慣用高壓手段對付不聽話的華僑，只要沒經過黨的認可，任何人回國投資都被稱為叛逆，而不給保皇黨上貢，則會被當作「人寇」。康有為「視美洲之地為其國土，美洲華僑為其人民，華僑身家為其私產」，儼然成了穿著保皇外衣的黑道。看到振華公司大得人心，保皇黨公然置美、加法律於不顧，發布命令：「未入黨不準招股。」但由於人心已失，地下幫會的勢力也已大多落到了革命黨手中，此種夜郎自大的命令遭盡白眼。隨後，康有為又命令徐勤等人發布公告，宣稱「劉士驥陰招葉恩等搜括全黨之財」，葉恩等人則針鋒相對：「全美華僑今日多出一錢加入振華股份，異日即少卻一錢以供康、梁揮霍。」最後，康有為等又向美國警方舉報，指控劉士驥「招股行騙」。劉士驥一度被警方拘留，但在清廷外交干預和解釋後無罪釋放。

在保皇黨的重重干擾下，振華公司依然成為海外招股最成功的大清實業：認股高達300萬元，首期實際到位的股本金為100萬元。

但康有為並沒有放棄努力，據日本情報機關的報告，在劉士驥攜款回國經過香港時，「本地保皇黨卻要求劉抽出其募集資金之一半，充入保皇黨之財政機關蘋益公司資金中。其中徐 (勤)之態度極為強烈，然而劉卻未答應此要求」。十多天後，劉士驥即在家中死於非命；三個月後，振華公司的創始股東之一劉義仁也被人毒殺。一連兩起命案，葉恩等人不得不僱傭大量保鏢，「出入率以死士自隨」，嚴密防範。

清政府確定康有為是兇案的幕後指使者後，康有為反告歐榘甲等股東殺害劉士驥，而動機就是要「嫁禍」於自己。同時，康有為還以海外股東代表的名義，指控葉恩、歐榘甲等裹挾華商股金，要求大清「商部」和兩廣總督「立行電令停止生意，封存款項」。見這些都不起效，康有為便將矛頭指向「強盜巡撫」張鳴岐，在政治方面上綱上線，指控葉、歐等人其實是潛伏在保皇黨中的革命黨，目的是為了推翻大清政權，而張鳴岐受賄後「包庇歐榘甲等奸商謀亂，刺殺劉道，買兇誣仇」，要求中央特派欽差大臣查辦，振華公司另派人接辦等等。儘管康有為頻繁變招，鬧得不亦樂乎，清廷始終不為所動。 ．

而在海外，保皇黨一方面放低身段，到處向華商們解釋歷年商務虧損情況，另一方面則高調地將葉、歐等醜化，甚至不顧已經嫌疑在身，揚言日後還要報仇。

葉恩等人憤怒之下，進行了輿論還擊，抨擊康有為「喪心忘本，貪侈驕盈……其貪暴奇橫，真古今所未聞也……全美華僑，囊之為康、梁所愚者，今已窺破其行徑，久思脫者」。更令康有為鬱悶的是，梁啟超在這一大事件中保持了中立，僅在清廷通緝他之後，致信張鳴岐，辯解此事與他毫無關係，並沒有為康有為及保皇黨做任何開脫，甚至還指出這一悲劇與康有為的任人唯親有直接關係。

振華公司命案，令保皇黨在海內外人心喪盡。康有為隨後兩次進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驅逐。兩年後，橫濱華商上書日本政府，抗議其允許康有為人境日本，認為康「若僅為政治犯，貴國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為謀財殺人之私罪主犯，貴國招待之，其理何在?」這些華商還說：「澳洲、南洋、南北美之華商受康組織之保皇會恐嚇、致巨款被騙之事傳遍四方，故無不怨恨此人。」

康有為一派，無論是政治上爭權，還是經濟上的奪利，均開創了中國近代史不擇手段之先河。嶺南學堂監督(校長)鍾榮光指責他們說：「觀彼輩所為文，固居然宗孔師孟，為國為民也，乃名實相背若此。」而劉士驥的好友、甲午戰爭時的抗日英雄丘逢甲因此與康斷交，並在為劉所作的輓聯中痛斥這位偽善「聖人」：「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公得名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孰能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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