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李鴻章為什麼怒辭曾國藩幕府

一

在曾國藩幕府中，曾李關係不止有和諧的一面，也有衝突的一面。衝突最嚴重的一次，甚至導致李鴻章一怒而去。

咸豐十年，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移駐祁門。

祁門地處萬山叢中，形如釜底，又距長江一百多公里，運兵運糧都不方便，正是兵家所謂的「絕地」。因此眾人紛紛表示反對。「幕府諸人咸尼（不同意）其行」。[1]

李鴻章的反對尤其堅決。他建議曾國藩或北上淮揚，高屋建瓴；或力克安慶，雄制中權。絕對不能待在這裡，因為萬一太平軍來攻，這裡死路一條。

但是曾國藩不是完人，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從善如流。在他看來，將湘軍大營從江西建昌移到安徽祁門，一是可以回應朝廷催促他率東進蘇、浙的命令，因為祁門畢竟更靠近江浙方向。另一方面，在此可以背靠江西餉源重地，屏蔽撫(州)、建(昌)一帶糧道，符合他步步為營的用兵原則。所以他犯了倔勁，拒不移營。

《庸庵筆記》記說：

文正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岳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文正不從。傅相復力爭之。文正曰：「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

誰要是害怕，誰可以先走。

曾國藩話說到這個份上了，誰還好意思在樣危險的時候開溜。然而李鴻章大為不滿。你曾國藩自謂可將生死置之度外，我李鴻章卻不想將年輕的生命無謂地拋灑在這個荒山野嶺。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咸豐十年八月，太平軍直撲安徽門戶徽州。曾國藩派他最親信的幕僚李元度前去防守，結果李元度在徽州一戰而潰，城尚未破就倉皇隻身逃跑。

曾國藩非常生氣，雖然他與李元度是生死之交，仍決定親擬奏摺，「請旨將李元度革職拿問，以示懲儆」。

曾國藩參奏李元度，首先是為了給湘軍其他將士樹立綱常。如果這樣城未破而先逃的事情都不追責，那麼以後湘軍怎麼帶？

但是這一決定又一次遭到了眾多幕僚的反對，其中反對最力的，又是李鴻章。李鴻章認為，李元度是曾國藩的患難之交。對生死之交，不能下這樣的死手。況且派李元度這樣的人去守徽州，本來就是曾國藩的用人不當。

所以李鴻章拒絕為曾國藩擬稿，他不但自己反對，還「率一幕人往爭」。

文正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文正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2]

李鴻章說，如果您要彈劾，我無法給您起草稿子。曾國藩說，沒事兒，我自己寫。李鴻章說，您要這樣辦，我就告辭，不在您這幹了。曾國藩說，隨便。

這場衝突反映出曾李二人為人處世的另一個不同。曾國藩為人處世深受湖南學風的影響，遇事首講原則和道義。而李鴻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處的皖北地區歷來是草莽之地，因此李鴻章一生受底層文化影響很深，性格崇尚豪邁，特別講哥們兒義氣。「……李一生中對朋友的忠誠幾乎具有傳奇色彩。……當朋友身處逆境時，也必須忠於他們，運用自己的影響幫助他們。李非常確信這一點，以至願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風險去這樣做。在曾國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李鴻章辭離了曾國藩的幕府，這與其說是支持元度，倒不如說是維護忠於朋友的原則。」[3]

電視劇中的晚年李鴻章

這場衝突使曾國藩非常憤懣，他在咸豐十年九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內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鬱不平，遂不能作一事」。查閱曾氏手書日記原稿，在「而」與「又見」之間，有圈掉的「少荃」二字，可見其原意要寫「而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

李鴻章「以去就爭」，不同意我就走。曾國藩也是一個倔人，你愛走就走：「立遣之行。」李鴻章於是收拾行李，揚長而去，讓所有人目瞪口呆。

表面上看，這件事反映出李鴻章「有個性」，夠義氣。在曾國藩的幕府中，還從來沒有人敢像李鴻章這樣，跟大帥如此叫板。誠如吳汝綸所言：「曾國藩前後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爭議是非者，李鴻章一人而已。」[4]

但是，李鴻章挑這個時候和曾國藩決裂，也許動機不止是替李元度打抱不平那麼單純。

徽州失守，導致祁門門戶洞開，時刻處於危險之中。就在李鴻章走後不久，太平軍乘勝直奔祁門老營。此刻曾國藩身邊只有親兵兩千人，被太平軍圍困長達一月之久。咸豐十一年正月，太平軍一度攻至距祁門大營僅十八里之石門橋，曾國藩身邊的幕僚紛紛捆好行李，準備時刻逃跑。

歐陽兆熊說：

辛酉，祁門軍中，賊氛目逼，勢危甚。時李肅毅已回江西寓所，幕中僅一程尚齋，奄奄無氣，時對予曰：「死在一堆如何？」眾委員亦將行李置舟中，為逃避計。文正一日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給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聞之，感且愧，人心遂固。[5]

李鴻章走了，剩下的人也都把行李打好包，準備隨時走。曾國藩遂傳令，說形勢如此危急，我不強留大家。誰要是想先走，可以預支三個月薪水做路費，等這裡安全了再回來，我不會介意。這樣一說，大家既感動又慚愧，人心遂安定下去。

曾國藩自己也每日不在驚濤駭浪中度過，一度以為自己萬無生理，再次寫下了遺囑，「自書遺囑二千餘言寄其家」[6]。幸好太平軍情報不明，不知道曾國藩老營在此，未能堅持進攻，而是繞道浙江去了江西，讓曾國藩逃了一條性命。

李鴻章恰恰在此前「負氣而去」，時機不可謂不巧。因此曾國藩在李鴻章走後，長嘆一聲，說李鴻章是不能共患難之人：

後在東流，欲保一蘇撫而難其人，予謂李廣才氣無雙，堪勝此任。文正嘆曰：「此君難與共患難耳。」蓋猶不免芥蒂於其中也。卒之幕中人材，無出肅毅右者。[7]

二

除了以上兩個原因，對於這場使曾、李二人大傷和氣的衝突，對李鴻章深有研究的學者翁飛認為，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李鴻章由於遲遲得不到重用而內心不平。」[8]

確實，呆在曾國藩幕府的李鴻章在獲得很大成長的同時，內心也不是特別舒服。一是湘軍是一個地域性極強的團體，主要將領和幕僚都是湖南人，作為淮北人，李鴻章在這裡總感覺到或明或暗的排擠。有記載說，「李文忠在曾軍時，頗受湘人排擠，畢生心中不免有芥蒂。致先文庄書，於左文襄則曰：『湘人胸有鱗甲』。於彭剛直則曰：『老彭有許多把戲』。」[9]又說「李文忠時在文正幕，……值彭剛直（彭玉麟）來謁，譏評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剛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毆，相扭撲地，座客兩解之，乃已。文忠與文襄（左宗棠）、剛直始終不協。」[10]

居然動起手來。

這類衝突固因李鴻章個性容易衝動，也由於湘人與皖人間地域歧視的背景。

二是李鴻章畢竟是翰林出身，來到曾國藩幕府時已有候補道員身份（李鴻章在安徽以「疊次剿匪出力」，升為候補道員），投奔曾國藩是希望儘快獲得提拔，立功封侯。但是曾國藩因為他文筆優長，留他在身邊專司文墨，讓他看不到出頭之日。所以王闓運說：「李在軍中不見知，常發憤觖望。」[11]

李鴻章到曾國藩大營之初，曾國藩派他先到曾國荃營去視察學習，李鴻章就頗覺掃興。因為這與他一到大營就能獨當一面、獲得重用的期望有很大落差。因此他寫信給曾國藩說：

鴻章身世出處本無成見，近來欲從「守分知命」四字著力，既奉我師疏留，義將焉往。惟志氣不振，材力又薄，悠遊浮湛以聽命耳。[12]

字字句句，都有怨氣，他說「本無成見」，反證明成見已深。

咸豐九年初春三月，曾國藩在撫州晚霞樓大宴群僚，吟出「幕府山頭對碧天，英英群彥游樽前，共扶元氣回陽九，各放光明照大千」這樣歡欣和暢的詩句，李鴻章和詩中卻流露出濃重的失意和沮喪。他在《撫州晚霞樓燕集滌生師即席命作效何太守將進酒體六章》中說：

「灞陵獵馬短後衣，昨夢封侯今已非。……任人呼牛或呼馬，長醉不醒胡為者？」「去年三月梁園住，砂年春日知何處？……千秋聲名身後事，……歸老湖邊埋姓字。」[13]

抑鬱之氣撲面而來。

對李鴻章的這種心態，曾國藩不可能沒有察覺。當李鴻章還在曾國荃營中時，曾國藩就曾給他寫過這樣一封信：

閣下閎才遠志，自是匡濟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時與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於其間。昨揖別時以此相箴，蓋亦近歲閱歷之餘，見得一二，非謂能夙以自持也。[14]

後來又寫了一封信說：

觀閣下精悍之色露於眉宇，作字則筋勝於肉，似非長處玉堂鳴佩優遊者。倘為四方諸侯按圖求索，不南之粵，則東之吳，北之齊、豫耳。

楚軍利病得失，日內當已審得要領，便中尚祈示及一二。[15]

一方面認為他是出眾之才，將來肯定會開府一方。但是現在則要稍安勿燥，沉潛修鍊，以靜待前程。

曾國藩也不是沒有奏保過李鴻章，後來他曾經同時保李鴻章為兩淮鹽運使、黃翼升為淮揚鎮總兵。但是事出意外，朝廷只任命了黃翼升，卻沒有通過李鴻章的兩淮鹽運使一職。

因此直到同治五年十二月，李鴻章在給門生兼部將潘鼎新的信中，還以過來人的口氣這樣說：「人第見兄（同治）元年入蘇後事，而未見（咸豐）十一年以前宛轉隨人蓋九年矣。」[16]可見李鴻章在曾幕九年中的艱辛滋味。

李鴻章在咸豐十年十一月離開祁門大營後，一時找不到去處。這一年年初，他已經獲得了福建延建邵道的道員身份，此任雖然早已經被福建當地官員補了，不過他還是打算先到福建，看看能不能補到別的缺。於是他先寫信向福建的朋友們打聽情況，然而幾位朋友都不建議他到福建來，因為福建官場生態極差，到來之後，很可能長期沒缺可補，沒差可當。

李鴻章一時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登臨長江中的小姑山(小孤山)，寫下這樣一首感懷詩：

半局殘棋存戰艦，八年恨事付寒潮。

……

孤客不堪回首望，蒼茫一片劫灰燒。[17]

自己在曾國藩幕府盡心工作數年，難道就這樣付諸東流了嗎？

好在胡林翼和郭嵩燾聽說曾李二人鬧翻後，都儘力苦心勸合。

李鴻章離開曾營的路上曾過訪胡林翼，胡林翼語重心長地勸告李鴻章說，如果你要飛黃騰達，只有通過曾國藩這個門徑。曾國藩現在正是位高權重之時，手中機會多多。離開曾國藩，很難再有更好的晉身之階了：「君必貴，然願勿離滌生；君非滌生，曷以晉身？」[18]

遠在湖南的郭嵩燾也來信相勸，看法和胡林翼一樣：「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以立功名。」[19]

李鴻章「讀之怦然有動於心」。想來想去，除了曾國藩，他確實無人可依。

於是離開曾營之後不久，李鴻章主動向曾氏寫信通報近況，並表示檢討：「鴻章適以事歸，不獲親與執事載筆之末，憂愧莫名。」[20]曾國藩在李鴻章走後，也早有一絲後悔，見李鴻章主動示好，也非常高興，遂寫信重招李鴻章入幕。

三

此時曾國藩已經承認株守祁門是一著錯棋，於四月初一日移營東流，「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李鴻章於六月初六（7月13日）趕到東流大營。曾國藩有一種失而復得的欣喜，當日日記記載：「申刻，李少荃自江西來，與之久談。……夜與少荃談至二更末。」[21]

經過這次分離，曾國藩更加發覺李鴻章的不可代替。曾國藩最欣賞李鴻章的，是他身上那份自己所欠缺的明快果斷作風。他在日記中多次對李氏此點表示欣賞，比如九月初三日記：「接李少荃、輔堂辦江西減丁漕一案，甚為詳晰。」[22] 李鴻章回到幕府，積壓如山的公文終於得以逐次清理，軍事大計又有人可以一起從容計議。

通過這次衝突，曾國藩也更加了解了李鴻章堅持定見、敢於抗爭的個性。事實上，李鴻章確實是幕府中不多見的敢於直言曾國藩短處的幕僚。曾國藩六月廿八日記中說：「與少荃久談，至二更三點始散。論及余之短處，總是儒緩，與往年周弢甫（騰虎）所論略同。」[23]

師徒再次會合後，曾國藩對李鴻章「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24]李鴻章也進一步死心塌地跟隨曾國藩，兩人關係更加穩固。

李鴻章自認為在曾國藩幕府中耽擱時間太長，其實這段經歷正是李鴻章一生最寶貴的財富。誠如梁啟超所言：「彼其偃蹇顛沛十餘年，所以練其氣、老其才，以為他日擔當大事之用。而隨贊曾軍數年中，又鴻章最得力之實驗學校，而終身受其用者也。」[25]

註：

[1] 劉體仁著；張國寧點校：《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 異辭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頁。

[2] （清）薛福成：《庸庵筆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頁。

[3] 朱玉泉主編：《李鴻章全書（第1-6卷）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29頁。

[4]（清）吳汝綸撰：《吳汝綸全集 一》，黃山書社，2002年，第325頁。

[5] 朱漢民，丁平一主編；劉泱泱，王興國點校：《湘軍 8 報刊記載 外人記述 史料筆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36頁。

[6] 黎庶昌撰：《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1986年，第34頁。

[7] 朱漢民，丁平一主編；劉泱泱，王興國點校：《湘軍 8 報刊記載 外人記述 史料筆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36頁。

[8] 王繼平主編：《曾國藩研究 第1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頁。

[9] 劉體仁著；張國寧點校：《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 異辭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8頁。

[10] 劉體仁著；張國寧點校：《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 異辭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頁。

[11] （清）王闓運撰；馬積高主編：《湖湘文庫 湘綺樓詩文集 二》，嶽麓書社，2008年，第34頁。

[12]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團，2008年，第12頁。

[13] 李鴻章：《撫州晚霞樓燕集滌生師即席命作效何太守將進酒體六章》，《李文忠遺集》卷六，13-14頁。轉引自翁飛著：《李鴻章與淮軍的創建》，黃山書社，2012年，第49頁。

[14] （清）曾國藩撰：《曾國藩全集 23 修訂版 書信二》，嶽麓書社，2011年，第177頁。

[15] （清）曾國藩撰：《曾國藩全集 23 修訂版 書信二》，嶽麓書社，2011年，第187頁。

[16]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團，2008年，第470頁。

[17] 徐世昌編；聞石點校：《晚清簃詩匯》，中華書局，1990年，第6485頁。

[18] 當時李鴻章正在氣頭上，拂衣而起，對曰：「吾始以公為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興者，今乃知非也。」胡林翼於是絕口不談此事，盡歡而別，私下卻寫信勸曾國藩與李鴻章和解：「李某終有以自見[現]，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劉體仁著；張國寧點校：《 民國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 異辭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21頁。

[19]（清）郭嵩燾撰；梁小進主編：《郭嵩燾全集 15》，嶽麓書社，2012年，第759頁。

[20] 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 29 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團，2008年，第30頁。

[21] （清）曾國藩撰：《曾國藩全集 17 修訂版 日記二》，嶽麓書社，2011年，第173頁。

[22] （清）曾國藩撰：《曾國藩全集 17 修訂版 日記二》，嶽麓書社，2011年，第203頁。

[23] （清）曾國藩撰：《曾國藩全集 17 修訂版 日記二》，嶽麓書社，2011年，第180頁。

[24] （清）薛福成：《庸庵筆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頁。

[25] 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 外一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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