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教授：口述歷史 當代史學的新趨向與新變革 講演全文 上

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秘書長 左玉河 整理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研究生王冰

編者按：為了讓新史學知識走進尋常百姓家，人民出版社讀書會、季我努學社、超星數字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公共史學》雜誌共同創辦了新史學系列講座。自2017年6月起，到2017年12月，四家主辦方將邀請中國新史學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到人民出版社進行講演。新史學系列講座重點放在線上，希望通過音視頻直播平台讓更多對新史學有興趣的受眾能夠聆聽、觀看史學家們的精彩講演。

新史學系列講座，首場講座邀請了中國口述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秘書長左玉河先生講演。首場講座在北京時間直播平台上有10多萬觀眾現場觀看了左玉河教授的講演。以下是經過左玉河先生校訂過的講演全文，主辦方將全文及現場照片發出，以饗讀者。此次講座是季我努沙龍升級為線上讀書會的首場講座，更多精彩講演內容請關注人民讀書會公號（rmcbsdsh）和季我努學社公號（jiwonu）。

左玉河教授在講演

各位同學，各位朋友：

很高興有機會與大家進行學術交流。我的本行是做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口述歷史算是「客串」。因為在中國口述歷史興起之初有所介入，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成立時被大家推舉為秘書長，因而為推動全國口述歷史發展盡了一些綿薄之力，並在做口述訪談過程中對口述歷史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了一些思考。今天主要與大家分享我這些年在口述歷史方面的一些研究心得。

這次講座的題目是：「口述歷史：當代史學的新趨向與新變革」，主要講八個理論問題：一、口述史料與口述歷史的區別；二、精英、民眾與訪談內容的差異；三、訪談者主觀參與的限度與底線；四、歷史記憶、歷史敘述與口述歷史的真實性；五、制約歷史敘述的多重因素；六、訪談者、口述者與口述歷史雙重主體；七、口述歷史：歷史研究形態的新變革；八、口述歷史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口述史料與口述歷史的區別

什麼是口述歷史？這是研究口述史時首先遇到並無法迴避的問題，也是歐美口述歷史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重要問題。中國學界引入西方口述歷史概念之後，也同樣延續了這種爭論。目前口述歷史方面出版了很多理論性著作，有翻譯西方學者的，也有中國學者撰寫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保羅·湯普遜著、覃方明等譯《過去的聲音——口述史》，楊祥銀著《與歷史對話——口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周新國主編《中國口述史的理論與實踐》，唐納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李向平、魏揚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唐納德·里奇主編、宋平明等譯《牛津口述歷史手冊》。在這些著作中，人們對口述歷史的概念定位分歧較大。納德·里奇認為，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搜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保羅·湯普森則認為，口述歷史是關於人們生活的詢問和調查，包含著對他們口頭故事的記錄。這兩個定義有很大的差異在於：湯普森認為口述歷史就是一種口述記錄，而里奇認為口述歷史必須是在這種記錄基礎上加上訪談人的個人觀點。

超星數字圖書館李春英老師和人民讀書會高寅老師認真聽講

中國學者基本上也有這兩種觀點：一是視口述歷史為「口述史料」；二是視口述歷史為口述史料基礎上進而提升到研究層面的東西。「口述歷史」概念分歧的背後，隱藏著「口述史料」與「口述歷史」的差異。在口述歷史傳入中國之初，這兩種觀點爭議非常激烈，現在大家基本達成共識，認識到了口述史料與口述歷史之間的差別。凡根據個人親聞親歷而口傳或筆記的材料，均可稱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現為口傳史料、回憶錄、調查記、訪談錄等形式，但不能稱為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概念的內涵是：收集和運用口述史料，再現歷史發展過程的某一階段或某一方面。口述歷史是研究者基於對受訪者的訪談口述史料，並結合文獻資料，經過一定稽核的史實記錄，對其生平或某一相關事件進行的研究，是對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訪談史料的復原。

口述史料限於提供種種研究歷史的素材，口述歷史則著重於以自己獨有的方式闡釋歷史。因此，口述史料與口述歷史是兩個層面的東西，口述史料是低層面的東西，包括當事人自己以口述的語言風格寫下的文字性東西，以及別人為當事人的口述所作的記錄。若是經由執筆者加進了從語言形式到內容的過多加工和研究性創造成分，就成了包含「口述史料」而又有別於單純口述史料的口述歷史「著述」。這樣的「著述」便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成果。因此，口述歷史的特性就是一定要加上文獻查詢與史料加工，口述歷史與口述史料的不同，集中體現在它本身已經包含了對文獻的查詢。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歷史是必須經過整理者加工潤色的。而這種加工潤色，最重要的就是與文獻史料比較後對口述內容進行篩選。

人民出版社讀書會負責人劉江波主任向左玉河教授請教

界定「口述歷史」與「口述史料」兩個概念之後，便會看到，現在人們通常談論的所謂「口述歷史」，多局限於「口述史料」層面，並未提升到「口述歷史」層面；目前國內出版的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多是「口述史料」作品，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口述歷史著作。因此，我們要嚴格區分回憶錄、訪談錄和「口述史」。近年來，國內圖書市場出版了大量回憶錄、訪談錄，其中重要的有：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汪東興回憶錄》、吳冷西的《十年論戰》，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彭德懷自述》、《黃克誠自述》、《劉英自述》及黃崢執筆的《王光美訪談錄》等，基本上屬於「口述史料」，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是歷史研究過程後的成果，回憶錄和訪談錄只是口述歷史研究的資料而已。

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姜萌副教授主持提問環節

二、精英、民眾與訪談內容的差異

接下來的問題是：做誰的口述歷史？當然是活著的歷史當事人，這是口述歷史訪談的前提條件。對此，大家沒有太多爭議，但在做哪部分歷史當事人的口述訪談問題上，西方口述史學界曾經有過很大爭議。為什麼會引起這種爭議呢？因為西方口述史學界首先將訪談對象界定在精英人物上，相對忽視一般民眾。20世紀70年代以後，歐美史學開始轉向關注社會邊緣和下層人物，口述訪談的重心開始關注於黑人、勞工等，開始為他們做口述歷史，將口述歷史作為這些邊緣人物訴說歷史的一種方式。因此，西方口述歷史的關注點有一個從精英走向民眾的轉變。中國的口述歷史在一開始就沒有這種爭議，因為唯物史觀強調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指導之下，我們非常重視人民群眾的歷史。口述歷史傳入中國後，立即出現口述訪談對象「多樣化」趨向。既可以將口述史的重點放在精英人物身上，採訪各界重要精英人物，請他們講述重大歷史事件的決策和實施經過，以及其間重要人物的功過、人民群眾的作用等；也可以將關注點集中於普通民眾身上，請他們講述親身經歷的普通故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口述計劃是「請決策者系統地講大事」，採集像《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這種的以重大歷史事件為主題的口述訪談，即講述軍政國家大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口述計劃則趨向採集普通民眾的口述史料，撰寫像《中國知青口述史》、《回望一甲子》這種貼近社會生活的口述歷史著作，即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因此，中國口述歷史沒有局限於西方口述歷史起始階段的僅僅關注政界、商界和社會名流，而是迅速將注意力轉移到民眾日常社會生活方面，著力撰寫「來自社會底層」的歷史，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口述訪談對象的開放性與多元化格局，為中國口述歷史的迅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搜狐網張念武編輯與左玉河教授交流新聞學的口述史與歷史學口述史的異同

面對同一事件，精英與民眾在事件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因而感受不同，講述的故事自然也不同。精英者多處於決策地位和領導地位，發揮著領導、決策、指導行動、處理事件中遇到問題的重大責任，在事件中負有較大責任，因而他們對事件的記憶更為清楚，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更了解，因而他們的回憶更有價值。這也是將口述訪談的對象集中在精英人物身上的重要原因。多數普通民眾只是事件的參與者，對事件為什麼要搞、如何搞並不清楚，他們只是被動的參與者和具體的實施者，他們所能回憶的只是自己眼中看到的事件，是自己親身經歷的那部分，看到的僅僅是事件的局部和事件的部分面相，而對全局性的事情顯然知道有限，故他們的回憶難免會不周全，因而其價值有限。如現在做抗戰老兵的口述，現在倖存的抗戰老兵多數是普通士兵，講述的多是他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戰役或者部隊生活方面的事情，至於這個戰役如何決策、如何部署，他們就很難講出來，即便講出來也未必可信，因為他們沒有並參與過這種戰役的決策。因此，精英與民眾的口述都有價值，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普通民眾看到的或許沒有精英決策者周全，但卻能看到精英看不到的事情的另一面；精英、民眾共同回憶這件事情，才能真正從不同側面反映該事件的面相。因此，當我們圍繞一件事情做口述時，既要找決策者、實施者，也要找參與者、旁觀者，從不同角度進行回憶，才能讓事件更加豐滿，更加全面和真實。

面對同一事件，精英與民眾兩者之間在回憶及評價時，會出現明顯的矛盾。這實際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他們對同一段歷史或事件有著不同的感受和認識。面對當事人口述內容的差異和矛盾，研究者應該注意：一要認真分析兩者口述內容矛盾之點，二要弄清兩者當時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三是查找相關文獻對雙方記憶進行驗證和核對。研究者就像判案的法官一樣，不能僅聽一面之詞，要兼聽多方口述證據，尤其傾聽不同當事人的不同意見，加以比較分析。同時，不僅注重口述證據，還要重視物證——文獻證據，兼采口供和實物證據。精英人物的口述記憶固然重要，但普通民眾的聲音同樣要傾聽，不能忽視。人們因現實的利害關係和對事件的感受不同，對同一事件的心理體驗不同，後來的回憶內容及看問題的角度肯定會有差異，對事件的評價也不同，各自建構起來的事件及人物形象也是不同的。研究者最明智的辦法，就是傾聽各方當事人的聲音，對照文獻資料，進而作出自己的判斷。如果自己無法判斷，就將各方意見呈現並記錄下來，作為一種口述史料保留下來，讓後來更明智的史學家來評判。矛盾記憶的價值，在於為後人提供了不同的說法和繼續研究的線索，並不在於現時就能夠解決問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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