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自認有史以來最聰明女人，卻親口承認這件事是她一生中唯一的過失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3期

作者：李宗陶

原題：慈禧的兩個世界

慈禧太后在頤和園樂壽堂與外國公使夫人合影

1889年3月4日大典之後，光緒親政。慈禧住進了頤和園，手裡仍握著帝國的韁繩——皇帝每隔五六天來向她請安，「用人行事，隨時秉承，莫敢違焉」，所以翁同龢說「一切照舊」。

這種和睦持續了5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在慈禧六十大壽之前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有學者在大量史料中發現，中法戰爭、中日甲午之戰時，拜洋務成果，清軍的武器裝備並非像1840年以前那樣遙遙落後於外國，也不再有老將楊芳以糞桶對抗英軍的愚昧，另有無形的東西決定了戰爭的勝負。

比如，自1890年後，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發展海軍和陸軍；1893年起，明治天皇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30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而1891年以後，北洋水師停止購買槍炮彈藥，通過總理海軍事務的醇親王（光緒的生父），約有860萬兩海防經費流向頤和園修建工程，以供慈禧六十壽誕後更好地「頤養天年」（她每次撤簾歸政前總是熱心於修建園林）——在這件事上，慈禧顯示了她的「婦人之私」，唐德剛稱之為「姨太太」心理：她不是皇帝，她最大的願望恐怕只是替兒子們看好江山。

嚴復回憶過中法戰爭後他與赫德的一次交談。赫德說，中國的強盛決不能只求船堅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建立強大的海軍之上：「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于海軍，未見其益也。」這個根本，指向政治、軍隊、教育、文化的整體改革。

《馬關條約》的簽定使光緒在屈辱中「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此時，康有為的改制之書進入翁同龢視野，「大驚服」，見面後「乃益豁然」，從此「專主變法」。他向光緒推薦：「康有為之才，過臣百倍，請皇上舉國以聽。」於是，1898年1月總署五大臣在西花廳接見康有為，6月光緒與康長談兩個半小時——這些都是在慈禧首肯下進行的。

其時李鴻章問：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都需裁撤，那麼舊的規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康有為答：現在是世界列國並立的時代，而我們的法律和官制都已陳舊，中國之所以弱，就在於此。最好都撤，即使一時不能全撤，也應當考慮斟酌修改。李鴻章沉默。

光緒在103天里頒布了27份詔書，涉及設立京師大學堂，遣宗親出洋考察，獎勵藝術、科學和現代農業，廢除科舉之八股文，催促儘快修築蘆漢鐵路，倡導所有八旗軍隊採用西式武器並操練，建立西方式的國家預算制度，以及其他行政改革……同時，他將過去十年間試圖進行的重大改革所需要的原則統統交待清楚了。

「誠然，這些維新的決策一個個出台得過急，但仔細研究之後不得不承認，倘若它們得以施行的話，其中沒有一個不會給國家帶來最大限度的效益；倘若軍機大臣和各省地方官員費些心思體察他的用心並響應他的號召，那麼中國在採用西方觀念方面也許會緊隨日本之後了。」何德蘭在見過康有為、也和並非激進派的某位翰林交談過後，得出這樣的看法。他很能理解這個27歲的小夥子想讓帝國重新找回尊嚴和榮耀的急迫。

費正清在《劍橋晚清中國史》中提到：清朝的根本弱點在思想和體制方面。

赫德1865年7月5日記：「（中國政治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專制主義與激進主義、皇權主義與共和主義、集中化與其對立面的最奇異的混合。」這個混合物盤根錯節，頭緒萬千，牽一髮而動全身。

27份詔書里，有3份涉及裁撤六部、三省巡撫以及驛站（以新式郵政代之），另有一份涉及將阻礙新政的官員革職。時任順天府尹陳夔龍後來在《夢蕉亭雜記》中，細述了他當日親歷的這一次朝局大動蕩：

戊戌政變，首在裁官。京城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近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

太僕寺被撤之後，陳夔龍奉命接收公事檔案，前往該寺查看，發現衙門裡眾人如鳥獸散，印信、文件全無蹤影，廳事里的門窗也都被拆走。

連外國人何德蘭也看出，假如皇上花些心思在裁撤舊人的同時為他們創造新的職位，也許就不會遭遇保守派如此強烈的反彈了。

等到皇帝下旨免了總署大臣李鴻章、敬信的職，「舊臣惶駭」。他們陸續趕往頤和園，在慈禧面前跪了一地，「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說光緒「妄變祖法」，請她再次訓政。慈禧沒有立刻答應。

這時候，熱血青年走了一步險棋。

譚嗣同，翁同龢在日記里的評價是：世家子弟中傲慢者。他幼年喪母，庶母待他殘酷，楊國強說，這樣的人容易走極端。經過維新派前期試探，譚嗣同深夜遊說機警的袁世凱，希望他率部進京，包圍頤和園，殺慈禧以促成皇帝變法。光緒緊接著兩次召見袁世凱並提拔了他。

而前一天晚上，康有為等人還在飲酒唱曲，「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與憂嘆」。直到此時，有著6位夫人、「功夫全在文字」的康有為可能才意識到天底下許多事不是道理可以擺平的，而軍權於當國，何等重要。

雖然戊戌政變並非因袁世凱與新黨的接觸而發生，但圍園弒後計劃的敗露卻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慈禧聞訊返宮，怒斥光緒：「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

隨後，群臣跪右，皇帝跪左，設竹杖於座前，慈禧痛斥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

隨後，所裁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悉數恢復，廣東、湖北、雲南三省巡撫復歸其位，而新成立的農工商總局則被廢去。

隨後，菜市口斬六君子，下旨捉拿康梁。

獄卒劉一鳴後來回憶：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牆（濺血之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康廣仁（康有為弟）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劉光第曾任職刑部，安慰康說：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牽自西門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憎，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憒乃爾！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回憶錄里也記了些遇害六君子的情況，其中最年輕的林旭26歲，是林則徐的後代；他的未婚妻聽到噩耗立即自殺身亡。

學者雷頤認為，這場維新，政治上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因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終告失敗。

何德蘭說，光緒是外國人眼裡中國許多偉大改革舉措的創始人，但缺乏實施設想的權力和挑選傑出的政治家來輔佐他。

李鴻章曾對伊藤博文說，戊戌變法之失敗，只因「變法太急，用人不當」。但他也對人說過：廢掉過去的舊政策和體制，是我想了幾十年也沒有做到的，我不如康有為。

他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給康梁以庇護，除了通風報信、護送出京，他建議康有為「養壯士，住深室，簡出遊」。戊戌政變之後，康梁逃到日本，慈禧下令搜捕康梁親戚，刨平二人祖墳，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一直託辭不辦。後來，他對部下說：我不做刀斧手。

有一天，慈禧指著一摞彈劾奏摺問李鴻章：有人揭發你為康黨。李鴻章答：「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聽罷默然不語。

庚子之變後，慈禧以不亞於光緒的誠意和力度推行新政，甚至走得更遠。與幾年前相對照，後世讀史者惟感可笑、蒼涼。

比如，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法」歸來，手中的新知不夠用來達意，於是暗中求教於當年的新黨。當時流亡海外的梁啟超代為擬草的考察書、請立憲定國是的奏摺超過二十多萬字；更有爭權的兩個部門，所遞交的許可權辯釋書，均出自梁先生之手。

以25歲弱齡出任國人導師的梁啟超日後檢視其舊論，「輒欲作嘔，復勘其體例，未嘗不汗流浹背也」。在那「流則多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里，晚清最後十年終由變法而破壞，由破壞而立憲，由立憲而革命排滿，由排滿而無政府主義……

「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過失」

我最不願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歡外國人向我們的人打聽這方面的問題。你知道，我常常認為自己是有史以來最聰明的女人，誰也不能和我比。……

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庚子拳亂會給中國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過失。我本可以及時頒布詔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眾，但是端王、瀾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說，這些拳民是上天派來的，能使中國擺脫一切我們所痛恨的洋人，當然他們指的主要是傳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這些傳教士，我一直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所以我尋思自己先不忙開口，等等看會發生些什麼。我的確也感覺到了，他們太過火了。有一天，端王帶著拳民頭領到頤和園，把所有太監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檢查每個太監，看看他們的頭上是不是有一個十字。那個頭領說：「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憑著他頭上有沒有十字來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端王說，這個頭領法力無邊，能殺盡洋人，刀槍不入，所有天神都保護他。這些都是他親眼所見：曾經有一個拳民用火槍向另一個射擊，子彈打中了，但那人卻毫髮無損。……這之後，端王又建議，最好讓拳民頭領每天來宮裡教太監們各種法術，整個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學拳民的法術呢。第三天，太監們都換上了拳民的裝束，使我大吃一驚。他們穿著紅馬甲、紅頭巾、黃褲子。我看見所有的僕從們都脫下了朝服，換上這身滑稽的裝束，心裡很是難過。瀾公還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

這是1904年4月，慈禧向德齡回憶1900年她欲借義和團之力向11國宣戰的蠢事。

如果說戊戌變法是統治者在西方長期迫壓下學習先進、自我更新的反應，那麼義和團運動則是下層民眾在同樣迫壓下，從傳統中尋找思想武器的響應，可惜喚起的情緒和意氣是一種淹沒理性的盲潮。後者對洋人的仇視和撲殺，與戊戌變法後整個朝廷的排外一拍即合，化成天子腳下燒香、焚表、請神、持咒的奇觀。

據《中國教案史》的不完全統計數據，義和團年間共有253名外國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和3.5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近3萬人，新教5000人）被殺。

至於吸紙煙、戴眼鏡、用洋傘、著洋襪者，均有被拳民誅殺的危險。《拳事雜記》中：曾有學生6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枝，洋紙一張，被團匪搜出，死於非命。

義和團敗，聯軍入京。慈禧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逃往西安，一路上吃了些苦頭；京城百姓付出的代價是任八國聯軍燒殺擄掠然後於門上貼「不曉語言，平心恭敬」學做順民；清王朝付出的代價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辛丑條約》的簽訂，它的賠款數額達到4.5億兩白銀，按當時中國人口計，人均一兩。

78歲的李鴻章帶著簽《馬關條約》時留在臉上的那顆子彈，簽了此生最後一個賣國條約。回到家，他吐了血。兩個月後，他死了。

條約中，德國代表強烈要求清政府派專使就克林德公使被殺一案前往德國謝罪，並在其遇害之所樹立紀念牌坊。何德蘭參加了揭幕典禮，但他聽說，中國百姓以為這個牌坊是為紀念殺害德國男爵的人建造的。

勿再使婦人預聞國政

清朝就在進一小步退兩大步的節奏里走進20世紀。儘管慈禧順勢而行，也誕生了「江楚會奏三折」這樣經典的改革文本，但這片江山已是日薄之象。當慈禧想把自己的侄女許給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時，袁世凱當即借故推辭了。

慈禧與光緒在兩天里接連死去，她的聲名愈見敗壞——這也是革命的需要。

學者沈渭濱查過，有關慈禧的種種傳聞，大抵是在戊戌變法之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這段時間裡出現的。有人列數了她的情人：榮祿、安德海、李蓮英、某京劇名角，乃至飯莊夥計。更有一部奇書：英人埃德蒙?巴恪思男爵所著《太后與我》，不僅是晚清京師同性戀大觀，還交待自己32歲時曾與69歲的太后同床共枕。

美國堪薩斯大學東亞系教授馬克夢先生最近出版了《牝雞無晨：歷代后妃生活》（Women Shall Not Rule），從呂后一直寫到慈禧，盤點了中國歷史上的女性統治者。他認為慈禧跟挪威的瑪格麗特皇后差不多，只能算是臨時攝政的皇后。和其他王國一樣，若要批評女性掌權者，最好的辦法是說她淫蕩。在男人想像的政治秩序中，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是女人不能干政，而女人當政往往標誌著進入了亂世。這與慈禧在遺詔中添加的那句頗有共鳴，也可看作她面對兩個分裂的世界為數不多的反省——仍是關於權力的：

以後勿再使婦人預聞國政。此與本朝家法有違，須嚴加限制。尤須嚴防，不得令太監擅權。明末之事，可為殷鑒。

自咸豐後，慈禧指定的新君一個比一個幼小，大清的黃昏則越來越近。傅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下了1908年12月3日他在啼哭聲中登基的場面：

我父親單膝側身跪在寶座下面，雙手扶我，叫我不要亂動，我卻掙扎著哭喊：「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父親急得滿頭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沒完沒了，我的哭叫也越來越響。我父親只好哄我說：「別哭別哭，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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