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的困境

來源：星星詩刊

「1981年7月，台灣大地出版社推出席慕蓉詩集《七里香》，出版一個月即再版，並以平均每兩個月一版的速度突破現代詩的銷售紀錄；半年後兩本散文集《成長的痕迹》、《畫出心中的彩虹》也在一個月內再版；1983年2月大地推出詩集《無怨的青春》再一次造成轟動；同年出版的散文集《有一首歌》半年就印到第六版。[1] 後來進一步的數據表明，《無怨的青春》從1980年至1986年為止共銷了36版，《七里香》從1981年7月至1990年12月共銷了46版，《時光九篇》從1987年元月至1990年為止也銷了27版。[2]

圍繞「席慕蓉現象」，當時台灣詩壇出現過熱情的讚揚和激烈的否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完全否定之聲不見聞，對席慕蓉詩歌的研究拓展了很多領域，席詩亦「名正言順」地納入了各種詩歌選本。但是，在這種「名正言順」背後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席慕蓉現象」一直是梗在台灣詩壇的一個「心結」，總會不時被拿出來反覆討論。三十多年來，席慕蓉詩歌以一種不被認可的方式被認可，以一種無法經典的方式被經典。雖有批評者不斷為席詩正名，台灣詩壇依然表現出對席詩既承認又難於承認的糾結心理，對席詩的價值認定也基本跳不出八十年代「結論」，席慕蓉詩歌批評陷在一種走不出來的困境中。本文通過梳理三十多年來圍繞「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所發生的重要批評文本，釐清了這一批評困境發生的脈絡，進而分析指出這一困境實質源於批評者自身的立場偏好以及由此而來的論證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更深層次的對新詩合法性的焦慮。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反思了圍繞「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批評概念，確認「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為新詩批評者提供了一個重新反思自身批評立場和諸多新詩詩學觀念的機會。

一、批評困境之發生：「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的回顧

與一般人的想像不同，席慕蓉並非隨著「席慕蓉現象」才登上詩壇。席慕蓉早年讀書時期即開始寫詩，也一直有詩歌作品發表。大地出版的《七里香》（1981）並非席慕蓉第一本詩集，而是《畫詩》（台北：皇冠出版社，1979.6）。而且，在「席慕蓉現象」發生之前，就已經有對席慕蓉詩歌的評論。將「席慕蓉現象」發生之前的評論一併考察，可以對「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的大致脈絡看得更清楚。席慕蓉詩歌批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可以稱為批評的平淡期，發生在「席慕蓉現象」之前，以七等生、張默為代表，詩壇和市場的反應都比較平淡。在皇冠推出席慕蓉《畫詩》後，七等生在《聯合報》發表《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畫與詩》（1979）評論該詩集。七等生是以一種基於美、善、真的古典藝術立場來評論席慕蓉詩歌，認為藝術品「可以省思現實人生的遺憾」，藝術之美可以「補償，安慰悸動的心靈」，「『美』是外形，內涵道德意識的『善』，瞧見樸實虛懷的『真』」，藝術是「求取天地人事的和諧和平衡，獲得自由和意志的抒發」，[3] 以此來分析席慕蓉詩歌中蘊含的生命感知和意識，同時也稍微討論到席慕蓉畫與詩之間的聯繫，以及席慕蓉蒙古族裔身份的影響。七等生的評論是一種感悟式、印象式的評論。此外，在《七里香》出版之前，還有批評家張默主編了台灣現代女詩人詩選《剪成碧玉葉層層》（1981），選入席慕蓉五首詩，包括後來廣為人知的《一棵開花的樹》，集中女詩人的配畫均為席慕蓉創作。張默對席詩有一段簡單的評語：「語言平白，意象單一，節奏流暢，她那十分精緻的小詩，再配置一些夢幻型的素描，席慕蓉的作品，給於讀者的感受是多面的，而為她獨自描摹的經驗世界，也是盡在不言中。」[4] 雖然《畫詩》和《剪成碧玉葉層層》的影響完全無法與轟動華人世界的「席慕蓉現象」相提並論，但可以知道，在「席慕蓉現象」之前，席慕蓉已出詩集，也已為詩壇注意，並且對她的詩歌有比較清晰的評價。事實上，對席慕蓉詩歌價值的基本認定，三十年中大致相同。

第二階段是觀點尖銳對立的論爭期，發生在「席慕蓉現象」熱議之時，以曾昭旭、蕭蕭、渡也等為代表。隨著《七里香》《無怨的青春》的出版，席慕蓉詩文轟動台灣，各種議論亦隨之而起。到1983年，詩壇開始正面回應「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曾昭旭《光影寂滅處的永恆》（1983）一文有為「席慕蓉現象」辯解之意。針對席詩不外是寄託少年夢幻、多愁善感的說法，曾文指出，文學藝術「本來不是事實的敘事而是意境的營造」，而意境是無限，無限又不可言傳，因此詩人只能取「有限的事相……以暗示烘托象徵，指引出詩人心中那永恆的意境」，人們對席詩的誤讀是因「將意境的營造看作是實事的摹寫，遂不免於錯看誤解了」；文章正面肯定並辨析了席詩在「藉形相上的一點茫然，鑄成境界上的千年好夢」方面的價值。[5] 另一位評論者蕭蕭《青春無怨，新詩無怨》（1983）一文不僅進一步為席詩正名，而且大大提升了席詩的意義和價值。蕭文將席詩「置放於三十多年來在台灣的現代詩史之流里衡量」，認為「她的出現與成功，都不應該是偶然的」，「甚至於可以說，她是現代詩里最容易被發現的『堂奧』，一般詩人卻忽略了。或許真是詩家的不幸、詩壇的不幸」。[6] 蕭文進一步指明，席詩的奧秘即在於現代詩所缺乏的「抒情」、「押韻」、「本事」。

在曾、蕭等人的文章之後，渡也在《台灣時報副刊》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有糖衣的毒藥》（1984）批評席慕蓉詩歌。曾、蕭二人並沒有區分「席慕蓉現象」與「席慕蓉詩歌」，與之相反，渡也則明確區分了「席慕蓉現象」與「席慕蓉詩歌」的界限，分析了造成席慕蓉詩歌「異常轟動」的幾方面原因。文章肯定了席慕蓉詩歌在意象、押韻、語言方面的優點，但強調席詩「素質不高」，是「藝術的贗造品」，「對大眾有普遍的惡影響，尤其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發育」， [7] 並且一一列舉批判了席詩主題貧乏、矯情造作、思想膚淺、淺露鬆散、無社會性、氣格卑弱、數十年如一日等七大毛病。渡也文章一出，在《時報副刊》還引發了一場爭論，呼應其觀點的還有羊牧、廖莫白等人。據渡也說，「有十幾位詩人來函，其中支持我的喝彩遠超過反對的聲音。」[8] 伴隨著這場論爭，原本只是私下的議論、立場和觀點浮上了檯面。

第三階段呈現為批評的糾結期，發生在「席慕蓉現象」論爭之後迄今，參與批評者和批評文章都大大加增。表面看，不再有論爭期反對方那種帶有個人意氣的批評方式，總體呈現出平和、講究學理性等批評特點。但是，這一階段的批評依然表現出「分裂」的癥狀：一方面，席慕蓉詩歌在音韻、意象、語言等方面的優點，從第一時期到論爭時期，評論者幾無分歧，對席慕蓉詩歌的批評研究基本上是沿著這一方向展開，主要表現為對其詩歌音韻、意象、題材、詩畫等研究的不斷細化和深化。同時，因著文化研究的興起，亦涉及對其蒙古族裔身份、性別等的研究；另一方面，圍繞著「席慕蓉現象」，論爭時期所呈現的巨大分裂並未縫合，很多批評者總會或多或少、有意無意地不斷重評「席慕蓉現象」，繼續著這場已經結束卻從未結束的論爭，但詮釋卻從未達成一致。

這一階段席慕蓉研究中幾篇重要文章都涉及如何認識「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孟樊《台灣大眾詩學——席慕蓉詩集暢銷現象》（1991）是在「席慕蓉現象」激烈論爭之後具有開拓性的論文。孟文通過引入大眾文化工業和「大眾詩」概念，透過考察台灣大眾文化的成形及特點、出版商的運作、大眾傳播手段等對席慕蓉詩歌暢銷的作用，認為「大眾詩」的流行依賴於「『娛樂』的效果」和「純商業的經營手法」。[9] 席慕蓉詩集的暢銷便依賴於這兩個方面，「席詩中展現出來的那種柔情似水的愛，由於在現代社會中難覓，很能引起人間男女的嚮往，讀者讀詩之餘，心理得到替代性的補償外，尚可獲得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凈化』的發泄，產生一種無害的快感，這『無害的快感』可說是另一種娛樂」，「席詩的插畫、用紙等包裝設計，突破了以往的傳統，令人耳目一新，並經廣告的宣傳、暢銷書排行榜的助威，終於連連締造詩集暢銷的空前紀錄。」[10] 楊宗翰《詩藝之外——詩人席慕蓉與「席慕蓉現象」》（2001）一文有為席慕蓉辯解之意，不是直接處理席慕蓉現象和詩歌，而是另闢蹊徑，通過考察台灣現代詩史/文學史（家）如何再現詩人席慕蓉及其詩作，富於洞察力地指出了文學史撰述中存在的偏見和盲視。文章指出，席慕蓉是以暢銷詩人、女性詩人、蒙古族詩人、非詩社成員的（非）詩人等四種身份進入到不同的台灣現代詩史/文學史敘述中，在這些文學史敘述中，既存在對席慕蓉詩集暢銷所形成的的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也存在相互對立的文學史敘述，以及文學史論述中的「詩社」迷信。陳政彥《「席慕蓉現象論爭」析論》（2006）一文則通過細緻梳理論爭過程，以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作為研究方法，辨析了籠罩在「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立場中的權力博弈問題，圍繞席慕蓉詩歌產生的古典/現代詩學立場的衝突，其實質是文化場域的權力博弈。針對席詩「媚俗」的否定性看法，其背後亦存在權力和利益博弈，因為「文學是以作為社會中的文化象徵的方式來與經濟場、權力場互動，因此在文學表現上必須表現出對利益的排斥，越是如此，其作為象徵的代表性才越強」，「越願意犧牲經濟利益，越賠錢的作家所獲得的名聲報酬也越高。」 [11]

在這一階段，大陸批評家對「席慕蓉現象」也有一些思考，比較引起台灣詩壇關注的是沈奇《重新解讀「席慕蓉詩歌現象」》（2002）一文。沈文從詩歌類型和文學史撰述來討論席慕蓉詩歌之熱和批評之冷。沈文區分了兩種類型的詩人詩歌：一類詩人是「拓荒者，是詩人中的詩人，為詩人的寫作」，堅持前衛性、實驗性，關注提高新詩的藝術質量，探究其新的生長點與可能性；一類詩人是「耕種者，是普通人中的詩人，為詩愛者的寫作」，主要是「吸收已然為創作與欣賞均普遍認同的詩歌質素，落實於整合性、常態性的寫作，使新詩的總體發展，有一個堅實的基礎，以穩固並豐富其已有的成就」，而席慕蓉顯然屬於後者。沈文強調，這兩類寫作各有存在的合理性，即所謂提高與普及的雙重必要，但是，由於文學史撰述往往集中於實驗性詩歌寫作而非常態性詩歌寫作，「遭遇批評的冷淡是整個常態詩歌寫作層面，而非席慕蓉詩歌之特別際遇。」[12]

除了這些專門討論「席慕蓉現象」的文章，在論文中順便評論就更多了。例如，李癸雲《窗內，花香襲人——論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使用》一文從原型角度考察席慕蓉詩歌，為席詩辯護說：「以原型的普遍性來看，席詩的語言簡單淺白，那是因為她已經捕捉了人心的相同情感板塊，又何必曲折隱晦呢？」[13]同時也呼應楊宗翰、沈奇等的觀點：「席慕蓉的暢銷，是否真的提醒現代詩的發展該往常態寫作前進？席慕蓉只是碰巧的位於這個敏感時代的暢銷位置？筆者認為現在來斷定現代詩該如何發展，或者常態寫作與前衛創新的主流/邊緣位置，甚而是優劣與否的價值，都也匆促。詩人們還在辛勤創作中，各種風格都值得鼓勵與觀察，邊緣里必定有很多讀者未察覺的『珍寶』，市場與時代並不能用來作為現代詩風格的指標。」[14]

這一時期圍繞「席慕蓉現象」的研究，最大的成績是去除了一些籠罩在「席慕蓉詩歌」中似是而非的「成見」和「定論」，特別是揭示了以詩社流派、以先鋒詩歌為中心的文學史撰述模式及其存在的問題，也呈現了論爭背後存在的權力博弈。但是，究竟如何看待「席慕蓉現象」，雖然兩岸都有詩評家加入，批評者立場的分裂並沒有彌合。同時，圍繞「席慕蓉現象」卻漸漸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格局：一方面，不再有論爭期那樣高度肯定或激烈否定的截然對立的聲音；另一方面，正反兩種立場依然存在，只是表現為一種「否定無力」、「肯定無力」的糾結、膠著的困境狀態，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轉。「席慕蓉現象」不斷被重評，卻又始終沒有結論，「席慕蓉現象」籠罩著席慕蓉詩歌，使得對席慕蓉詩歌的研究始終在透明的天花板下，雖有拓展，但無突破。

二、批評困境之根源：立場衝突、論證問題與新詩的合法性焦慮

為何圍繞「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會產生如此奇特的批評格局？從批評者方面及批評文本來看，至少可以看到幾方面因素的相互糾結和纏繞：其一，由於席慕蓉詩歌所表現出來的某種「保守」特質，被理所當然地視為新詩內部保守立場的證明，成為引發論爭的導火索。圍繞「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從一開始就成為了新詩批評者不同詩學立場的表達。其二，由於立場衝突一直或顯或隱地置身於整個席慕蓉詩歌批評過程中，導致批評論證常常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邏輯里。同時在這種衝突和矛盾的纏繞中，由於不同立場批評者在某些問題上其實共享著同一個詩學前提或「成見」，導致在立論和反駁時看似有力，實則無效。加之席慕蓉詩歌批評者又被纏繞了一些重大詩學概念和問題，如古典/現代、暢銷/媚俗、大眾/精英、常態詩歌/先鋒詩歌、女性主義等，使得圍繞著「席慕蓉現象」的雲霧一邊在離散，一邊又在堆積，撲朔迷離，難見廬山真面目。其三，「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困境的實質是新詩關於自身合法性焦慮的表現和「癥狀」。

席慕蓉詩歌批評的第一時期並沒有發生論爭，但是，因其詩歌而可能導致的詩學立場衝突和矛盾已經隱現，這在七等生的評論中體現出來。在這一時期，作為詩評家的張默僅僅指出了席慕蓉詩歌的基本特點，並未過多延伸。與之相反，七等生基於真、善、美的古典美學立場評價肯定了席慕蓉的詩與畫，並進而對現代激進思想意識提出了批評，「女作家常有她們現實的尖銳情感，流於褊狹和責怨」，[15] 「現在激進分子的意識就是常常將事理本末倒置，不先健全個體，反要先強大群體結合的幻象，受情緒的左右而混淆了概念和實體所代表的時空位置」。[16] 不過，七等生的批評並非專指詩歌，而是一種泛藝術批評，並沒有在詩壇引起反批評，何況「席慕蓉現象」尚未發生。這一階段的批評雖少，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七等生的批評已經初步涉及到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糾纏不清的古典/現代的美學和詩學觀念和立場的衝突。

席慕蓉詩歌第二階段批評所發生的論爭，表面看是針對如何評價「席慕蓉現象」和詩歌，其背後卻是新詩內在焦慮的爆發和詩學立場衝突的集中呈現。「新文學革命」一個世紀以來，從文體角度看，小說是最大的贏家，雖有《紅樓夢》這樣似乎不可企及的古典小說典範，但現代小說的成就、地位都已經無可置疑。然而，新詩卻沒有小說這樣的好運氣，籠罩在古典詩歌輝煌燦爛的成就下，對新詩合法性的質疑從來沒有間斷過，無論面對讀者還是面對市場，新詩遠沒有小說那種理所當然的底氣。新詩的內在焦慮是一種身份焦慮、認同焦慮、價值焦慮，在歷次詩學論爭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詩學史上不斷出現的「純詩理想」、「大眾化道路」等貌似相悖的中/西、雅/俗、保守/先鋒等詩學理念，都籠罩在這種焦慮下，而新詩詩內部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都承受著這種焦慮。

這種內在焦慮在圍繞「席慕蓉現象」論爭的雙方中都表現了出來。曾昭旭、蕭蕭代表著新詩內部比較保守的詩學立場，而渡也等則代表新詩內部比較激進的詩學立場，在其批評背後，表現出這種內在焦慮的一致性，只不過選擇的路徑不同而已。曾昭旭的批評只是呈現了保守詩學立場對席詩的解讀，而蕭蕭的評論已經溢出了席慕蓉詩歌，就詩（席詩）論詩（現代新詩），作了更大的引申和發揮。蕭蕭行文溫和，但卻不乏鋒芒，借「席」發揮，直指「新詩」，指席詩之情、韻、事為「新詩之堂奧」。可以大膽設想一下，若無「席慕蓉現象」，席詩是否可以被視為「新詩之堂奧」的代表，「新詩之堂奧」是否「情、韻、事」，顯然是大可質疑的。比較一下前一時期的批評更可以看到，如果就批評風格而言，七等生對現代藝術的批評是尖銳的，而曾、蕭二人是比較溫和的，但前者並沒有在詩壇引起任何反批評，反而是後者引發了軒然大波。大致可以推論如下：首先，七等生的批評是一種比較廣泛而沒有針對性的藝術批評；其次，對於一個出於個人興趣愛好寫寫詩的蒙古族女畫家，詩壇確實沒有任何理由給予更多的關注。如果沒有「席慕蓉現象」，對席慕蓉詩歌的讚賞也好，對現代藝術（詩歌）的批評也好，再猛烈大概都不會引起詩壇的注意，因為類似的批評太多了，不需要一一回應。評價然而，蕭蕭等人的評價帶來的效果則完全不同，直接引爆了新詩的內在焦慮。蕭蕭等對席慕蓉詩歌的高度評價透露出新詩內部巨大的焦慮：新詩太渴望得到認可了！作為新詩界極其少有的新詩暢銷現象，「席慕蓉現象」對新詩是一個強有力的支持，而席詩「保守」的質素，也恰恰「印證」了新詩內部「保守」的詩學立場。

這樣一來，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渡也這樣持先鋒立場的詩人兼批評家的激烈態度了。如果基於保守詩學立場對席詩的解讀被接受，而席詩可以成為「新詩之堂奧」的代表的話，那麼，席詩的暢銷雖然緩解了保守立場者的焦慮，卻大大加重了先鋒立場者的焦慮，無怪乎渡也會發出「有糖衣的毒藥」那樣激烈的批評言詞，並且堅持自己的批評動機純正，是「站在首先、客觀、公正、善意的立場，為日漸萎靡的詩壇盡一份心力」。[17] 引發渡也如此激烈批評的，是席詩所呈現的以及肯定席詩的「保守」的詩學立場和詩歌趣味，如果確定這是新詩的方向，這會直接動搖先鋒立場詩歌的意義和價值。當然，這裡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著陳政彥所說的文化場域和權力博弈問題。某種意義上，與其說渡也等人反對的是席慕蓉詩歌，不如說反對的是保守的詩歌詩學立場。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曾昭旭將席詩的價值歸於意境營造的成功時，渡也採取的是一種絕對的反對態度：「詩如果僅是、全是『意境的營造』，那麼這種藝術、這種詩實在令人擔憂」，「席詩假若僅是『意境的營造』，則虛無縹緲，一點價值都沒有」。[18] 渡也對席詩的問題列了七條，但最核心的是批評席詩「忽視文學的功用」：

她的詩作就如同流行歌曲〈就在今夜〉、〈冬天裡的一把火〉，盛行一時，卻不能登大雅之堂……最嚴重的毛病便是她完全忽視文學的功用，文學必須具有社會及時代使命，詩聖杜甫之所以偉大即在於其時時關心民生疾苦，憂國憂民，具有極高極大的理念，其詩作夠得上稱為真正的藝術，席詩則不然。[19]

渡也是一個強烈關懷現實的詩人，他以社會性來衡量席詩，多少顯得有點強人所難，而他對席慕蓉詩歌風格的批評，一方面表現出詩人自己的詩歌偏好，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地呈現了中國文學「文以載道」觀念的長遠影響。這些其實都已經離開了席慕蓉詩歌本身。正如後來的批評者所言，早期的席詩雖然主題單一集中，但其中亦存在相當細微的差異性和豐富性。

對於詩壇來說，席慕蓉詩集的暢銷其實是比較尷尬的事件。長期以來，文學史/詩歌史一直在時間、進步的現代性框架里來處理新詩，實驗性、先鋒性詩歌及思潮成為詩歌史的關注焦點，也成為新詩之正宗，新詩與市場劃清界限已然成為新詩不言自明的標籤之一。因此，席詩暢銷不僅沒能緩解新詩的焦慮，反而加重了新詩對於自身合法性的焦慮，使得詩壇在評論席詩時進入左右為難的局面：一方面，席詩的暢銷證明了新詩的價值和影響力，渡也等亦承認席詩對於大眾了解新詩、新詩的推廣「功不可沒」；[20] 另一方面，如果承認席詩代表真正的新詩，將陷眾多先鋒詩歌和文學史/詩歌史於「不義」。

因此，第三時期批評的左右為難就是必然的結果了。詩學立場的衝突還在，焦慮也還在，但不再有論爭期那種高度肯定和激烈否定，反而是肯定無力和否定無力的狀態，對席慕蓉詩歌的評價也無法超出前期的定位。事實上，無論是對席詩持肯定態度或否定態度的詩評者，雖然有立場的差異和詩學觀念上的差異，但由於共享著很多現代性詩學前提，所以雙方都表現出對席詩既承認又無法完全肯定的態度。

孟樊文章以「大眾詩」命名席慕蓉詩歌，以區別略有貶義的「通俗詩」等命名，並主要以銷量作為評判標準。孟文對於讀者、銷量等的界定，很明顯承襲了新文學以來的大眾/精英的對立思路。孟樊對大眾詩有一個很簡單的定義：「被大眾所喜歡或接受的詩。」[21] 一方面，大眾詩與通俗詩既有區別也有聯繫，大眾詩不含貶義，但與「通俗」有聯繫；另一方面，針對新詩主流的小眾化來定義大眾詩。新詩的主流長期以來是「小眾」，而非「大眾」，亦導致其銷量少；而大眾詩面對的是大眾，而非小眾，往往銷量高。此外，大眾詩與大眾社會、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在1980年代以後的逐漸形成緊密相關。衡量是否大眾詩，孟樊主要強調暢銷，但卻針對不同詩人採取了「暢銷有別」的態度。以高版次進入書籍暢銷榜的詩人有鄭愁予、余光中、席慕蓉等，但孟樊強調，鄭、餘二人的暢銷是長時間才賣到十幾二十版，而席慕蓉詩集是在短期內達致高版次，短期內流行的，據此將鄭、餘二人的詩歌排除在「大眾詩」之外。同樣，詩人夏宇自資出版《備忘錄》（1985），初版和再版都較快賣光，也被排除在大眾詩之外。與此同時，孟文對大眾詩特點的強調，諸如語言淺白、音韻自然、情節定型化、結局悲劇化、反模擬寫實，營造空幻的愛情世界等，基本上是以席慕蓉詩歌為標準進行製作的。這樣一來，這個為席慕蓉量身定製出來的「大眾詩」概念，自然也就容不下其他詩人和詩歌，席慕蓉不能不成為「大眾詩」孤獨的代表，立在大眾文化的暢銷榜上。此外，大眾詩崛起的環境，孟文基於西方大眾文化研究提出了社會富足、消費者等因素，如果說以此來印證八十年代台灣大眾文化的形成差強人意的話，但席詩在八十年代的大陸亦引起了轟動，則是很難用西方大眾文化理論來加以闡釋的。總的來看，孟樊文章造成的最大困惑在於，「大眾詩」事實上成了為「席慕蓉詩歌」量身定製的一個概念和標籤。

孟文對席詩暗含貶抑，而在為席詩正名和辯護的批評者文中，同樣表現為無法給予席詩更高的評介。沈奇文章雖從正面為席慕蓉一類的「常態詩歌寫作」辯護，但依舊籠罩在大眾/精英的陰影下走不出來，多少顯得有些無奈。楊宗翰、陳政彥二人為席慕蓉強有力辯護的文章中，主要是指出了文學史對席慕蓉的「偏見」，並沒有提出「正見」，使得對「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的評價依舊模糊。此外，辯護者在辯護中對席詩也有所保留。比如，針對席詩的「女性立場」，楊宗翰就認為「這是席詩最應檢討的地方」，[22] 估計這也是席詩讓很多新詩批評者難於認同的地方。甚至在辯護之中，也往往落到相似邏輯的「陷阱」里。楊宗翰批評以「詩界瓊瑤」來安置席慕蓉不當，其論證卻依然落進了與否定者一樣的思維邏輯里：

兩人作品雖然同樣造就了驚人的市場銷售，卻不宜在這點上將兩位作者歸為同類。原因很簡單：瓊瑤『除了參與過《皇冠》的編務以及自組電影公司，可說不曾真正在社會上有過正式職業。她是純純粹粹的專業作家』（林芳玫，1994：26），而席慕蓉卻正好相反。她長期在新竹師範學院任教，教書是她的本業，繪畫是她一生執著的追求；至於寫詩，既非她的專業，更不是她的工作。顯然，作為一個專業/職業作家，瓊瑤必須肩負的市場壓力是相當巨大的。[23]

沒有仔細辨析瓊瑤與席慕蓉暢銷的不同原因，而是通過其身份和預定的寫作動機來解釋二者的區別。很顯然，在這樣的邏輯里，如果席慕蓉的暢銷與瓊瑤的暢銷本質不同的話，那麼就必須承認，孟樊把席慕蓉的暢銷與余光中、鄭愁予、夏宇的暢銷分而述之是對的。既然雙方都有一種「暢銷有罪」的心理前設，又如何能為席慕蓉的暢銷「洗罪」？這樣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承認了嚴肅作家＝非市場化/非暢銷作家這樣的邏輯前設，也讓席慕蓉的暢銷顯得相當尷尬，不能不一次次成為「原罪」的鐵證，根本無法把席慕蓉從暢銷的「原罪」里拯救出來。

總之，席慕蓉詩歌批評困境的發生並非偶然，從最初的評論就附著了藝術立場特別是詩學立場的矛盾和衝突。圍繞「席慕蓉現象」所發生的批評困境，不過是將新詩誕生以來的焦慮、矛盾和衝突放大了，因「席慕蓉現象」而不能正常地評價「席慕蓉詩歌」，這在肯定方和否定方都有類似的表現。試想，如果一個當代詩人及其詩歌身上糾纏了古典/現代、媚俗（暢銷）/嚴肅、大眾/精英、女性主義等等重大的當代詩學概念和問題，而這種種問題和概念本身又是問題成堆的，要想洗清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了。這也就不難理解「席慕蓉現象」何以成為剪不斷、理還亂的「現象」，也無怪乎「席慕蓉現象」總是不斷成為話題，卻又總是沒有結論。

三、批評困境之超越：從反思批評立場和詩學觀念開始

「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所顯示出來的困境和「癥候」表明，要走出批評困境，首先需要解決批評者自身的問題，突破「成規」和「成見」，也釋放新詩的焦慮。從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到，「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很像一個「陷阱」，批評者一不小心就可能掉進去，因此特別需要批評者保持警醒，自覺意識並修正自身立場的偏頗，對「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採取一種開放性視角。只有突破批評自設的樊籬和捆綁，才有可能為席慕蓉研究提供新的機會和可能性。當批評者願意以一種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席慕蓉現象」時，可能會意識到，這一現象為重新認識詩歌和反思詩學命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因為極少有詩人詩歌像席慕蓉詩歌這樣附著了如此多的詩學命題，這將為重新認識新詩傳統開啟不一樣的空間。

但是，重新認識並不意味著從頭開始，走出批評困境，也並非否定此前的批評。恰恰相反，三十年來，對席慕蓉的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毫無疑問是大大豐富了「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的內涵，而且提供了許多相當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這也是批評者可以重新出發的基礎和可能性。批評者需要對圍繞「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的種種概念（古典/現代、媚俗（暢銷）/嚴肅、大眾/精英、女性主義等）和自我的批評立場等進行深入反思，避免先入為主。對於過往的研究成果，需要更細緻地梳理和辨析。「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困境的產生在於纏繞了眾多「似是而非」的批評話語，但這些批評話語從另外的角度看卻又可呈現為「似非而是」的面貌。批評者的每一次批評，消解了一些東西，同時也刻下了另一些東西，這就需要批評者做「剝離」與「還原」的手術，將「席慕蓉現象」還原為「現象」，剝離纏繞「席慕蓉現象」種種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話語，同時也保留其中有相當價值的研究成果，以探索新的可能性。

批評者都意識到席詩與新詩主流之間的差異性，但問題在於，是以削足適履的主流批評概念去考察席詩，還是找出席詩自己的獨特性？比如，對席詩「保守」的認定，其背後是現代性以來，新文學革命基於「死的文學」、「活的文學」的邏輯所建構的古典/現代詩學立場的反映。近些年，學界對於「現代性」概念已有相當深入的反思，在重寫文學史的思潮中，也不斷有學者提出，當代詩歌不僅要重視邊緣詩歌、非主流詩歌，甚至也不能對當代舊體詩詞視而不見。但落實在文學史/詩歌史的撰述中，這種反思的成果並不明顯。事實上，古典和現代不能僅僅在線性時間上進行理解，現代（藝術）相對古典（藝術）不可能是一種簡單的替代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席慕蓉詩歌對於時間的複雜性有相當深的思考）。很明顯，詩歌的革新完全可以有多種可能性，既可有布魯姆式的反抗傳統，亦可有艾略特所說的汲取傳統，這在歷代詩歌革新中都不乏先例。那麼，對席慕蓉詩歌「傳統」、「保守」的認定，是否正反方批評者都共享著現代性詩學的「成見」？對席慕蓉詩歌，除了「保守」以外，有沒有其他的認識角度？

再如，席慕蓉詩歌中的「女性意識」，這是席詩讓很多新詩批評者無法認可其價值的一個方面。但對於批評者來說，我們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對於席詩思想意識的解讀，女性主義/非女性主義的解讀模式是不是最恰當的角度？有沒有其他的解讀可能性？事實上，這種對女性詩歌進行女性主義/非女性主義的解讀，不僅可能導致誤讀像席慕蓉這樣的「非女性主義」詩人，即使是女性詩歌代表詩人的其他創作也處於被遮蔽的情況下。例如，評論者在推崇舒婷《致橡樹》的同時，往往會漏掉同一時期的很不女性主義的作品。女性詩歌代表詩人翟永明就表示過對於「被批評家塑造成反抗男權統治爭取女性解放的鬥爭形象」，「彷彿除了《女人》之外我的其餘大部分作品都失去了意義」的不滿，[24] 並對「女性詩歌」提出過直率的批評。[25] 關於詩歌的「女性意識」，翟永明曾提出過不同的見解：「我認為女詩人作品中的『女性意識』是與生俱來的，是從我們體內引入我們的詩句中，無論這聲音是溫柔的，或是尖利的，是沉重的，或是瘋狂的，它都出自女性之喉，我們站在女性的角度感受世間的各種事物，並藉詞語表達出來，這就是我們作品中的『女性意識』。」[26] 對於批評者來說，需要認識到「反抗意識」、「性別意識」並非當代女性詩歌的唯一維度，更非女性生命和女性意識的全部，詩歌的「女性意識」是可以容納豐富的、多向度的、完整的生命感受的。如果說對於詩壇某類女性詩歌創作可以用女性主義視角進行解讀的話，那麼，面對根本就不著力於表現反抗意識和性別意識的席慕蓉詩歌，這樣的角度是否最合適？總之，對於附著於席慕蓉詩歌中的各種衝突的詩學立場，都需要進行更深入的反思和辨析。這種反思和辨析可以幫助我們走出新詩的很多迷思，讓我們更多地來面對詩歌本身，因為詩歌可以不活在文學史中而照樣活在其他地方。而且，如果不進行這樣的反思，類似的「席慕蓉現象」還有可能來困擾新詩和新詩批評，正如席慕蓉所說，「如果不是我，也會是別人。」[27]

同樣，面對「席慕蓉現象」，也不能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來定義，需要弄清楚「席慕蓉現象」中的詩歌因素和非詩因素。否則，完全可能只是在新詩自以為是的思維邏輯里運行，卻忽略了來自詩歌內部的「吶喊」和「籲求」。對新詩來說，內心其實是多麼渴望能被大眾接受，再現古典詩歌的輝煌，為新詩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名。各方批評者都需要跳出以現象來肯定或否定席詩的傾向，要認識到「席慕蓉現象」不是一個孤零零的詩歌現象，而是多因素作用下的文化現象，同時還涉及跨界藝術的問題。很遺憾，三十多年中，太多從立場和觀點出發的批評，缺少更細緻的辨析。應當提到渡也的批評。雖是站在否定席慕蓉詩歌傾向的立場，同時也是相當簡略的勾勒，渡也卻是第一個對「席慕蓉現象」作出較為全面解釋的詩評家，而且，三十年來，似乎還沒有人超出其最初的框架來進行討論：

席慕蓉的詩之所以異常轟動，廣受大眾，特別是青少年喜愛，細究之，至少有下列幾個因素：（一）席慕蓉情詩產量繁多，而情詩是新詩里最易了解、最易有感受者。（二）傳播工具的大力推介、吹噓，尤其大報競相刊載她的作品。（三）語言平淺，內容並不艱深難懂。（四）詩句流暢，十分順口。（五）有一段曲折的愛的故事，頗能引起青少年的同情與共鳴。（六）詩有古典秀麗、纖細清晰的針筆畫配圖。[28]

渡也對於「席慕蓉現象」的認識，至少涉及了四個方面的因素：傳播工具、受眾、詩畫藝術以及詩歌本身的因素。遺憾的是，雖然席慕蓉整體研究基本上沒有跳出這四方面，但對「席慕蓉現象」的批評，卻沒有同時考慮這多重因素進行研究，對立雙方都因為太急於反對或贊成，要麼只涉及某一方面的因素，要麼因著在「現象」與「詩歌」之間劃等號而直接予以肯定或否定。

席慕蓉詩集不僅在八十年代的台灣，同時也在經濟、文化、制度多有差異的大陸地區引發了流行，而且其影響力至今仍存。對新詩來說，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文化研究案例，可以追問的問題很多。就席慕蓉詩集出版而言，何以第一本詩集《畫詩》（1979）沒有引起轟動效應？大地在推出《七里香》有些什麼樣的動作？傳媒是如何介入的？「席慕蓉現象」中傳媒、文化出版的多種互動，是相當有意思且值得仔細考察和深入探究的課題。遺憾的是，三十年來，除孟樊文章外，這方面的研究相當匱乏。孟樊文章敏感到文化出版在「席慕蓉現象」中的作用，也提供了很多文化出版方面相當有價值的信息，但由於其已經先入為主地設置了「席慕蓉詩歌＝大眾詩」的前提，其結果也就無法讓我們真正弄清楚文化出版在「席慕蓉現象」中的真實作用。事實上，只有把大眾傳媒、文化出版與「席慕蓉現象」之間的關係作更深入仔細的客觀考察，我們才能夠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什麼因素在推波助瀾，什麼因素又在抵消化解。如果沿這個現象推究下去，我們或許可以看到，所謂的「大眾文化工業」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鐵板一塊，也遠沒有想像中那種點鐵成金、呼風喚雨、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大眾」如果不是子虛烏有、不可捉摸，至少也是如「民族」這個概念一樣，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詩歌斷然拒絕「大眾」、「暢銷」，對他者採取了一種本質的、排斥的立場和態度，除了表達內心的焦慮外，對新詩的發展和傳播並無好處。只有讓席慕蓉的歸席慕蓉，讓別人的歸別人，才能對「席慕蓉現象」作出更客觀、有價值的判斷。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研究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大眾傳媒和文化出版在文學、詩歌傳播中的作用，而不是簡單地將其「妖魔化」。當然，這樣的研究對研究者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紮實的田野功夫，而不能僅僅依賴於文獻或使用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概念而已。

「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對詩壇和批評者是一個挑戰。「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的批評困境並非獨此一家，不過是新詩困境、詩學困境的投射，而這種困境在很多新詩批評中都或多或少、或顯或隱地存在著，相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一百年的新詩革命，已經形成了一種新詩批評的先鋒傳統。在這樣的傳統中，很難給予席詩更高的評價，但又不得不承受「席慕蓉現象」所帶來的沉重壓力以及「新詩合法性焦慮」。新詩批評者需要以積極、開放而非消極、封閉的態度來應對這種挑戰，不僅僅是針對「席慕蓉現象」及其詩歌批評進行反思，更是可以藉此反省批評者自身的限度，反思新詩傳統中諸多概念、術語的內涵和合理性，為新詩的發展開闢更廣闊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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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七等生：《席慕蓉的世界——一位蒙古女性的畫與詩（上）》，《聯合報》1979年12日18日,第8版。

[4]張默編：《剪成碧玉葉層層》，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6月初版，1988年4月印，第183頁。

[5]曾昭旭：《光影寂滅處的永恆——席慕蓉在說些什麼》，原載台北大地出版社1983年版《無怨的青春》，見《無怨的青春》，廣州花城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1、103、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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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陳政彥：《「席慕蓉現象論爭」析論》，《台灣詩學學刊》2006年5月第7期，第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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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渡也：《我與席慕蓉》，原載《時報副刊》1985年1月23日，收入渡也《新詩補給站》，三民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2頁。

[22][23]楊宗翰：《詩藝之外——詩人席慕蓉與「席慕蓉現象」》，《竹塹文獻雜誌》2001年11月號第18期，第68頁，第73頁。

[24]翟永明：《再談「黑夜意識」與「女性詩歌」》，《詩探索》，1995年第1輯，第129頁。

[25]翟永明批評粗製濫造的「女性詩歌」：「固定重複的題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語言、生硬粗糙的詞語組合，毫無道理、不講究內在聯繫的意象堆砌，毫無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識』倡導等，已越來越形成『女性詩歌』的媚俗傾向。不知從何時起，更形成了一股『黑旋風』……如果說我開了個很不妙的頭，那麼這種群起而攻之的『黑』現象仍使我擔心和懷疑，它使『女性詩歌』流於膚淺而且虛假無聊，更為急功近利之人提供了快捷方式。」見翟永明：《「女性詩歌」與詩歌中的女性意識》，《詩刊》1989年第6期，第11頁。

[26]翟永明：《完成之後又怎樣？——回答臧棣、王艾的提問》，原載民間詩歌刊物《標準》創刊號（1996年），後收入《完成之後又怎樣》（翟永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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