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唐篔夫婦為何葬於廬山？

佛學 10-18

插圖：黎振宇

原題：《陳寅恪、唐篔骨灰安葬側記》

1969年10月、11月，陳寅恪、唐篔夫婦經歷4年折磨，終於俱不能支，相繼逝世。此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改存銀河公墓。「文革」結束後，兩個女兒作了分工：長女流求負責動用一切關係，解決父母骨灰「入土為安」的大事，完成父親歸葬杭州祖墓的遺願；幼女美延負責追討浩劫時散失的文稿，整理亡父遺集。承董秀玉等人破除重重束縛，三聯版《陳寅恪集》已於2002年問世；「入土為安」之事歷經20年奔波，卻始終無法圓夢。

義寧陳氏杭州祖墓的由來，可以追溯到1925年。這一年12月，陳寅恪之母俞麟詩卜葬杭州牌坊山，於穴左預留陳三立生壙，並附衡恪塋次。1948年夏，陳三立的遺柩在暫厝北平長椿寺11年後，由次女陳新午等人護送至杭入葬。從此以後，歸葬杭州，「塤篪鼎足侍，萬劫依恃怙」（陳小從詩句）便成了「恪」字輩兄弟的心愿。

解放後不久，駐浙某國防單位擬在牌坊山建療養院，限令將陳三立墓遷移，否則將被炸毀。此為杭州祖墓第一次劫難，亦即陳寅恪1951年《有感》詩句「豈意青山葬未安」的由來。陳隆恪接此消息後，焦急萬分，遂函懇摯友李一平設法挽救。李一平乃在京聯絡民主人士致函最高層，請求出面制止此非禮舉動，後經高層領導批示：陳墓周圍若干距離內，不得再建屋舍。嗣後又於1956年定為浙江省二級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複審時被撤銷）。

1957年秋，陳隆恪夫婦歸葬於杭州楊梅嶺。隆恪之女小從原擬遵從父親遺願，葬於祖父母塋旁，但格於風景區不得再建新墳之令，只得退而求其次。陳隆恪夫婦被迫改葬之舉，似乎早已預示了陳寅恪入土之難。

1957年3月8日，陳寅恪與夫人唐篔於故居門前白色小路上散步

「文革」期間，杭州祖墓再次遭劫，墓園內外的大小建築物一掃而空，萬幸深埋地下的三副靈櫬絲毫未損。1986年夏，經李一平奔走呼籲達7年之久，始獲重修墓塋之批複，由公家撥款8千元作為經費。因墓地早已闢為茶園，重建需將茶樹斫去若干株，當地茶農頗吝惜之。寸土寸金，只得量體裁衣，緊挨著兩座墳頭，圍以磚牆，勉強為「白墓澆常濕」保留最基本的環境。

不數年後，報載西湖風景區開始清理墓葬，凡未重新登記者均以無主墳論處。遠在成都的陳流求聞訊後，於1991年底專程赴杭，幸虧已由程融鉅囑其學生代辦了登記手續。事畢，散居各地的親友尚未周知，本已不在清理範圍之內的祖墓卻仍然受到波及，散原墓碑慘遭腰斬。陳流求只得再度赴杭，因舊碑僅存「之墓」二字（原作「詩人陳散原先生暨夫人俞氏之墓」），苦於無法重書，遂將舊碑照片放大，摹寫勒石，重新豎立在祖父墓前。

松門別墅

數十年間，杭州墓園三歷滄桑之劫。有鑒於此，陳氏姐妹決定退而求其次，努力謀求改葬江西廬山松門別墅。松門別墅原本是民國時代的江西省因拖欠陳寅恪留學款項而賠償陳家的，陳寅恪本人在詩中也曾將此處視為故宅，因此陳氏姐妹認為歸葬廬山並未違背亡父的意願。此外，廬山既為風景區，遊人不斷，且海內外知名，眾目睽睽之下，遠比杭州安全可靠。

正當陳氏姐妹為了歸葬之事四處奔波時，江西的文化人也意識到了迎葬陳寅恪的重大價值。1989年初，江西詩詞學會率先上書省政府，建議將松門別墅改建為陳三立故居。第二年年末，此建議又送進了省委統戰部。據說，陳寅恪歸葬廬山以及松門別墅改建紀念館等事，並沒有明顯的反對跡象，似乎只是時運不佳：第一次是因為九江市某工農領導不願出資18萬元合建紀念館；第二次是九江方面想通了，答應合資經營，偏偏趕上中央下文不準興建樓堂館所。

轉眼到了1994年，江西學術界在得到義寧陳氏某後裔的贊助下，召開了「首屆陳寶箴、陳三立學術研討會」，會議日程之一便是赴廬山參觀松門別墅。破敗早在意料之中，一直有人居住也不算意外。借著會議的東風，又有老先生、小先生們重提舊事。江西方面出於某種考慮，一口答應了迎葬、改建之事。當權者的一番應景之詞，自然再次換來了一片頌揚、一片感激。豈知人事難料，隨後的若干年內，省長換了，廳長也換了，迎葬、改建的事似乎從未提出過，送上去的申請居然連找都找不著了。驚詫之餘，扼腕者有之，痛斥者有之，傷感者有之，絕望者有之，惟獨是無形的管理「機器」運轉照常，大大小小的阻力依然如故。三番兩次的延宕之下，當年一同參預此事的長者，不少人還來不及看到迎葬、改建之事稍有眉目，便身不由己地進入了被人追思的行列。

2000年9月，拙著《陳寅恪的家族史》在廣東出版，最後一段文字借題發揮，談及陳寅恪夫婦骨灰歸葬的難題，也是試探著能否再現一線生機。此段文字，恰巧引起了黃永玉的關注。黃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陳寅恪之祖陳寶箴在湘西治河、養民的恩德，景仰陳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願意幫助陳氏後人了卻心愿。起初他認為歸葬是經濟上有困難，等到輾轉找到我，初步知道內情後，這才覺察到：「遷葬不光是錢的問題」，繼而感慨道：「我不知遷葬寅恪先生有這麼多阻難，真令人傷懷。其實陳寅恪先生生前何曾計較點數過身外細軟？為何有人至今尚抓住不放？」此後，黃永玉「隨時在找機會，看世上還有沒有為這件事出些真力氣的人」。（黃永玉致筆者信）

第二年7月，黃永玉聯繫到全國政協副主席毛致用，請毛致用在陳氏姐妹致黃永玉的信上籤署意見，轉交給江西省。江西民政廳遂在省長親自督促下，聯合建設廳和廬山管理局，起草了一份意見：

一、陳寅恪先生是中國國學大師、著名大學者、一代文豪，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位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其骨灰葬於廬山，有利於發揮名山、名人的作用，促進江西旅遊的發展。對其後裔要求將陳寅恪夫婦安葬廬山的願望表示歡迎。

二、將陳寅恪先生骨灰葬於廬山，可以更好地發揮名人效應。只要充分考慮人文環境和自然景觀的和諧統一，不會影響景區的觀瞻。因此，我們贊成將原陳三立先生所住廬山松門別墅定為陳三立先生紀念館，在靠近「月照松林」景點處修建陳寅恪先生紀念園，在園內建石亭一座，在附近自然裸露的巨石中鑿洞安放陳寅恪夫婦骨灰，辟陳寅恪先生的詩文石刻組群，並修卵石小道與松門別墅連接，使之成為瞻仰和研究陳三立和陳寅恪先生的場所。

8月初，上附省長批示的《意見》送達毛致用處。「如陳先生的子女認為可行，即可具體商定實施」的鄭重承諾，使得所有人都倍增希望。

3個月後，黃永玉親自將《意見》帶到廣州。陳美延因為摔傷了腿腳，只得在電話中向黃老致謝。永玉老人的答詞頗奇妙：「大家都是中國人，應該的！」當時我就想，又沒有外賓在場，怎麼會冒出這麼一句話？是不是老人在境外住得太久，一時改不了口？抑或是秉承了從前的做法，再次以此彰顯那句悲憤交加的名言——

「我恨的理由就是我愛的理由」？

對於卧病在床的陳美延來說，2001年11月下旬可能是一生中最為焦灼的日子。躺卧在床上，不斷地撥打電話，從省政府到民政廳，到建設廳，再到管理局。感恩戴德之餘，不斷地寄出《陳寅恪集》聊表謝意，不斷地寄出感謝信，不斷地陪著小心試探、跟進。惟一慶幸的是，民政廳的當家人在文化廳任過職，中文系畢業，十分熟悉陳家的事情，去過修水陳氏祖居。且愛好書法，正在舉辦一個包括陳三立在內的江西名家書法展覽，擬進京展出。碰到這樣一位懂行的文化人，怎能不令人鼓舞？

豈知一個多月後，變故再起。臨近年終的某一天，遠在成都的陳流求在與民政廳通話時，對方態度忽然有了轉變，稱陳氏姐妹提出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落款在前、陳氏姐妹落款在後」的署名方式不具可行性，理由是陳寅恪既不是英雄，也不算烈士，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陳氏姐妹的一點「私心」，無非是鑒於杭州祖墓多次被毀，希望藉助於政府的「威名」加強保護而已。）至於下一步如何辦，民政廳讓陳家直接與廬山管理局聯繫。

新年過後，黃永玉自義大利來穗，聽聞此事出現波折，老人似乎不算太吃驚，對此事仍頗有信心。他極力反對在墓碑上題署「江西省人民政府立」之類，認為太俗：「陳先生不需借政府來立名，反倒是政府要借陳先生來揚名。」當晚會面時，陳美延仍拄拐杖，因為時時想著不能誤了行程，鍛煉過度，踝關節反而出了些問題。步出電梯時，女兒許郁蔥攙扶著母親，緩慢邁向會客廳。此情此景，頓時令人聯想起1961年9月1日吳宓日記中的片段：「小彭攙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註：Antigone，即安提戈涅，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之女，陪同目盲之父從底比斯開始流放，直至父親在雅典附近死去。）

此次見面約定數事：墓碑請黃永玉題寫；暫不打攪江西方面，待「兩會」後由黃請毛副主席出面，陳氏三姐妹（含武漢的陳小從）同赴江西，毛副主席坐鎮，安葬骨灰、建立紀念館等事一舉而成；安葬事畢，黃親自來穗為陳寅恪塑一銅像，永留廬山。

2002年4月，黃永玉親自出馬，陪同毛致用下江西。二人在南昌與省委書記、省長交換了意見，由省里指派專人具體負責，安葬工程終於重新啟動。

4月20日下午，民政廳安排小車開赴廬山，我與陳流求夫婦及民政廳三位代表同行。毛致用、黃永玉在南昌多呆一天，與許郁蔥（代表陳美延）會合後再上山。安排停當，由廬山管理局的一位女處長陪同，實地看了看松門別墅的周邊情形。管理局沒有明說反對入葬松門別墅附近，但反覆強調幾點困難：廬山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原有景觀不容破壞；國家風景名勝區內，不能出現新的墓葬，即使是在門前巨石上鑿挖孔穴安置骨灰盒，也還存有違反規定的成分，不便操作；巨石堅硬無比，施工難度極大。返回住處途中，女處長執意繞道參觀管理局的長青園，建議改在長青園內購置永久墓地，價格可以最優惠。陳流求雖未明言，但顯然與對方無法溝通。

第二天早飯後，我和劉仁勇（陳流求之女婿）一道，陪同董、陳二老再上松門別墅。陳流求根據幼時的記憶，特意從不同的路徑上山、下山，走走停停，憑空添出不少趣味。下山途中，大家議及民政廳《意見》中的石亭、詩文廊、紀念館云云，估計不可能一步到位。最為迫切的還是儘快入土為安，歸葬骨灰才是頭等大事。至於修築墓碑，都覺得不太可能，充其量樹一塊碑，簡簡單單幾行字，說明墓主是誰，碑石上還不能出現「之墓」一類的字眼，以免扎眼。我因想到三聯版《陳寅恪集》封面嵌入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於是建議碑文乾脆如此處理：右側書「陳寅恪、唐篔夫婦永眠之地」，中間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左側留給黃永玉題識。陳流求沉吟半晌，想和妹妹商議再定。

臨近中午，各方車輛陸續到齊。陳流求領著代表陳家第三代的劉仁勇、許郁蔥，陪同黃永玉登臨松門別墅。一行人在門前一塊較為平坦的巨石前駐足，詳細地商議了鑿洞、封頂、刻字等細節。松門別墅環境之清幽，周圍巨石之天生雄偉，頗讓黃永玉吃驚，連連讓人攝影留念。略顯荒涼但氣勢猶存的方寸之地，經由書畫大師的鑒賞，越發令人相信這裡正是安葬陳寅恪夫婦的牛眠佳壤。

江西之行雖然短促，但在黃永玉的一手策划下，驚動了高層，應該說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進展。省委、省政府同意的事情，省長親自過問的項目，哪裡還用得著擔心？這麼一想，我便覺得自己應該放下心來，學一學黃永玉老人激流勇退的做法，不再參預此事。回廣州後，一晃又是大半年，從偶爾的聯繫中獲悉：陳美延已進京求到了黃永玉的墨寶，仍然採取在廬山時商議的內容。此外的事項則再次陷入僵局，問題仍然卡在九江。黃永玉也已知曉情況，仍然允諾繼續管下去。

轉眼又入新年，正當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不復奢望時，事情卻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2月中旬前後，經陳美延告知：廬山植物園有意安置陳寅恪骨灰，據說是江西科技廳牽的線。妙就妙在植物園歸中科院管理，不受地方轄制，完全可以自主安排。想不到體制上的特別之處居然成全了一樁善舉。

廬山植物園

直到5月22日，我才從陳美延那裡得知較為詳盡的內容：廬山植物園接觸此事後，始終覺得能夠迎葬陳寅恪夫婦骨灰是植物園的光榮，上上下下均高度重視此事，連退休的老主任們都出來出謀劃策。選擇基址，安排施工，迎來送往，事無巨細，均做得十分體面周到。從植物園來看，陳寅恪1955年曾當選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與中科院早有關連；其次，北京植物園前此已經迎葬梁啟超家族的幾位重要人物，可謂有例可循；再次，義寧陳氏於中國植物園事業貢獻良多，陳封懷（即陳衡恪之子）是廬山植物園的創始人之一，1993年辭世後，遵從其遺願，將其骨灰與另一位創始人秦仁昌的骨灰一同埋葬在胡先墓塋兩側，此即今日植物園內的「三老墓」，坐落於松柏區水杉林內，離松門別墅不遠。有此三大因緣，廬山植物園自然覺得責無旁貸。從陳氏姐妹來看，山窮水盡之時，誰能料到柳暗花明？此為第一重驚喜；父母身後既有親人陪伴，永眠之地又鄰近祖居，此為第二重安慰；「三老墓」已成景點，遊人穿梭，常年不乏管理，此為第三重放心。有此三大欣慰，自然是樂觀其成。

三老墓

雖說去年未能上山，陳美延後來卻連著兩次登山陟岡。一次是應邀面議選址、安葬等具體事宜，第二次則是護送父母骨灰入山。4月30日，植物園在事先徵得陳氏姐妹同意後，選擇吉時良辰將骨灰入土。入葬當日，天空難得地放了晴，而且出現了日暈，一片吉祥。園方考慮周詳，特意錄了像，刻製成光碟，分寄成都、廣州。至此，實質性的入土為安已是大功告成。在此前後，安置骨灰的小山岡已被正式命名為「景寅山」，連接「三老墓」與「景寅山」的小路也已開通，地面建築也在陸續添置。

陳寅恪、唐篔夫婦墓全景照

6月16日（舊曆五月十七日）這一天，是陳寅恪113歲冥誕。陳氏姐妹在家人陪同下，出席了廬山植物園舉行的墓碑揭幕儀式。至此，陳寅恪夫婦終於入土為安，一代國學大師的身後事終於畫上了句號。

書生論事，千人諾諾而一士諤諤，此為長處；不懂「規則」，時時以常情常理度人，此為短處。十有八九，長處無從施展，短處卻每每足以誤事。於是，在管理「機器」與書生的對抗中，勝敗早有定數，一切的努力與掙扎都彷彿「蚍蜉撼大樹」一般令人沮喪。千百年來，這一場機器與人的對抗從未間斷過，在訓練有素、冷漠無情的龐然巨物面前，一切的理智與情感都變得無濟於事。

更有甚者，每一部機器在侮辱踐踏人格的同時，總能將一大批逡巡於門外的高等看客拉扯進門內，收羅在麾下，轉而使他們心甘情願地搖旗吶喊、赤膊上陣。威逼利誘當前，讀書識字者往往難以自安其道、自守貞節，索性「插標賣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註：做廣告），爭攘權位。本自無才，徒以僨事，甚且假愛國利群、急公好義之美名，以行貪圖傾軋之實，而遂功名利祿之私」，「隨人敷衍，自儕於高等流氓，誤己誤人」（陳寅恪語，存《吳宓日記（1917～1924）》）。

眾所周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成為陳寅恪的金字招牌，其實，這看似簡單實則深奧、看似激昂實則艱澀的10個漢字，原本應該成為我們民族的集體標誌。在我看來，「獨立」與「自由」似乎都可以歸結為「自由」——不僅僅是孟德斯鳩所說的「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許做的事情」，還應該擴展為「自由就是做法律沒有限制的事情」。可惜的是，「獨立」與「自由」從來都似乎只能局限於「精神」或「思想」的層面，而且換取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代價往往又是那麼的高昂。在你我仍然都有可能成為「孫志剛第二」的今天，自由的可貴與可怕變得那麼令人不敢確信。在此基礎上，我寧願相信：一切引導人們朝著真、善、美的境界邁進的行為，固然可以稱為「高尚」；而那些有助於爭取和維護自己和他人自由的行動，似乎更加符合「高尚」的現實要求。只有如此高尚其事，陳寅恪曾經活著並將繼續活著的意義才不至於被「高等流氓」們閹割。這意義就是：必須有這樣一種聲音，它不斷地提醒著每一個人：「今天你高尚了嗎？」

陳寅恪：學術獨立的中國典範——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由於一本傳記《陳寅恪的最後20年》在中國大陸一紙風行，中國社會對於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家陳寅恪的學術和人品產生了極大興趣。過去，陳寅恪雖然是一位蜚聲中外學界的大學者，但其聲名從未越出過學院的門牆之外。然而隨著該書以及其他有關陳寅恪的文集和相關文獻出版，他的聲名越出學院圍牆，廣為傳播。雖然北京當局的報刊所刊此類文章並不算多，但在知識界內部，學人交相傳閱，極口稱頌，出現了一種「舉國爭說陳寅恪」的熱烈景象。

陳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陳寅恪現象」的原因和意義究竟何在？它對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什麼影響？陳寅恪本人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關係如何？這些都是筆者甚感興趣並試圖回答的關鍵問題。

陳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義寧，出身世家。所謂「陳氏一門」，是指從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到陳寅恪這三代人。陳寅恪的摯友、著名學者吳宓曾評價說：「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之所託命者也。」

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他與被稱做「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郭嵩燾及黃遵憲等人相友善，他們突破陳腐的夷夏觀念，積极參与戊戌變法，學習西方文明。西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後，參與維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難，其中劉光第、楊銳為陳寶箴所舉薦，陳氏父子因此以「濫保匪人」罪而被革職還家，「永不敘用」。事後西太后意猶未足，又以密旨將陳寶箴賜死。人們現在已經知曉，在19世紀末那場震動人心的中國流產變革中，除了有為改革而流血的譚嗣同等人外，還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廬中被迫自盡的陳寶箴。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與譚嗣同等人被並稱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讀西方社會政治理論書籍，與梁啟超等人經常在一起「講學論文；慨然思維新變法，以改革天下。未嘗一日居官也」。

陳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學，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歸國，後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學習，宣統二年（1910）赴歐洲留學，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語言學。次年歸國。1913年赴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經濟部留學。1914年歸國，一度任蔡鍔秘書，參加討袁之役。1918年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從朗曼習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梵文研究所習東方古文字。1925年歸國，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清華改制後，任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國牛津大學聘為導師，其後又先後在西南聯大、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執教。陳寅恪有精深的學養，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原創性和深刻性成雙峰並峙，罕有匹敵。被人譽為「全中國學問最大的人」、「教授的教授」。如吳宓所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陳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除了其淵博學識及其創造性成就外，更重要的在於，陳寅恪代表了中國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它是中國文化面對現代世界的挑戰而誕生的一種新人文道統。

「陳寅恪現象」所彰顯的文化意義在於：他對中西文化所持立場——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是一種對中西文化皆有深厚學養的「文化保守主義」。此外，陳寅恪屬於借鑒西方文化的「歷驗世務」派。這派以郭嵩濤以及陳的前輩陳寶箴、陳三立為代表，有實際經世致用的歷練。他們在借鑒外來事物時，也尊重自身歷史中自然生長發展出來的東西（另一派則是「附會」派，即空想派，康有為是典型。主張全盤設計，推倒重來，具有烏托邦色彩）。陳寅恪在上述兩方面的主張，與自由主義在精神上都是息息相通的。

陳寅恪先生的學品與人品在現代中國知識界標舉了卓越的風範。

陳寅恪的學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對曲學阿世——這既針對個人，也針對民族和文化。這在他的身上是極其鮮明，絕無妥協的。

自他學成歸國後，真正能夠從容從事學術研究的其實只有在清華任教的十年。此後災難深重的中國，幅員雖大，竟不能給陳寅恪提供一張安靜的書桌。他盛年時期遭逢戰亂：「凡曆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到處顛沛流離。正值學術創造的高峰之際，又由於營養缺乏而失明，這對於一位史學家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在他「失明臏足，棲身嶺表」的晚年，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和精神迫害，使他的身心陷於超乎常人想像的痛苦和孤寂之中。

1949年之後，在有形和無形的壓力下，中國知識界不少學人降身屈節，臣服了官方的馬列主義，用毛澤東得意的話說，幾乎都「夾起尾巴做人」了。當年，舉世滔滔，然而陳寅恪卻傲然挺立，在「對科學院的答覆」中，一句「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這一傲骨，在《論再生緣》中再次表現出來：「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在「政教合一」，嚴酷的思想專制下的中國，可稱驚天地、泣鬼神。

陳寅恪的人品——不降志，不辱身；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這特別表現在他晚年所寫的《柳如是別傳》等論著中。「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王朝更迭，社會動亂，文化遭劫。而文化寄託之文人又必然要首當其衝，尤其是這時文人的心靈，大多要在歷史的劇變中遭到其它時刻所沒有的拷問及權衡利害的煎熬，於是文人的持己處事，便關係了歷史的榮辱。感慨萬千的史家陳寅恪，於是起而撰寫明清之際文人的心路歷程，一部《柳如是別傳》，照出了時代變遷中士子文人的形形色色，生命百態。

在那個瓦釜雷鳴，黃鐘毀棄，斯文掃地的時期。陳氏周邊的同人，有的與他氣類相通，堪稱莫逆；有的老死不相往來，有如履薄臨深；他的弟子群中，既有像劉節教授那樣，挺身而出以替老師挨批鬥而感到自豪的，也有賣論求官，反戈一擊給他以致命傷害的。當我們看到在他門下一度從學的才子，一旦為私利所驅使，背叛師門，事後悔悟，竟然赴陳宅以伏地叩頭的大禮請求寬恕，而老師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遙望天際漠然不應的時候，內心不能不受到猶如怒濤震海驚雷破柱般的震撼。

陳寅恪晚年反覆吟詠的主調是：「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和守護者，他以其深邃獨特的詩和文、言和行，在一旁嚴肅地審視和評判著北京政權的作為。他代文化立言立德，代歷史立言立德，記錄下了其身處之世華夏文化衰微的軌跡。

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也象徵了中國文化系統與政治系統的當代對峙。

也凸現了他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示範效應。

在風雨如晦，洪水滔天的中國，遺世獨立的陳寅恪風範，作為一種自由精神的遺產，為將來的中國文化系統，奠定精神獨立的基石。

作為儒家價值的人格化，他給中國知識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範。儒家價值通過陳寅恪的身體力行而凸顯其特色，並顯示出在現代社會的精神生命力。同時，陳寅恪還向知識界展示了儒家價值經改造後如何可能與西方的「學術獨立」相協調，從而與自由主義相交融。

陳寅恪昭示給我們的正是一條兼容中西的文化方向。

他的命運，既象徵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命運，也象徵了中國文化的不朽生命力。

來源：愛思想網

本文由周海濱微說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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