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運動不是革命 袁世凱才是革命者

在孫中山的認知里，護國運動根本就是一場革命，而同樣是護國運動的領導人的梁啟超似乎並不這樣認為。梁啟超甚至提出，護國運動並不是一場「革命」，袁世凱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實際上，梁啟超的說法是需要詳細分析的，如果簡單地下結論認為梁啟超不承認護國運動的革命性，很容易陷入對歷史的簡單理解。

梁啟超在護國時期的政論中不但不承認護國運動是一場革命，反而煞費苦心地稱袁世凱為「革命者」，這種奇特的對比揭示出改良派的「革命思想」畢竟有它與革命派不同的特色。對護國運動時期梁啟超「革命」概念做一番剖析有助於更加深入地理解改良派政治思想的複雜性。

台灣張朋園「維護共和—梁啟超之聯袁與討袁」一文中曾對梁啟超護國時期的政治理論推崇備至，元青、李喜所、耿雲志、崔志海等在關於梁啟超的傳記中對梁氏從擁袁到反袁的過程都有所論列，是本文研究的基礎。九十年代以來，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告別革命」思潮在海內外學界聲勢頗大，史學界中批評歷次革命和革命人物的聲音不絕於耳，而且確實也有相當的道理。但是，近代中國陷入代價驚人的不斷革命決非偶然，深入研究梁啟超這樣一個堅決反對暴力革命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轉而親手發動一場暴力革命的心路歷程，有助於理解中國近代政治進步的艱難歷史和深刻複雜性，避免對歷史簡單化理解的傾向。

一、 護國時期梁啟超在政論中不但不承認護國軍是「革命軍」，反而稱袁世凱為「革命者」

「革命」概念是梁啟超護國時期政論的基石，由此自然導出對護國戰爭性質的判斷，表述最為明確的是在《西南軍事與國際公法》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交戰團體者，革命軍專有之名詞也，故學者亦稱之為革命團體。今欲論西南軍政府宜否為交戰團體，宜先辨西南軍政府是否為革命軍。欲辨西南軍政府是否為革命軍，則當先明革命之意義。革命之意義至簡單而至易了解也，曰謀顛覆現在之國體而別建新國體者，斯謂之革命而已矣。今之謀顛覆現在國體而別建新國體者為北京政府中人耶，為雲南政府中人耶，我友邦宜共知之。蓋革命者非他，即袁世凱其人也；與袁世凱相狼狽者，皆革命黨也；數月來北京政府蠅營狗苟之舉動，皆革命運動也」。

這篇文章是1916年初為護國軍爭取國際國內輿論的支持而作，梁啟超在此文中別出心裁地拋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把革命等同於任何形式的國體變更，從而本來是革命對象的袁世凱成了「革命者」，真可謂用心良苦。應該強調的是，這篇文章不是孤立的，不是梁氏政論中常見的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有意識的謀略，表現在梁啟超在1915-1916年的許多政論文章中不厭其煩地反覆強調上述觀點。發表於1916年5月的《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一文中有：「更請仔細覆讀此十五通之電文，而印合以數月來之事實，試問袁氏及其徒黨之為革命為叛亂，又豈更有絲毫游移商榷之餘地者。則更問國中既有此種革命叛亂之人，凡奉職於國家機關者，應否竭其力之所及以討伐而平定之，明乎此義，則知今茲各省將軍巡按使以中華民國守土之官討中華民國叛國之賊，實為法律範圍內應行之權利，不容辭之義務，或者不察，乃反以革命軍之名加諸各省，顛倒黑白，不亦甚耶」。又如同一時期的《袁世凱之剖析》一文中抨擊籌安會：「在共和國體之下，而忽謀改建帝政，按諸現行約法刑律及各種法令，其為犯革命內亂之罪毫無疑義。……袁氏居大總統之職，綜攬行政司法大權，何以坐視此輩煽動革命」。

實際上早在1915年8月底9月初，籌安會剛剛出籠不久，梁啟超就迅速做出了強烈的反應，並且清晰地提出了變革國體即革命的概念，為反袁的改良派定下了思想宣傳的基調。發表於當時的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有：「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現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苟於此範圍外越雷池一步，則是革命家之所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事也……公然在輦轂之下，號召革命。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也。……而鄙人則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今日反對公等之君主革命論與前此反對公等之共和革命論同斯職志也」。又如幾乎同時發表的《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中有：「蓋以政體之變遷，其現象常為進化的，而國體的變遷，其現象常為革命的，謂革命可以求國利民福，吾未之前聞。是故吾自始未嘗反對共和，吾自始未嘗反對君主，雖然吾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謂國家之大不幸莫過於革命也」。

梁啟超在上述政論中反覆論證的就是護國運動不是革命，護國軍因此也不是革命軍，相反袁世凱才是謀求革命的人，而護國運動正是要反對袁世凱的革命，依據就是梁啟超的「革命」概念，即上面的「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也。」實際上，很少有人在政論中特別對革命的概念作出定義，因為對革命內涵的理解基本上已經是盡人皆知的常識，梁啟超在這些文章里反覆提出革命的概念本身已經暴露出梁氏其實是在做手腳。

事實上，堯舜禪讓不是革命，武王伐紂才是革命，梁啟超在清末與革命派激烈論戰期間其「革命」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即所謂「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也」，當時論戰雙方對於「革命」有著基本一致的理解，也與我們通常的理解差不多，即：革命是以大規模的暴力行動推翻現中央政權的政治運動。這裡面有兩個要素，推翻現中央政權是目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是手段。甚至規模較小的暴力行動即使推翻了中央政權，也僅僅被稱為「政變」，而梁啟超是從來不反對「政變」而且對「政變」很有些偏愛的，因其代價較小。其實，梁啟超和革命派的根本政治目的是一致的，即建立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梁啟超反對革命的實質是反對革命的手段，即：「大規模的暴力行動」，梁以為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難以控制的巨大災難，這是他的真知灼見，也確實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袁世凱稱帝雖然是以暴力脅迫，但從沒有想以大規模的戰爭手段來達到目的，甚至如果袁世凱能夠預見到大規模武裝反抗的發生，未必有膽量推行帝制。真正主動發動大規模戰爭以推翻袁世凱為首的腐朽中央政權的，正是以梁啟超為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反袁勢力，但就是這樣一場完全正義的得到國內外廣泛支持的革命戰爭，梁啟超還是不願承認其革命的性質，這深刻地揭示出中國中間勢力在現實政治環境中的兩難處境：既害怕革命，有時又不得不革命。

對比兩個對「革命」的定義，可以看出梁啟超在護國時期的政論文章里，故意地偷換了「革命」的概念，具體是從「革命」的內涵中抽去了「革命的手段」，即「大規模的暴力行動」，而這本來是他反對革命的根本原因。護國運動中發動暴力戰爭的是梁啟超一派，從理論的一致性出發，他應該堅決反對的正是他自己。面對自相矛盾的尷尬，梁啟超所能做的也只有偷換概念了。通過偷換概念，任何形式的改朝換代都被稱做「革命」，所以袁世凱的洪憲帝制也成了對於民國的革命，而梁啟超參與發起的暴力戰爭反倒成了反對「革命」的一種行動，這樣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一個自稱始終反對革命的改良派的面目。 　　簡言之，在當時的環境之下他不得不這樣做主要是基於兩點：

第一，是為了保持其作為改良派政治態度的前後一致性。因為護國運動無論其暴力的發端還是開啟以後十年軍閥混戰的動亂後果，都正是梁啟超當年與革命派論戰中所堅決反對和深以為懼的。自己一貫反對的，一旦為之，其自相矛盾之處，自不待言，而梁啟超本人是不情願明白承認的，並且要以他的生花妙筆加以粉飾。

第二，是為了迎合當時國際國內的保守勢力。革命思想在辛亥前後曾經風靡一時，但由於民初政壇紛擾，民心逐漸厭亂，在華的外國勢力也不支持反抗中央政府，這是二次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梁啟超自然不願重蹈覆轍，護國軍起義後兩個多月陷入孤軍苦戰的困境，甚至瀕於「全軍覆滅」，護國期間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和越南的法國殖民政府曾經給梁啟超進入廣西設置了很大的障礙，也反映了他的擔心不無根據。1927年大革命特別是1949年之後，「革命」一詞日漸尊貴，史學界輕易不肯把「革命」的尊號加之於象梁啟超這樣的改良派頭上，殊不知在1916年梁啟超對此尊號避之惟恐不及，生怕得罪了列強在華勢力和國內的保守厭亂勢力，世事變遷真是難以逆料。

二、 在帝制發生以前，梁啟超對袁世凱政府早已絕望，是袁世凱為首的保守派逼迫梁啟超代表的改良派不情願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通常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當革命形勢空前高漲，當時的保守勢力已經註定滅亡的時候，改良派因其內在的進步性，決不會為舊勢力殉葬，而是會順水推舟與激進派合作，共同推翻腐朽勢力，辛亥革命時期的梁啟超和立憲派正是這一立場，這時改良派在革命中起輔助作用；

另外一種情況是，當激進派力量遭受重大挫折，保守勢力空前猖獗，種種復古倒退的專制統治措施使改良派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最後面臨被徹底消滅的危險，這時絕望的改良派也會拚死反抗，而且由於此時革命派勢力薄弱，改良派甚至會在革命中起到領導作用，從二次革命到護國戰爭時期的梁啟超和進步黨正是經歷了這一過程。

梁啟超作為一個改良派的理論家自相矛盾到了不得不偷換概念的地步，這既是他的尷尬，同時也是他的光榮，因為他從此超越了改良派理論的局限，開始了領導一次革命的輝煌一頁。但是，從改良派的首領到發動革命，這樣大的轉變必然要經歷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這是一個從希望到絕望的痛苦過程。

辛亥革命以後，梁啟超始終支持袁世凱，打擊革命派，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出任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實際上是熊內閣的靈魂，甚至在熊內閣下台之後，還擔任幣制局總裁、參政院參政等職，但是就在梁啟超獻計獻策，積极參加袁世凱中央政權的過程中，處處碰壁，一事無成，逐漸認清了袁世凱獨裁專制的野蠻政治思想，明白了在袁世凱的統治之下，即使是溫和民主派的開明專制思想也決沒有實現的可能，從而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似乎除了反袁之外真的是無路可走了，這正是梁啟超一派發動護國戰爭的思想基礎。

1914年年底，梁啟超在極度失望中辭去了幣制局總裁的職務，這時他對袁政府的不滿已經難以抑制，以至於溢於言表，這突出表現在1915年1月發表的《大中華髮刊辭》中：「嗚呼！我國民志氣之消沉，至今而極矣……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復余……今也取國家組織社會狀態，凡百欲復辛亥以前之舊，寖假而復戊申庚子以前之舊，寖假而復戊戌甲午以前之舊。微論其不能至也，勉而至焉，將焉取之。經曰：與亂同道罔不亡。清曷為亡，而乃踵其武惟恐不肖」。這篇文章不僅尖銳抨擊了袁政府的復古倒退，甚至稱袁政府正在踵亡清之武，將同樣走向滅亡，措辭嚴厲之至，這是前所未有的，已經是一種相當決絕的態度。

緊接著同樣在1915年1月發表的《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更加清晰地表達了在當時黑暗政治環境下樑啟超結束其政治生涯，實際上是與袁政府斷絕關係的個人立場：「吾歷年之政治談，皆敗績失據也……要之，所獲之果，殊反於吾始願所期。吾嘗自訟，吾所效之勞，不足以償所造之孽也。……顧吾至今乃確信吾國現在之政治社會，決無容政治團體活動之餘地……吾政治生涯之全部，且將終止矣」。從這時起，梁啟超不再對袁世凱政權採取合作的態度，不但不再想參加政權，甚至覺得象在晚清那樣作一個有影響的政論家間接改良政治，在當時也根本不可能了，不久以後發表的《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中有：「吾但為直接了當之一言，抉其情實，吾中國今日並國會其物而無之，則一切政譚，何緣有反響以及於政局。……又見乎每一政策之建議，其不見採用者無論也。或見採用，勢必改頭換面，與原議之精神，決未由吻合。就令不爾，而及其奉行之際，恆支離不可究詰，能使建議者深自怨艾，悔不如自始不建此議，尚不至流毒於世，蓋吾年來此種感觸泛於腦際者已不知幾度」。應該指出的是，雖然梁啟超從1915年初就對袁政府採取了一種近乎斷絕關係的不合作態度，表現在對袁世凱的籠絡表示，如2月12日聘梁為政治顧問，3月31日聘請梁考察沿江教育事宜，梁啟超均謝絕。但是，梁啟超對袁世凱的不滿以至於絕望，在當時不存在革命形勢的情況下，還沒有發展到反袁革命的階段，梁所採取的立場，也僅僅是政治上消極無為的不合作，而把精力投入更為基礎的社會文化教育方面，其積極的表示是對當時以尊孔為招牌的復古文化逆流予以抨擊，比如1915年2月發表的《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一文，以「今祀孔典禮則已頒矣，國之元首既臨雍以為倡矣」開頭，以「此種尊孔之法，無益而有害也」結尾，點名批評了復古逆流的始作俑者袁世凱。

1915年2月至5月日本以武力威脅向袁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談判，似乎在梁啟超一派與袁世凱的矛盾發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緩和作用，期間梁啟超發表的一系列關於中日交涉的政論是以批評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和日本朝野輿論為主，甚至在中方在日本最後通牒的威脅之下屈服之後也並未與袁政府為難，聯繫到當時甚至以黃興為首「歐事研究會」也提出暫緩反袁，一致對日的方針，這一點不難理解。

中日交涉剛剛結束，暫時中斷的帝制運動又有重新發起之兆，於是梁啟超一派與袁世凱的矛盾又有進一步發展激化起來，但是在1915年6月梁啟超省親後北歸與馮國璋共同入京勸阻帝制，得到袁世凱當面明確的否定答覆之後，矛盾在表面上又緩和了下來。7月份，梁啟超甚至不顧黃遠庸、蹇念益等友人的勸阻，進京參加憲法起草委員會。

似乎梁啟超在政治上又有重新活動的意思，不過這一次他不在象前幾年那樣甘於作袁政府的附庸，而是想在極其有限的活動空間里，代替原來的國民黨扮演一個政治上的反對派的角色，希望能起到一定的批評監督作用，這是一種近乎絕望的政治行動，在1915年7月的《憲法起草問題答客問》里梁啟超毫不客氣地點名批評袁世凱及其手下的各級官吏破壞法律而且將來也根本無意實行法律：「法也者，非將以為裝飾品也，而實踐之為貴。今約法實踐耶否，他勿細論，若第二章人民權利之諸條，若第六章司法，若第八章會計，自該法公布以來，何嘗有一焉曾經實行，即將來亦何嘗有一焉有意實行者。條文云云，不過為政府公報上添數行墨點。……且無論法律也命令也，一切原不求其發生效力，且亦無從發生效力，上至元首，下逮極低級之官廳，隨時皆得以行政處分自由變更之」。

緊接著發表於1915年7月20日的《復古思潮平議》是一篇力作，對袁政府數年來殘滅議會、破壞司法等種種倒行逆施加以系統深入的清算，極其鮮明地表達了對袁政府所作所為的全面否定和堅決反對態度：「最近一二年來，上自中央地方各級機關之組織，下逮各部大小行政之措施，曷嘗有一焉非盡反民國元二年之所為。豈惟民國元二年而已，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規劃所建置，無不廢變停頓。……既察某制度為今後所萬不可不採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張補救之耳，若並制度其物而根本摧棄之，天下寧有此政猷。例如民選議會制度，既為今世各國所共由，且為共和國體所尤不可缺。前此議會未善，改正其選舉法可也，直接間接以求政黨之改良可也，釐定其許可權可也，若乃並議會其物而去之，安見其可。例如司法獨立，既天下之通義，前此法庭未善，改變其級制可也，改變其程序可也，改變其任用法可也，若並法庭其物而去之，安見其可。推之百政，莫不皆然……」。

梁啟超一派人物對袁世凱的絕望已經逐漸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即認為無論任何人當政，「必不至更劣於袁氏」，「蓋國中任舉一極惡之人，其惡決不能有加於袁氏；無論若何不適於統治中國，而其不適之程度，亦決不能有加於袁氏也」。因為袁世凱當政四年，「今日解散一黨派，明日復解散一黨派；今日破壞一機關，明日復破壞一機關；今日蹂躪一法律，明日復蹂躪一法律」而「一切規復前清之舊而已，且所規復者，又清政中最黑暗最穢濁之一部分」，在這種政治環境下，任何開明進步的政治勢力也只有面臨最後滅亡而已。

總之，在1915年8月籌安會大規模發起帝制運動前夕，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政治勢力由於與袁世凱復古專制政權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日益激化，已經從袁政府的贊助者漸趨失望以至於絕望，轉化為袁政府的堅決反對者，他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只要不推翻袁世凱政權，他們的政治主張就永無實現的可能，雖然在重壓之下他們當時無力反抗，但是他們的不滿和絕望已經積累到了相當的程度，一旦政局有大的變動，就可能劇烈噴發出來。

三、實際上樑啟超清楚地知道，護國運動是一次暴力革命，帝制不過是發動的契機。

雖然梁啟超在政論中反覆論說護國運動的目的是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洪憲帝制，但在許多地方卻不知不覺泄露了他的真實思想，即護國運動是為了推翻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帝制只是一個發動的契機。

首先應該明確的一點是，梁啟超並不反對帝制本身，而且一貫承認君主制的價值，他甚至也並不反對由共和制變為君主制，也就是所謂變更國體，而只是認為象袁世凱這樣的所作所為在當時根本沒有做皇帝的資格，當時反對帝制的著名人物如章太炎、張一麐等多少都有類似的想法，這在梁啟超1915年8月底9月初風靡一時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表達的十分清楚：「是故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而欲帝政之出現，惟有二途，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具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卧薪，遇有機緣，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則今正以大有為之人，居可有為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豈不在是耶……夫果未熟而摘之，實傷其根，孕未滿而催之，實伐其母」。可以看出，有些論著把梁啟超稱為誓死捍衛共和的英雄，雖然表面事實上似乎不錯，但從更深的層次來說並不準確。

實際上，梁啟超論述「袁世凱是革命者」的政論大多是以所謂「友邦」以及國內觀望勢力為對象的，這在行文中表露的很清楚，而在其他場合，他的真實思想透露較多。

1916年3月底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之後，梁啟超為避免護國陣營由於思想混亂髮生動搖，急電陸榮廷，說明護國運動不專為帝制：「袁氏最大之罪惡，在專用威迫利誘手段，將全國人廉恥喪盡，若彼依然掌握政權，則國家元氣必至澌滅無餘，舉國淪為禽獸，將何以立於天地。今茲義軍申討，其大宗旨乃欲為中國服一劑拔毒再造散，不專為帝制問題已也」。4月初，梁士詒來電以帝制已經取消為由勸護國軍息兵，梁啟超在複電中斷然拒絕：「試就四年來所蘊毒所造孽以推例，將來豈猶謂有一線光明之可希冀者。帝制之發生與撤銷，朝四暮三，何關大計」。又如《雲貴檄告全國文》 代撰」：「就令怵於名分，不敢明叛國體，然由彼之道，無變彼之術，亦惟有取國家元氣旦旦而伐之，終亦醞釀大亂以底於亡已耳」。

從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啟超一派發動護國戰爭並不針對帝制，或者說變更國體，而是直接針對袁世凱政權本身，針對其野蠻專制，梁啟超在1916年5月的《袁世凱之解剖》中說的明白 ：「吾本以不信任袁氏故反對帝制，並非以彼稱帝故然後不信任袁氏，不容倒果為因」。在有一些文稿里，梁啟超甚至直接揭出了護國戰爭是「革命」的名目，全然不顧與其他文章的明顯矛盾，但這才是他的真實思想。比如《雲貴致各省通電》 代撰」：「鬩牆之禍，在家庭為大變；革命之舉，在國家為不祥。繼堯等夙愛平和，豈有樂於茲役，徒以袁氏內罔吾民，外欺列國，召茲干涉，既瀕危亡」。

在寫於1916年3月赴廣西途中《在軍中敬告國人》 里，梁啟超對革命暴力的疑懼，和最終選擇暴力革命的「死中求生，亡中求存」的心路歷程：「乃與袁公共事數月，漸覺其別有肺腑，非能先公而後私。乃辭職後靜觀兩年，愈懼夫縱彼頑凶，必且覆邦而淪種。……譬猶病癰，終須一割。割為險著，夫誰不知，然割較早則險較微，割愈遲則險愈劇。養而不割，及其自潰，雖有扁鵲，技無復施。故雖以夙耽溺於平和之夢，如啟超者，幾經躊躇審顧，懲前毖後，遂不得不毅然決然揮淚瀝血以從諸賢之後，以與袁公相見於疆場。」

在給籍忠寅、陳國祥等進步黨骨幹的信中，由於是對自己人說話，梁啟超不再象在公開發表的文稿中那樣有很多的顧忌，內心深處的真實思想表達得淋漓盡致，《致籍、陳、熊、劉書》(1915年11月18日)：「一年以來，假面既揚，丑形暴露，凡百政象，眾目具瞻，無俟覙舉，就令無今茲叛國之舉，而聽其浸淫脧削，亦終必率全國士夫，皆為禽獸，剝全國之氓庶盡成枯臘，長夜漫漫，亦復何望……此現狀多維持一日，則元氣多斫喪一分，吾輩擲此聰明才力，助人養癰，於心何安，於義何取……鼎沸之局，既無可逃，所爭早暮已耳。第二，吾儕自命穩健派者，失敗之跡，歷歷可指也，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吶喊，故無往而不為人劫持，無時而不為人利用。今根基未覆盡者，只余此區區片土，而人方日惎詗於其旁。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倖免於此，而為獨夫戮力，杯酒釋兵之事，數月後行且立見，傫然為一匹夫，以坐待刲割，噬臍何及」。

在這封信中，梁啟超生動地闡明了發動護國戰爭原因，袁世凱政權的政治壓迫愈演愈烈到帝制發展到了極峰，所謂穩健派政治勢力步步妥協退讓，至此已經退無可退，讓無可讓，到了懸崖邊緣，面臨最後滅亡，如果不利用自己在西南和全國的最後一點力量奮起反抗，只有「坐待刲割」，歸於滅亡一途，所以梁啟超與蔡鍔才會在天津約定「失敗呢，就死，無論無何不跑租界，不跑國外」，這種義無返顧的決絕的態度，在梁啟超是從來沒有過的，不僅空前而且絕後，因為在他看來如果護國失敗，袁世凱的黑暗統治將瀰漫天地間，象他這樣的人活著也沒有意義了，護國戰爭真是改良派的決死戰。

四、 梁啟超雖有革命思想，但是至為消極，這是改良派革命思想的特色。

改良派雖然也能象在護國運動中那樣發動並且領導一場革命，但是其對革命的破壞後果看的很嚴重，只有在被逼迫到絕望的情勢下才會極其被動地走上這一條路，這和革命派的主動出擊大相徑庭。如果說革命派的革命心理是「希望」，那麼改良派的革命心理就是「絕望」，因為改良派從不相信革命能帶來理想的結果，其發動革命只是為了避免最壞的結果而已，這是在共同革命中區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關鍵。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的一段名言最能表達出革命派對於革命的，非常積極甚至過於理想主義的看法：「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相形之下，改良派在發動和領導了一場革命甚至是一場勝利的革命之後，不僅沒有喜悅，心頭揮之不去的卻是一種因大規模流血暴力而產生的負罪感，最典型的是蔡鍔《盾鼻集序》：「西南之役，以一獨夫之故動干戈於邦內，使無罪之人肝腦塗地者以萬計，其間接所耗瘁尚不知紀極，天下之不祥莫過是也。而先生與鍔不幸乃躬與其事……吾儕躬與於不祥之役，固宜為不祥之人也。……但使國中干城之彥，縉紳之英，懲前毖後，鑒數年來釀亂積弱之原而拔塞之，則此等不祥之事，何至復見，則先生與鍔之罪，其皆可末減也」。又如前面引過的《雲貴致各省通電》 代撰」：「革命之舉，在國家為不祥。繼堯等夙愛平和，豈有樂於茲役」。

甚至在護國戰爭還在進行之中，梁啟超就已經對當時和以後的政局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悲觀失望，表現出梁對革命的結果不報任何幻想，如 《致蔡松坡第五書》：「以吾感想，此時憂在亡秦，雖雲艱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圖搏控。神奸既殛之後，人慾橫流，自茲方始……要之，今後全國大局決非坐談之政客所能收拾，況拙於應變如鄙人者，何能為役。惟逆揣當冰山驟傾，鼎沸方始之際，終不可無人以周旋其間，謀減殺其危亂之程度……過此以往，則為演水簾洞演惡虎村之時，決無我輩插足之地」。回首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梁啟超的憂慮一一應驗。護國運動雖然推翻了帝制，捍衛了共和，使橫暴不可一世的獨裁者袁世凱憂懼而死，舉國人心大快；但同時也重新加劇了袁世凱曾經初步加以控制的國家分裂的趨勢，從而開啟了以後十幾年軍閥混戰的黑暗時代，軍隊日日增多，國家不堪重負，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都無從談起，因而走向一次又一次更為劇烈的革命。

改良的道路處處碰壁寸步難行，革命的代價又是如此沉重而少有收穫，中國近代政治的進步似乎總是在兩難之中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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