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環境——書法藝術面臨的現實

作者：朱以撒

朱以撒，男，1953年生於福建泉州。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書法蘭亭獎評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按照我們的理解，對於書法藝術審美符號特殊性的認識，除了從整個審美構成關係層面上來解決外，還要取決於藝術生存的環境。當人類進人一個新千年里，任何一個文化的枝節。局部，都會引人反顧思索，鑒往知來。文化是一種社會生產，文化作為一種產業，在現代經濟結構中越來越顯示出基礎位置。因為文化產業是以精神產品為主導的產業，對自然資源、環境不構成威脅、不造成消耗，同樣具備了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要素。

二十世紀末的二十多年間，書法藝術的發展使我們真切地感到了在不斷拓展的審美空間，書法為社會精神資源之一，陶冶性靈、抒情意，提升精神導向功能作用仍為首要。書法家眾多、書法作品眾多、書法活動蜂起，都說明了幾千年歷史的書法藝術仍然有著無限的豐富性和可發展性。如果把這二十餘年的發展當作進入新世紀的鋪墊，我們需要更多地考慮未來，如何使書法的持續發展更具有穩定性。無疑，方向的把握比速度更要緊。

春秋時代的思想家，認為「和生」是任何事物發展的根本。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注重和諧，其模式是和諧文化，只有和諧才有生命，才能發展，和諧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則。因此，「和」的意義是很豐富的：和合、和衷、和平，還引申為均衡、合作、平等、渾穆、協調等等。和之貴為了「生」，生衍屬發展，綜觀千年書法進展，坎坷不平，快慢不一，有進有退，都與和或不和大有關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正在不斷地摒棄那些不和的雜音，以便有利於人類的生存、藝術的生存。

對於我們的生存環境，一個人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自然屬性在進化中雖然有所積弱衰退，但仍然需要自然空間，又需要社會空間。書法藝術對於生存空間是很敏感的，它的成活，只能在相對的社會空間里。社會空間的不同，對書法藝術的存活可能性起了很大的作用。譬如書法離開了中國本土，它的生成就缺乏土壤。在某一些國土上可能成活，卻被相應的改變了，甚至被同化了，附著了那一國土的韻致。所以從一開始，書法顯示了自己的生存屬性，對於它的發展，人們必須提供相應的發展空間和創作原則，同時有意識地、積極地清理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附著在書法家精神上的蕪雜污垢。

書法藝術作為一種歷史文化遺產，為後人承傳時，是有一定的規範的。人們通過對藝術的把握，通過自身的情懷舒展，攝取藝術中的必然信息，拓展意念的範圍，以補充精神的不足。每一門藝術都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人們精神上的補償，同時人們也藉助藝術，認識人生，賦予思考的深度。可以說藝術和人生之理想是相通的，譬如剛柔相濟、奇正相生、虛實互現，都使人獲得借鑒、延用。但是書法藝術的承傳，也有不少負面效應跟著延續下去，使發展受到阻礙，甚至仍在不斷的損害著藝術，使藝術不能和諧有序的展開。譬如傳統文化中，存在著引和為私的觀念。它以和的面目出現，以和為手段，成了維持等第、級別的標尺。而在某些時候，它又以和諧為幌子，美名曰一統，削弱藝術家的個性，挫鈍藝術家的思想鋒銳，集合於某一種審美的共性上，使整個書壇看似書家眾多，卻死水一潭。歷代書壇上的行政制約手段也若隱若現，甚至流派之內，也以「家法」、「師法」為制約。史載，漢武帝建元五年置石經博士，傳授詩、易、書等儒家經典。這些博士專主一家，各以家法教授。漢代重師法，師之所傳，弟子之所受，不敢一字出人。古人如此重視家法、師法，不是沒有原因的。丟了家法、師法便丟了特徵、丟了面子。為了保持相對的穩定和所謂的尊嚴，排他便成了必要。這看起來一派之內和睦融融，危機卻潛伏下來了。再者，互相利用互相吹捧，也在和諧的外表滋長退化、庸常的情緒。應該說這些負面效應在當前是更明顯了，特別是傳媒的迅速，包裝的興起，總是使一些名不符實的作者在推銷中得到書法家的頭銜。因此我們總會在轟轟烈烈的活動中，感到許多不和諧的行為，被繁榮的表面遮蔽了。和當代書法家所不同的是，古代書法家都可以稱為文人，都是在文人的基礎上成為書法家的。這樣，即便書法的發展不理想，也還有一條底線，那就是文人情懷。這是當時的一種自覺。在人們眼中，東方西方，對文人的界定都不會有太大的偏差，總是認為文人窮思真知、解惑授業、消解無知、預見未來。這樣情懷的人把握藝術，會更帶有一種生命意義及人文理想，把藝術視為高雅斯文，而不是取利的工具。當代書法家群，可稱為文人的當然不多。我們當然為許多人樂意援筆儒墨而高興，因為這是書道中興在數量上的一個佐證。但是二十餘年來，活動辦了不少，書法家全心全意到處都是，文人的品性卻不見得增長多少。這就不能保證書法藝術的發展有長久性，在進進出出躁動不安的人當中，真正的文人是不至如此的。所謂放棄，都是缺乏文人固有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只想把書壇做為競技場而不是心靈停泊的港灣，搏一把再說，搏不贏則棄之。而書法這門藝術恰恰需要長久磨鍊、積累的過程，常常要篩去許多投機者，留下真正的奉獻者。既然人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那麼自然與社會所構成的生存環境對人來講就是至關重要的。生存環境處於正常運行狀態，藝術的生長就會本質些、本真些，而如果異常，就人為些、功利些。人們固然喜愛正常的生存環境，希望在這種環境中使自我感官與精神獲得暢適，更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能力，達到理想狀態。但是，更多的時候卻是不太正常或異常的。譬如當今的書法藝術環境，已經對文人提出了挑戰。大眾文化的興起，它是商業社會發展起來的文化，被納人市場之中，大眾文化中極具誘惑的娛樂性，本身就潛藏著一種明顯的反文化傾向。大眾文化的這種反文化的商品化傾向，遮蔽並解構掉了藝術的商品化傾向，遮蔽並解構掉了藝術本質共有的精神旨趣。同時，援筆揮毫理所當然因為樣式的單調、隱性而被冷漠，長久積累的艱辛使人怯步。大眾文化的環境確實已烘托起一種使人們身不由已的趨附於各種消費時尚的話語里。生活在如此現實的平面上，缺乏回顧意識，缺乏弘揚傳統文化的思想，生理感官上的娛樂就輕而易舉地替代了純粹精神的自娛。書法藝術那些內在的規定性，諸如美感、精神內涵、人格魁力甚至教化功能，都已經很難被一般大眾感受。這樣的生存環境對於大眾文化是一方沃土，適宜於把大眾培養成通俗娛樂的接受者。但是難以達到精神層次上的消費。因此這樣的環境，就藝術角度審視，就是一種不適，或者說危機。眾多的書法家，尤其是中年老年的書法家會對封建社會對書藝的倡導感到留戀，這種懷舊的情緒，實際上是對當今藝術生存環境不滿足的折射。

當代的某些書法家，在面臨大眾文化衝擊的現狀下，主要原因並非因為缺乏自我批判精神或不善於反省自身，而是因為缺少對藝術的持守精神，太容易追隨潮流、製造潮流，往往拋棄自己曾經獲得的精神價值而走向大眾，以大眾那些帶有娛樂性的價值觀念為標準進行修正、凋整，其結果都是喪失了自己。書壇這種現象值得注意，這一切的開始都不是來自權力的壓迫，而是那些沒有堅定藝術人格又缺少精神持守的人的主動調整。

這樣的行為，更多地形成了趨同的特徵，相互認同的可能性較大，相互獲得利益的可能性也較大。這也就難怪有些作者要揣摩評委喜好，要學評委的字，要不斷地調整自己被最大認同的方向。總是認為藝術追求上今是而昨非，這也易於造成自己原本可以自然而然協調發展的思維圖式受到擠壓而變形。老子曾經認為「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他是很反對過份玩弄智力、玩弄機巧、玩弄心術的，甚至表現出對所謂的「智謀」的厭惡。老子為此提出棄智、去智，倡導回歸到本心，回到一種安寧有序的本真生活和秩序中來，消除那些爭強好智行為帶來的負面效應。老子並非一味地反智、一味地棄智、一味地去智，他所反對的是與本真之道相悖離的小智，甚至是玩道於股掌之間的邪智，而強調的是與人心、與問道相關的耳聰目明的大智。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只有那種求道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那麼，人在追求藝術中需不需要智力，需不需要形而上的悟性、感覺、靈氣？這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離開了藝術本體的追求，非藝術成份的滲入，非但不能使這些人受益，甚至會由此產生一大堆有害無益的文化垃圾。越是迎合一般民眾的口味，就越走向世俗，就越需要非藝術的因素。書法藝術越發展必定越高雅，它不能面對大眾文化的價值取向，不能降低品位，帶來日常生活和百姓色彩。如果這方面去附合、遷就大眾文化，消失的就是個性和高雅。這就好像電腦書法，書法家總是要削弱自己的個性，製作成很世俗、為大眾說好看的千字一律的電腦字。這時，他的個性又將何存焉。

東西方文化中有著許多差異，如果稍稍注意，便可以發現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蘊含著很深的生存危機意識，這一點要強過西方文化中的「挪亞方舟」。「福兮禍之所伏」，先人就多次在理念的表述上從人類行為方面尋求危機發生的根源的自覺。如今，我們還可以發現許多這種憂患意識流傳下來，如「花人憂天」。「積穀防饑」、「未雨綢緞」、「居安思危」等等警誡。書法藝術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已經變得十分穩定，如果沒有一種整合的力量，是難以向前推進一步 的。而當今寬鬆的創作環境，更多地是增長了人們對於技巧把握的興趣，增長了競勝的信心，卻忽略了書法家的文人修養。這樣，表面上雖然各種活動熱鬧非凡，但本質上看並沒有進展，甚至在不斷地重複。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里，無論是技巧創新、思維創新，都離不開文化對人創造性的培養。文化所提供給書法家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依然無所不在，這就更需要書法家不能僅僅執著於一支筆、幾種書體、幾個活動。事實也昭示，書法藝術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一個有成就的書法家也不能局限一隅，全面地和諧地發展，應該是新世紀書法家的要求。

就社會歷史的發展而言，人的社會性是逐漸地增強的，而自然屬性在降低。做為書法家的生存環境，與自然交流的空間和時間就狹隘了、減少了。對文化環境的評估有多種尺度，但是都無法迴避人與自然這一命題。人與自然密不可分這一個基礎一旦失去，也就失去了精神文化的真正依託。有人並不認識到這種潛移默化的危機，以為有了古代書法遺產就可以寫好字，當好書法家。同時自然屬性的成分少了，人們對藝術中自然生成、順其自然的現律的理解也就膚淺了。當今社會在藝術追求上的速配現象也十分明顯。為了速配，人們用盡各種方法解決學習過程中時間長的問題，想使書法學習在短時間裡得大效果。藝術的掌握固然少不了方法，再高明的方法，也需要時間的滋養，需要很長一段自然消化、生成的時間。萬物生長是如此，藝術追求也無不如此。所以速配只能使人類既美好又豐富的文化感覺、韻致徹底摧毀，剩下的只有操作性的因素而無內蘊、這就需要整個社會的調控。不僅凋控自然環境，而且調控社會生存環境。這些年由於自然環境的惡化，引起了人類高度的注意，而社會環境的調控，似未見多大起色，各種消費娛樂的種類日多，顯然是符合當今的社會環境要求的，而對於書法藝術有益的生態環境未見發展，這就形成書法人口少，質量也不高。社會調控可以通過家庭、教育、宗教、社會輿論等意識形態來展開，但這些工作至今仍然薄弱之至。回首魏晉間書法家有一個很明顯的跡象，就是家族式文化的調控。綿延而下，代代相傳。晉時的王、謝、郗、庾、衛諸家族書法的興盛，和親緣血緣承傳密不可分。如王氏家族，延續三百餘年。一方面是家法的承傳，保持家族藝術的特色，另一方面是影響社會上其他的家族，推波助瀾共策前進。而如今，家族中的藝術氛圍淡薄了，父業子不繼，詩禮不傳，家族文化成了昨日黃花。再說社會輿論，落實到書法藝術的鼓舞引導上就更薄弱了，往後文化心理上的差異和隔閡增大，輿論又無力或跟不上，甚至會使人產生心理上對書法藝術形式的對抗，完全對它失去興緻。任何社會調控都有局限性，有所倚重也就有所忽視，這一點我們的先人已經看得甚為清楚了。他們運用其他的方式來自救、來自我提升。那就是在長期的修持踐履中陶冶性靈變化氣質，使個體的自我逐漸走出平庸進人高雅。這樣，自省反思就非常重要，尤其書法藝術的創作是純粹私人化的，是最貼近個人的心靈的。如果缺乏自我的更深、更新的體驗或者沒有真切的體驗，那麼克服自身的缺陷，升華自己的生存境界也就無從談起。中國的書法家會在今後的發展中．繼續從事個體的發展，而越來越不習慣集體化的活動。那麼，止觀雙修、心齋坐忘等個體的修鍊手段，都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對於未來的書法藝術及書法家的發展，未必能憑臆測來估量。我們能說的就是當書法追求仍然需要以古典法帖為範本、仍然需要對古典精華汲取時，方向是不會有大的變化的。但是，人們對於心靈需求要有更高的標準，對低俗、平庸化、機械複製、商業化、消解人文精神的種種行為都在抵禦之列，對進人新世紀的書法家而言，無疑是一種責任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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