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須謹慎！愛喝酒的室友會顯著拉低你的學業成績

思維漏洞常使我們做出的推測有失偏頗，這也是導致抉擇失誤的根源。科學和哲學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地思考自己的行為和這個世界，從而改變我們解決問題的方式。可惜的是，這其中的許多思維方式並不為人所知，浪費了它們的功效。

在《邏輯思維：擁有智慧思考的工具》這本書中，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貝特向我們清晰展現了這些思維工具的全貌，引導我們如何用科學和統計的原則拆解日常問題。這是一部充滿啟發性和實踐價值的指南，會幫助我們在專業、商業和個人決策當中精確判斷，獲得先機。

尼斯貝特是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成員，曾獲得美國心理學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他的著作《思維版圖》和《認知升級》曾獲多項大獎，並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

經授權，第一財經節選本書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

我們的思維過程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

關注情境。這會讓你更準確地辨識影響你自己和他人行為的情境性因素。具體而言,關注情境會幫助你識別出有效的社會影響力。如果你能看到社會影響力因素對他人的作用,那麼，你也會受到它們的影響。

情境性因素通常會比它們看上去更深刻地影響你和他人的行為,而個性因素通常比它們看上去的影響力要小。不要以為, 通過某個人在一個或兩個情境中的行為就能夠預測其未來的行為。也不要認為,一個人所擁有的個性、信仰或偏好導致了他的行為。

分道揚鑣的人生路

在兒子15歲時,有一天,我碰巧從辦公室的窗口看到他和另一個男孩步行穿過停車場。他們倆當時正抽著煙,而這是我妻子和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他不可能這麼做。當天晚上,我對我的兒子說:「今天,我看到你抽煙了,感到很失望。」「是的,我抽煙了,」他挑釁式地回答我,「但這並不是因為同輩壓力。」

而實際上,正是因為同輩壓力。無論如何,他抽煙,正是因為他的同伴中有很多人都抽煙。我們總是因為別人做一些事情而去效仿。他人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並且常常或直接或笑而不語地鼓勵我們模仿他們。他們的成功超乎我們的想像。

社會影響力或許是社會心理學所有領域中被研究最多的課題。然而,我們仍然時常忽視社會影響力,不論是我們在觀察他人行為的時候,還是我們試圖向他人解釋自身行為原因的時候。

最早有記錄的社會心理學實驗是由諾曼·特里普利特在1898年進行的。他發現一個自行車手在和他人競速的時候會比獨自計時訓練時獲得更多快感。這個現象在之後的一系列實驗中也得到了驗證。人們不僅會在和他人競爭的時候表現得更有活力,甚至在只是有旁觀者的時候都會更有動力。社會促進效應(social facilitation effect)的影響力也存在於狗、負鼠、犰狳、青蛙和魚類的身上。

(你可能會好奇蟑螂身上是否也存在這種效應。是的,存在!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扎榮茨打開燈,讓蟑螂畏光逃跑。一隻蟑螂會在有另一隻蟑螂緊跟著它的時候跑得更快。蟑螂甚至會在旁邊僅僅有其他蟑螂看著的時候就跑得更快,更何況是當旁觀的蟑螂在搭建起來的看台上時。)

我們需要謹慎選擇自己要交往的人,因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會受他們影響。這對於年輕人而言尤甚:你越年輕,受到同伴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便越大。對於一位家長而言,他最重要和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確保自己孩子的同伴會對自家孩子有好的影響。

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和丹·萊維調查了一些大一隨機分配室友的學生們的平均績點。研究者調查了所有學生在高中時期對酒的消費情況。結果發現,那些高中時的室友有持續飲酒歷史的學生的績點要比高中室友滴酒不沾的學生的績點低0.25。兩者的績點可能分別是B+和a–,或是C+和B–。如果這個學生本身在中學時就是飲酒者,那麼他的績點會比那種自己不飲酒但室友在高中飲酒的學生低整整1。這個差距意味著一個人可以上一所很好的醫學院,而另一個人根本進不了醫學院。(我在這裡有意使用了「他」,因為對於一個女學生,是否有一個飲酒的室友對其並無影響。)

不過,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一個對室友不怎麼懷疑的學生不大會把室友飲酒看作自己糟糕的學術成績的主要原因。確實,研究者自己也無法確切地知道室友的行為為何如此重要,因為也許室友飲酒只是一種自然的消遣方式而已。當然,如果你喝酒時間越長,學習的時間就越短,你在學習時的效率也越低。

順便提一句,你也可以簡單地告訴學生們飲酒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們的學業,而期望喝酒的大學生人數在減少。但這可能並不能打消學生們要與自己的同伴打成一片的想法。

社會影響力無處不在

社會心理學家喬治·吉奧索和理查德·萊克曼做出一項有關社會影響力的開創性研究,他們之前也不曾預料到這項研究會帶來令人欣喜的發現。他們詢問了一群白人高中生對於大量社會議題的觀點,包括一個當時在這些學生所處的社區中十分突出而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即為促進種族融合而開設的校車接送服務。幾周後,調查者召集了那些學生,讓他們對校車接送服務進行討論。每個小組都有4個人,而小組中總會有3個人的觀點相似——他們都對此表示支持,或者都反對。每個組中的第4個人是由調查者有意安排的「搗亂者」,他會準備好一大堆與其他組員相反的觀點去說服他們。討論結束後,實驗對象又填寫了另一份與先前格式不同的問卷,其中有一個問題是詢問他們對於校車問題的看法。

最初反對提供校車服務的學生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看法,轉而支持這項服務。大多數原先支持此計劃的學生則開始反對。研究者要求實驗對象們儘力回想他們對校車計劃的最初的觀點究竟是什麼。但在開始前,研究者提醒學生們他們最初的觀點已經被記錄下來了,然後會藉此檢驗學生們回憶的準確性。結果發現,那些被要求參與討論的學生在回憶自己最初的觀點時有比較高的準確性。但是,在參與小組討論的成員中,那些最初反對校車計劃的參與者在「回想」他們先前的觀點時,認為自己支持這一計劃的程度比他們實際支持的程度要高。而最初支持的參與者在回想自己當初的想法時,得出的基本觀點竟然是,他們反對這一計劃!

除了揭示出社會影響力的巨大作用和我們對其的忽視之外,吉奧索和萊克曼的研究還得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重要觀點,即我們對許多事物(包括對一些極其重要的事物)的態度不是來自某個「思維檔案庫」,而是在遇事時即刻形成的。就像人的觀點會轉向一樣,我們對自己過去想法的印象也常常是「編造」出來的。2007年,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會給任何一個共和黨的候選人投票,而不會投票給當時人氣頗高卻沒經過什麼歷練的奧巴馬。2008年,當他狂熱地要給奧巴馬投票之前,我向他提起了那件往事,他十分生氣,還認為那一定是我捏造的故事。我自己也常常會被別人提醒,現在我強烈支持的某種觀點和我過去的想法是矛盾的。每到這種時候,我總是覺得真難想像這個曾經表達過那種觀點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評估行為動因時的「行動者-觀察者」差異

幾年前,和我共事的一名研究生告訴我一件關於他自己的事,讓我驚詫不已。他曾因為謀殺而入獄。他並沒有直接殺人,只是因為他的熟人犯案時他在場,檢方便因此以協同謀殺而起訴了他。

我的這個學生又告訴了我一件關於他的謀殺犯獄友的事,著實令人震驚。殺人者總會把兇案發生歸咎於他們所處的環境。「我讓櫃檯後的那個傢伙把所有的錢都交出來,他卻躲進了櫃檯底下。這樣我就不得不拿刀捅向他。我對此感覺糟透了。」

這一類的歸因背後明顯有為自己辯護的動機。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因此而明白,人們通常會認為他們自己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其所處環境的一種理智的回應——無論這種行為是善行還是可鄙。然而,我們很難認可他人行動中的情境因素的影響,所以我們更有可能在評判他人時犯下基本歸因謬誤——將個人性格因素看作其行為最主要或唯一的動因。

如果你問一個年輕人,為何要與某一個女孩約會,他可能會回答「她是個十分溫暖的人」。如果你問同一個年輕人,他的一個朋友為何要與某一個女孩約會,他則可能回答說「因為他需要一個沒什麼壓力的女朋友」。

當你問一個人,他們的行為,或者他們最好朋友的行為通常是會反映出他們的個性,還是他們的行為主要受環境影響,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朋友的行為在不同場景下有高度的一致性,且一致程度比他們自己要高。

行動者與觀察者對行為歸因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情境對於行動者而言更明顯。我需要知道我所處情境中的重要信息,這樣我才能夠做出恰當的反應(雖然我肯定會有意丟開或忽視一些重要信息)。但是,你並不需要對我所面對的情境給予特別細緻的關注。相反,對你而言,最明顯的是我的行為。因此,你很容易從描述我的行為(好或劣)轉而描述我的個性(善良或殘酷)。你常看不到,或可能會忽略,我所在的情境中的重要因素。無論如何都無法避免你在評價我的行為時將其歸因於我的個性。

《邏輯思維：擁有智慧思考的工具》

[美]理查德·尼斯貝特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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