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時報：人民日報記者患癌後的生死體驗與思考……

一位資深的媒體記者，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伴隨求醫過程中的體驗、觀察，引發了對中國醫療體制的一系列思考。他，就是人民日報社高級編輯凌志軍。

自從發現腫瘤，凌志軍走過了千萬個中國病人走過的歷程，體會到了中國式求醫的特殊艱辛。他說，將這些經歷講出來，是因為「要幫幫這些癌症患者。

他們是屬於大家賽跑中突然摔倒的人，每個人都在往前跑，誰去看他們一眼呢？如果我不是生病，我也會匆匆忙忙往前跑，生怕被潮流落下。但現在，我和他們在一起。」

《生命時報》對凌志軍的專訪，就從這樣一個人，一場病，一次不尋常的體驗和思考開始。

我不喜歡輕率、傲慢和自以為是的醫生

凌志軍在上海剛剛完成了一本新書的寫作，凌志軍昏昏睡去，卻在頭暈目眩中醒來。噁心、頭痛、天旋地轉，讓他這個幾乎從來沒得過病的人感到了問題的嚴重。

回到北京後，一系列檢查告訴他，他患上了腫瘤，腦子裡有，肺里、肝里也有。那好似晴空霹靂的一刻，讓凌志軍感覺到平生第一次離死神那麼近，由此開始了漫漫求醫，也是求生路。

記者：任何人身體里發現了腫瘤，遭受的打擊都是巨大的。在經歷了震驚、絕望和怨天尤人之後，你是從什麼時刻開始審視醫生這個群體的？

凌志軍：發現顱內有佔位病變以後，我們去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掛了一位知名專家的特需號。

耐心等了3個小時，終於在下班前幾分鐘見到了他。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的核磁共振片子上。

我當時強打精神，試圖敘述我突然發作的癥狀，可是他對我的話不感興趣。他的熱情似乎只在向他對面的年輕醫生侃侃而談，對我視而不見。

我發現，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機器，相信那張沒有色彩、溫度和生命的膠片。

當我妻子急切詢問顱內和肺內的佔位是否有聯繫時，這位專家卻帶著嘲弄和不屑反問一句：「你想讓它有聯繫，是嗎？」我沒有想到，他會用這種方式回答一個他也說不清的問題。

那天，我和妻子在忍受了路上顛簸、漫長等待和期待之後，得到的僅僅是一張「專家門診挂號費票據」，以及一篇「演講」、一個「問號」和一個模稜兩可的「待除外」診斷。有了這一番經歷，我才意識到，原來病人的倒霉事還不只是疾病本身。

記者：在看了很多中國醫生的門診之後，你的親屬也向歐洲的專家徵求過意見，中外專家有怎樣的不同？

凌志軍：我妹妹是在國外行醫的糖尿病專家，她拿著我的片子和病例請國外幾位知名的神經外科專家會診，得出了和國內醫生不太一樣的判斷。通過妹妹的描述，我了解到，國外專家很認真地對待影像膠片，反反覆復看了1個小時，同時更認真地對待病人的自覺癥狀；而中國的專家草率地對待膠片，同時更草率地對待病人，一次「特需專家門診」僅用3分鐘就完事了。

我知道，僅憑一兩個醫生，就來抱怨所有中國的醫生，有點以偏概全，但是從我求醫問葯的經歷來說，一個普普通通的病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有類似的遭遇。

記者：你覺得中外醫生對待病人的方式不同，其原因何在？

凌志軍：不單單是醫生，中西方人對待陌生人的態度都不一樣。中國人對熟悉的人、對自己有用的人會很關心，對陌生人比較冷漠。在歐洲，人們更講公德，對陌生人也比較友善。體現在工作中，就是職業素養更高。

記者：一個醫生對待病人的方式，會對病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凌志軍：醫生對於病人的影響力是迅速和壓倒性的，特別是那些擁有專家頭銜、每次收取高額挂號費的醫生。病人本能地想從他們那裡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們的話大多會讓病人感到絕望。在我的經驗里，輕率、傲慢和自以為是，是導致一個成功者犯錯誤最重要的原因。我不會把自己的性命交到這樣的醫生手裡。

記者：你看病時找到了很多相關領域的大牌專家，是不是你的地位和身份讓你能夠擁有這些醫療資源？對於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麼辦？

凌志軍：其實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去挂號、排隊的。我覺得這樣更能鑒別一個醫生的道德水準。

靠熟人關係、權勢名聲或者靠紅包尋找到的醫生，並不一定是值得信賴的。一個真正可以信賴的醫生，不會怠慢一個普通病人，也不會厚待一個有權有勢有名有錢的病人。

就算知道你有些來頭，也不會給你特殊照顧，比如讓你加塞兒，或者在你身上花費更多的時間，而不管別的病人正在門外等待。

記者：後來的事實證明，很多專家，甚至是大牌專家對你的病判斷是錯誤的。你認為是什麼讓這些醫生犯錯？

凌志軍：我這一路走來，遇到的醫學權威不少。當初大多數醫生都認為我顱內的病灶是惡性的，必須手術，結果我執意繼續觀察，不做手術，最後那個病灶自行縮小了，可見不是腫瘤，就算是腫瘤也不必手術。

一開始很多醫生說我肺內的佔位是良性的，可以繼續觀察，但它其實是惡性的，幸虧手術做得及時。世界上任何人都會犯錯，醫生也一樣。

一方面，受制於人性的弱點，醫生有普遍的職業優越感；另一方面，醫患之間供不應求會造成醫生的麻木和厭煩，再加上利益的糾葛，犯錯在所難免。

一個自以為是、不懂裝懂、貶低同行、不尊重病人的醫生，一個對患者病情漠不關心卻關心人家身份地位的醫生，犯錯誤的概率更大。這樣的醫生越是地位高、名氣大，他以往的成就越容易成為他犯錯的原因。

凌志軍的書：重生手記

被「過度治療」的癌症

胸部手術後3天，凌志軍經歷了最難熬的一段時光。劇烈的疼痛加上艱難的呼吸，還有高燒不退，讓他每天大部分時間昏昏沉沉。然而在身體慢慢痊癒的過程中，他發現了自身力量的偉大，並開始反思醫療體制中，尤其是腫瘤領域裡的「過度治療」問題。

記者：網上有人稱，癌症患者在某些醫生眼裡就像「唐僧肉」。從你的求醫經歷看，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凌志軍：我剛發病不久就有人告訴我，死於癌症的人，1/3是嚇死的，1/3是治死的，只有1/3是病死的。那1/3治死的人里，我個人認為，大部分是「過度治療」導致的。

100年來，人類用於癌症研究和治療的花費增加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癒率幾乎沒有提高。

我們在治療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更多得益於檢查手段的進步，從而使越來愈多早期發現成為可能。我想，那些最新最先進的治療手段和藥物所產生的療效，幾乎被它們給病人帶來的摧殘抵消掉了。

在一些病人延長了存活期的同時，另一些病人也因為「過度治療」更快更痛苦地死去。

生命時報：大部分患者對醫學並不太了解，他們該怎麼區分合理治療和過度治療呢？

凌志軍：這個確實很難。同一種治療手段，用在這個人身上恰到好處，用到那個人身上就可能是過度治療。即使一個醫術精湛、絕無私心雜念的醫生，也難以處處周全。

堅守一個信念也許有用，那就是「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抵禦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們自己的身體，而不是什麼神奇的藥物。

作為病人，你需要和醫生討論你的治療。不能盲目地全盤接受，也不能盲目地全盤拒絕。我建議患者，你不僅要傾聽醫生的話，也要傾聽自己的身體在說什麼。同時，如果一個醫生拐彎抹角地詢問你的收入和職業，那麼他多半具有過度治療和「看人下菜碟」的傾向。

死亡是上帝給予人類的最後一個禮物

患病之前，凌志軍是個「工作狂」，一天工作12個小時。患病之後，特別是曾經離死神那麼近，又有了絕處逢生的經歷，他終於有機會看看身邊的風景。離家3里地，有一座柳陰環抱的公園，平時他總是匆匆從圍牆外走過，得病後無意中走進去，才發現那是個多麼美的地方。

生命時報：你現在怎麼安排每天的生活？如果不得病，你估計現在的生活會是什麼樣？

凌志軍：現在我每天7點起床，吃早飯，上半個小時的網；然後出去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接下來吃午飯。飯後睡午覺，3點起，喝茶1個小時。再出去散步。晚飯後看一會兒電視，就睡覺了。

如果沒有患病，現在我肯定還在拚命工作，每天12個小時，一周7天，沒有節假日。寫最後一本書的過程中，我已經感覺極度疲勞，但一直硬撐著，總以為睡一覺就能好。

結果寫完書，當天晚上就不行了。病最重的時候，看著院子里頂風冒雨的保安、清潔工，我想要是有機會從頭來一次，讓我從保安、清潔工干起也行。可惜這是不可能的。

生命時報：突然得知自己的生命也許沒有多少時間，死亡隨時可能來臨，那時候你怎麼想？

凌志軍：至今我還記得，當醫生宣布在我的顱腦、肺葉和肝臟上都發現惡性腫瘤的時候，我第一次明白了，什麼叫「絕望」。

整個人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想讓內心靜下來，卻偏偏無法集中注意力。回到家裡，有一陣開始怨天尤人：為什麼是我呢？我上輩子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為什麼沒有好好養護身體？之後心態慢慢平復下來，我發現預知死期將至的一個好處是，終於可以靜下心來回望自己走過的生命旅程，內心有一種很深的感恩之念。

感謝上天給了我那麼多快樂，同時想像他給予每個人的是公平的：你擁有的權勢越多，擁有的真誠就越少；擁有的錢越多，擁有的情就越少；擁有的名聲越大，隱私就越少；你周圍簇擁的諂媚者越多，擁有的朋友就越少。

我的幸運是，我有個和美的家庭，這輩子做自己喜歡的事，還有那麼多志同道合、情真意篤的朋友。

生命時報：病危時，你曾寫下過「最想做的10件事」，如今做到了幾件？

凌志軍：全部都做到了！最後一件是「重返滑雪場」。從一個被宣布只能活「3個月」的絕症病人，到今天被醫生告知「你已經不再是病人」了，5年來從這個噩夢中走出來，靠的是慢慢領悟。

別人勸很難，例如「你要堅強」、「某某得癌都好了」，說這些話都沒用。我的家人從沒說這些，他們給我的幫助就是努力搜集信息、認真分析判斷，這樣一來我自然也就冷靜下來了。

我知道複發和轉移的危險還沒有徹底消除，然而，我再也不會談癌色變。對於死亡，我也不再恐懼。死神是天堂里的最後一位天使，是上帝給予人類的最後一個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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