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圖）海獸葡萄紋銅鏡

海獸葡萄鏡則主要流行於唐高宗至武周時期，鏡背由隔欄分為內外兩區，以纏枝葡萄為底紋，內區多飾狻猊（即獅子），外區多配置禽鳥、蜂蝶等，紋飾繁縟富麗、活潑奔放。

安徽省太湖縣博物館藏 海獸葡萄紋銅鏡

從存世數量看海獸葡萄鏡，據統計，出土自紀年墓葬的數量占唐鏡出土總量的10%左右；從紋飾布局看，紋飾層次分明地從鏡心密布至鏡緣，具有布局繁密、刻畫精細的特點；從鑄造工藝看，為銅質精良的高錫青銅、高浮雕銅鏡的代表作，被後世大量仿製。海獸葡萄鏡高浮雕的表現形式使得紋飾高低錯落，極具立體感，瑞獸和禽鳥等姿態各異，造型華麗飽滿，生動寫實，顯示了極高的工藝水平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海獸葡萄鏡盛行於武則天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時期，她所建立的王朝存在時間都不長，只有16年，最終她以非戰爭的手段，以異姓奪權者的身份獲得了江山。因此，武則天急於證明自己所建立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將她的統治時期粉飾為太平盛世的迫切需要。

（網圖）海獸葡萄紋銅鏡

武則天需要為她所發起的奪權鬥爭尋求一種全新的理論支持，以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並藉以立威於天下。武則天面對的不僅是正當盛世的強大的李唐王朝，還有根深蒂固的「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禮法。

武則天作為女性，又非李姓，決定了她只能利用儒、道兩教之外的力量達成其權利慾望，她自幼即在母親楊氏的影響下篤信佛教，而曾經出家為尼的經歷更是加深了她與佛教的淵源，於是宣揚眾生平等的佛教成為她謀取天下的政治工具。

海獸葡萄鏡就是在武則天利用佛教與李唐王朝進行政治博弈的背景下誕生的。

安慶市博物館藏 海獸葡萄紋銅

根據考古資料，目前出土海獸葡萄鏡的最早紀年墓葬是麟德元年（664年）十月下葬的鄭仁泰墓，而這一年正是武則天與以唐高宗為代表的李唐王室明爭暗鬥的關鍵性一年。

在太宗和高宗兩朝具有極高聲望的佛學大師玄奘圓寂，高宗雖然下令厚葬，但「沒有官員參加葬禮，沒有追謚，也沒有塔銘」。高宗拒絕了玄奘臨死前關於佛道二教地位平等的請求，一個月後，下令停止翻譯佛經，兩年以後的乾封元年（666年），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進一步鞏固了道教的國教地位。

（網圖）海獸葡萄紋銅鏡

武則天被立為皇后以後，與玄奘法師有過密切的來往，顯慶元年（656年），武則天「難月」（即分娩月）期間，曾請玄奘來宮中祈福，玄奘為其誦念經文，並承報「赤雀」祥瑞。李顯（即後來的唐中宗）滿月時，玄奘又來宮中為李顯舉行了出家禮，並賜法號「佛光王」。

種種跡象表明，武則天與高宗之間的政治博弈，背後隱藏著佛道兩教之爭。而玄奘所弘揚的彌勒凈土信仰，以及度李顯出家、呈報「赤雀」祥瑞等行為，「給予了武后來自中西兩方面信仰（或符讖）的提示與準備」。

安慶市博物館藏 方形海獸葡萄鏡

海獸葡萄鏡中的獅子和葡萄紋最初都隨佛教一起由西域傳入中國，獅子是佛教中著名的護法神獸，象徵佛法的威力無窮。唐初，隨著對西域的征伐和往來的頻繁，人們對獅子的形象有了更清晰的認識，《舊唐書》中就有很多關於西域各國向唐王朝貢獻獅子，以及派大德僧來朝貢的記載。而伴隨著佛教的東傳，葡萄紋也作為佛教文化藝術中的常見紋飾大量出現於唐初的佛教造像和壁畫中。

（網圖）海獸葡萄紋銅鏡

奢華而極具創造性的製作工藝表明，海獸葡萄鏡最初並不是作為普通市場品種出現的，而是專供皇室貴族使用的貢鏡。唐高宗雖然表面上對玄奘法師多有禮遇，但為了遏制武則天的勢力，不可能於彼時精心鑄造海獸葡萄鏡這樣具有濃厚佛教文化氣息，並且在銅鏡工藝史上具有劃時代革新意義的銅鏡，因此，海獸葡萄鏡的鑄造必然只可能為武則天一手策劃。

安徽省望江縣博物館藏 海獸葡萄紋銅鏡

海獸葡萄鏡中獅子和葡萄的紋飾組合，展現了力量與柔美的完美融合，也不免讓人聯想到武則天集決斷與柔媚於一身的個性特徵。武則天稱帝後改名「武曌」，她自造的「曌」字隱含的日月當空、陰陽一體的寓意，似乎也與銅鏡中至剛與至柔兼具的氣息一脈相承。

武則天稱帝後，更是改變了唐初以來以道教為本的政策，廢除了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稱號，並頒布一道名為《釋教在道法上制》的詔書，轉而把佛教推上了國教的地位。

海獸葡萄鏡的盛行期由此與武則天掌權時期相始終，成為佛教在唐代鼎盛時期的物證。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海獸葡萄鏡是武則天為發起的奪權鬥爭尋找合法性理由，證明其政權正統性的宣傳工具，這兩種銅鏡成為唐代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響力的鏡種，客觀上促進了中國銅鏡鑄造工藝的發展。

有註明博物館藏的，都開門。網圖讀者自評之，不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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