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馬遷筆下的劉邦與項羽

太史公筆下劉項的心思和表情

作者：王子今

文匯報

正如錢鍾書所說，《高祖本紀》「並言其心性」，《項羽本紀》也涉及其「性情氣質」。我們比較劉項的「泣數行下」，也許應當注意太史公分析「性情氣質」、「心學性理」的功夫。

正如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所言，《史記》作為史學的經典，也是文學名著。而其中蘊涵的文化識見，也多有高明深刻之處，可以給讀者啟迪。

讀《史記·項羽本紀》，都會注意到對垓下決戰的精彩寫述。楚霸王英雄生涯最後一幕的重要情節，使人印象至深。發現面臨四面楚歌境地，項王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遂夜起，飲帳中。身邊有「常幸從」的「美人名虞」者。「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這是我們熟悉的故事，這是我們熟悉的歌詩。對於「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氣」，宋代理學家談「浩然之氣」時以此為例：「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這是朱熹老夫子引程子的話，見《朱子語類》卷五二。

鴻溝是劉邦、項羽兩軍分界。唐人張碧《鴻溝》詩寫了自稱「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項羽敗死之後劉邦得意登基的歷史轉變：「吳娃捧酒橫秋波，霜天月照空城壘。力拔山兮忽到此，騅嘶懶渡烏江水。新豐瑞色生樓台，西楚寒蒿哭愁鬼。三尺霜鳴金匣里，神光一掉八千里。漢皇驟馬意氣生，西南掃地迎天子。」（《全唐詩》卷四六九）所謂「三尺霜鳴」，是指劉邦建國大業起始時斬白蛇神話中的那柄「三尺劍」。據《全唐詩》，「神光一掉八千里」一作「神光一透八千里」。而《御定全唐詩錄》卷五七作「神光一照八千里」，《唐詩紀事》卷四五作「神光一萬八千里」。詩句中成敗盛衰比照鮮明，與「西楚寒蒿哭愁鬼」對應的是「新豐瑞色」、「漢皇」「意氣」。在太史公筆下，和項羽「力拔山兮」悲歌知名度大致相當的，還有劉邦的《大風歌》。《史記·高祖本紀》有關於「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宮」的記述：「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項羽歌「力拔山兮」事在《史記》卷七，劉邦歌「大風起兮」事在《史記》卷八。據篇次相鄰的文字記錄，雖一勝一負，一敗一成，一枯一榮，兩位各自均「氣大敢做」的英雄，在彼此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卻有相近的表現。項羽「自為詩曰」，劉邦「自為歌詩曰」。項羽「悲歌忼慨」，劉邦「慷慨傷懷」。項羽「飲帳中」，劉邦「置酒沛宮」，「縱酒」，「酒酣」。項羽「歌數闋，美人和之」，似乎是男女聲共同的表演；而劉邦先則「擊築」，後「乃起舞」，也參與了集體狂歡。

歌「大風」之後，太史公又記載，劉邦對「沛父兄」說：「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這裡說了一個「悲」字，一個「樂」字。他又宣布給予沛地居民「復」即世代免除賦稅負擔的優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這段記述三次出現「樂」字，「樂」，「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然而劉邦自己的表現，在「樂」的另一面，又似乎流露出深心的悲愴。據太史公的具體記載，「慷慨傷懷」之後，即「泣數行下」。

此高祖「泣數行下」與「項王泣數行下」的表情記錄，竟然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一個失敗的英雄，面對悲劇結局，自為壯歌，「泣數行下」。一個成功的英雄，面對「神光一萬八千里」，「西南掃地迎天子」的勝利慶典，同樣在「自為歌詩」，「令兒皆和習之」之後，「泣數行下」。

在劉項故事兩處各見「泣數行下」四字的背後，太史公有什麼深意嗎？

對於項羽與劉邦之歌哭，太史公筆法近似的描寫，是否意味著有意在二者之間的情感天平上維持了一種特殊的等衡，也就是說，以此提升項羽的歷史地位和文化感召力呢？有關項羽言行的記述，長期被史學史研究者看作太史公歷史著述的亮點。或由此肯定項羽「尤一時之雄也」（郝敬：《史漢愚按》卷二），或說《項羽本紀》乃太史公「嗟惜之辭」（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一九）。吳見思說：「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精神筆力，力透紙背」（《史記論文·項羽本紀》）。李晚芳寫道：「羽之神勇，千古無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筆，寫神勇之人，亦千古無二。」「後之作史者，誰有此筆力？」（《讀史管見》卷一）徐與喬也說，太史公對項羽的描寫，「如繪神筆也。」（《經史辨體·史部·項羽本紀》）而郭嵩燾特別指出，「垓下」史事的記述，「自是史公《項羽紀》中聚精會神極得意文字。」（《史記札記》卷一）太史公對項羽事迹的回顧，固然傾注了自己深切的同情，然而基本史實的記錄，應當堅持了嚴肅史家的清醒。

就劉邦「酒酣」唱「大風」故事的描寫，劉辰翁說：「古今文字，淋漓盡興，言笑有情，少可及此。」（《班馬異同》卷二）吳見思說，「沛中留飲處」，「寫其豁達本色，語語入神。」（《史記論文·高祖本紀》）李晚芳也有近似的評價：「沛中留飲，處處畫出豁達大度」，「語語入神」。（《讀史管見》卷一）「泣數行下」是否可以理解為「豁達」的表現，還可以細心體味。而有的學者對劉邦這樣的分析或許與太史公的意思有所接近：功成業就後生髮的空虛失落使他處於深層的精神痛苦中（趙明正《生命的悲劇形象展示——〈史記·高祖本紀〉新解讀》，《山西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4期）。寂寞與孤獨，說不定也是讓帝王垂淚的因由。

太史公確實認真進行了對歷史人物心態考察與寫摹的探索。正如錢鍾書所說，《高祖本紀》「並言其心性」，《項羽本紀》也涉及其「性情氣質」。對項羽「科以心學性理，犁然有當」，「談士每以『虞兮』之歌，謂羽風雲之氣而兼兒女之情，尚粗淺乎言之也。」（《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冊第275頁）我們比較劉項的「泣數行下」，也許應當注意太史公分析「性情氣質」、「心學性理」的功夫。

顧頡剛《司馬談作史》寫道：「《史記》一書，其最精彩及價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為楚、漢之際，一為武帝之世。……若楚、漢之際，當為談所集材。談生文帝初葉，其時戰國遺黎、漢初宿將猶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為多方面之記述。此一時期史事之保存，惟談為當首功。其筆力之健，亦復震撼一世，叱吒千古。」除了「生龍活虎，繪聲繪色」，表現出「文學造詣之高」而外，「其史學見解之深辟又可知」。

看來，要追求「筆力之健」，至於「震撼一世，叱吒千古」的境界，似乎應當首先以「史學見解之深辟」為前提。而從劉項自為歌詩又「泣數行下」的記述形式中，或許可以體會太史公「史學見解之深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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