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人格的文化屬性

諸葛亮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導，這是古今學人的基本共識。洪邁《容齋隨筆》就曾言道：「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清乾隆在《日知薈說》中亦指出：「諸葛孔明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約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這種對諸葛亮的評價代表了中國傳統的主流觀點。本文所要強調的是，除了仁義禮智信等一般的儒家人格特性外，諸葛亮人格中具有鮮明的儒家大一統的文化稟賦。

三國時代是一個政權分裂的時代，亦可以看作是各個文化集團都在進行著的國家統一事業的時代。以此視角觀之，諸葛亮的南征與北伐則格外引人注目。

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既表現對於君王的忠誠，更表達對於江山一統的渴望。前《出師表》強調：「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統一意志堅決。後《出師表》一開篇就說：「王業不偏安！」並表達為了一統天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

在全國各地的武侯祠里，大多將傳為岳飛所書的《出師表》作為標準配置置於其中：岳飛是追求天下一統的英雄，《出師表》輔以岳飛書法成為絕配。由此看，歷史已賦予諸葛亮以國家統一的符號意義。在他的身上，具有厚重的民族與國家認同元素。

儒家大一統的社會理想，一是理論觀念的表達，一是實踐行為的表現。而打通儒家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的重要環節，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典籍《禮記·王制》既記述了天子諸侯及其公侯伯子男的縱向的結構體系，也描述了東西南北中的空間格局，這是據於天下太平語境的規定。諸葛亮處在一個亂世，天下並未一統。諸葛亮的治國平天下，就是實現國家的統一。其於亂世的治國平天下之策，就是天下一統之策。

大一統之於諸葛亮，是長時段歷史的積澱與文化的塑造。無論是作為意識、觀念，抑或傳統，甚至是一種基因，都是被歷史一再肯定的結果。

這種文化基因，在前軸心時代即形成坯胎。黃帝行德政，諸侯皆歸之，「撫萬民，度四方」，「監於萬國，萬國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和諧局面的形成，這種一統是制度上的統一，黃帝也因此被尊奉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夏商周文化，如孔子所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這種大一統的文化一脈相承，為中華文化大一統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軸心時代，諸子百家競相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張，以應對周代國家體制危機。無論是儒家的一統於道德仁義，法家的一統於帝王專制，還是道家一統於自然尊奉，他們對於天下「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的主張卻是整體認同的。大一統是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和歷史主題。

漢武帝通過對匈奴的戰爭，穩定了大漢江山；另一方面則通過一系列策略，解決了封國問題。正是在這樣的統一局面下，董仲舒等人以《春秋》公羊學為基礎的大一統思想出籠了。董仲舒把處理蠻夷事務與抑制權臣侯國看作是實現天下一統的基本手段。他強調作為帝王統治者，向外施恩，就是仁；作為遠方的族群，向中央的職貢就是義。國家這樣的施恩越多，其領屬的天地就越寬廣遼遠，而遠方的職貢也就越多，與大一統國家的關係就越近。這時，族群關係被納入了大一統的國家意識。

進入東漢時代，按照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的解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經歷了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演進階段，天下問題基本上是諸夏與夷狄關係的問題。至此，漢代儒家代表人物對於社會歷史從分裂走向一統的歷史的表述，是把國家的族群關係狀態視為大一統的核心問題。這種歷史觀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在儒學中的最為經典的表述。可以說，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兼采各派學說的大一統文化最終在漢代鑄成。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群豪並起。」威脅一統的因素再次明顯地凸顯出來。過去的史學家往往關注的是魏、蜀誰為正統問題。假如我們放棄正統說，而改為大一統說，則曹魏和蜀漢都是天下統一的追求者，同樣都是大一統的天下觀的實踐者。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對於烏桓和匈奴，採用了武力征服與和親的雙重形式，維護了晚期東漢王朝的基本穩定。可以說，這是據亂世、求一統之曹操的方式。而諸葛亮主導下的蜀漢，強調「王業不偏安」，則具有更強的統一慾望。

早在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就提出了這樣的主張：「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這是蜀漢的基本立國策略：利用帝室的皇家資本，採用德治方針，堅持以和平為宗旨的民族政策，聯吳北伐統一。終諸葛亮輔佐蜀漢一生，都是按照這個最初的方針執行的。其中，皇室資本是天下所望，即便是昏弱如後主，甚至劉備臨終託付，囑咐諸葛亮對於劉禪，可輔則輔，「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但諸葛亮一直都是勤謹的輔佐者，不會因為個人的野心而耽誤一統天下的大業，採用和曹操一樣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策。對於民族關係，諸葛亮始終採取的是「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和平策略，主要不是武力的征服，這與曹操以征伐為主的策略大為不同。

諸葛亮南征與西南地域空間的開拓，在歷史上有一個逐漸發現和重新認識的過程。

最初，陳壽撰寫《三國志》的時候，對於諸葛亮南征故事，只以「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十一個字，一帶而過。後來諸葛亮在《出師表》里自述，也只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數語。對於這樣一個重大事件，當時留下的資料實在是太少了。

到了東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里，南征具體化為「七擒孟獲」故事，有了二百字的篇幅，具備這個後代七擒孟獲故事的核心要素。同時，在東晉的地方史書《華陽國志》中進一步記載了諸葛亮與孟獲的故事，諸葛亮管理西南民族的傑出智慧開始得到傳揚。這些故事，印證了諸葛亮在《草廬對》中提出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國策的歷史實踐。

諸葛亮在尊重地方文化的基礎上，強化了西南區域的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諸葛亮在南中，「即其渠帥而用之」，用當地的領袖治理，南征後不留兵，保留其自治權，體現出對於南中各族的信任。同時，這種地域化尊重不能排除對於共同文化的尊崇。

據《華陽國志》載：諸葛亮「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這是一種以圖像文獻對於民眾進行國家與地域關係的教育行為，即地方文化隸屬於主流文化的教育，這在任何時代都是十分必要的。諸葛亮南征及其對西南邊地的治理，與北伐一樣，可以說是對大一統天下的儒家理念的踐行。

在當年諸葛亮南征的故事發生地，各民族人民至今還在傳頌著諸葛亮的故事。雲南的很多山水，都是因為諸葛亮的關係而得名，據傳雲南的茶因孔明而發明出來，雲南傣族的房屋造型按照孔明的帽子的模型而造，雲南姑娘的裙子因為孔明的扇子造型而有今天的款式，傈僳族的火把節，傣族的潑水節，都被說成因諸葛亮而發生，雲南各族的許多風俗與諸葛亮相關。

這些故事，不勝枚舉，諸葛亮的事迹成為了地方傳說，也因此成為地方認同和地方社會建構的文化資源。這時，我們就會發現，諸葛亮作為一個族群和諧生活的建構者，逐漸變成了一個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化身。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觀點，在諸葛亮的文化人格上得到深刻的體現。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作者蔣連華，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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