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中國文化史跡：大清帝國的潰敗，西方人的長驅直入，對東方文物的覬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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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源遠流長。

就文化的載體文字而言，漢字的誕生時間尚難以考證，相傳伏羲作八卦，倉頡造字。19世紀末發現了三千多年前的漢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發現的報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郵陶文等。中國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傳統，注重人倫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時代，帝王與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進入春秋戰國，產生了諸子百家，漢以後成為儒家社會，東漢前後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都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

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日益潰敗的大清帝國，國門不得不洞開，任憑各式西洋人和東洋人長驅直入。對中國好奇的東洋、西洋學者就像水銀瀉地一樣，陸續滲透到中國各地，對各種文物古迹遺存進行了相當深入的考察。也許，這些考察確實混雜著多種動機，諸如對東方文化的興趣、對東方文物的覬覦和向東方殖民的政治意圖。

龍岩寺千佛殿石柱

雁門關

石壁山玄中寺

不過，這也促使著原來「自在」的中國古迹，開始成為「自覺」的藝術、歷史與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穫，提醒了國人對敦煌的興趣一樣，西洋、東洋學者對中國土地上這些遺存的調查，當然也包括掠奪，也終於觸動了大清帝國對自家寶藏的重視。

龍門西山中央大佛附近遠景

石塔寺磚塔

華嚴寺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碑拓本

但是很遺憾，當時中國正處在「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外有強敵環伺，內則政局動蕩，上上下下自顧不暇。就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時間裡，西洋人和東洋人依然在中國做著他們想做的事情。為了證明「究竟誰更了解亞洲」，也為了「重新繪製東亞版圖」，日本學者開始用「腳」加上「眼」來重新打量似曾相識的中國。

重陽亭造像天部像

峨眉山金頂

而這些考察工作的珍貴史料照片，就收錄在了一套極其重要的著作當中——《中國文化史跡》（初名《支那文化史跡》）。該書的兩位編者都是當時日本最重要的學者。先說關野貞。作為建築史專家，關野貞來中國較早， 1906年他考察陝西漢唐陵墓，對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詳細調查，並且繪製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圖》，這也許是最早的昭陵圖。此後，他有關考古、建築、藝術的論著，也曾不斷被翻譯。而他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便是天龍山石窟。

天台山遠景

天台山國清寺大磚塔及七佛塔

光孝寺大雄殿

在關野貞的視野中，中國古建築是與日本對比的絕佳資料。當然，他也很不客氣地指出，中國古建築的保護相當不理想，「日本現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築尚有三四十棟，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棟，但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我的調查範圍內，千年以上的建築一無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見」。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初祖庵傳說很早，但實際上只是宋代宣和年間（1125）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樓，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天寧寺八角十三層磚塔局部

妙應寺白塔

天寧寺梵鍾

和關野貞不同，常盤大定則是佛教史專家，因此對中國的宗教遺迹格外關注。據《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的記載，他的五次中國考察，在五次中國之行中，常盤大定主要是考察遍及中國南北十幾個省市的佛教遺迹。無論是建築、雕塑，還是碑誌等等，他都一一尋訪、攝影，並廣泛參考文獻 。

大正覺寺（五塔寺）大正覺塔

飛來峰射旭洞入口上部佛龕

飛來峰文殊

飛來峰彌勒

今天來看，關野貞和常盤大定的考察，雖然不一定是西洋、東洋學者中最早的，但相當多的遺迹之發現和攝影，顯然是具有開創性的。在當時中國官方尚無力量進行大規模的文物普查，中國學者還很少深入文化遺迹考察的時代，他們的這些照片拍攝和調查記錄，很多是「第一次」 。這也刺激了中國學者，促使他們開始了自覺的藝術、建築、陵墓、寺觀的田野考察。其中就包括中國營造學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劉敦禎等人。

白馬寺彌勒石像（今藏波士頓美術館）

東白馬寺十三層磚塔

五台山大佛光寺全景

五台山大佛光寺三尊

現在回頭來討論常盤大定、關野貞的《中國文化史跡》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首先，此書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遺迹的「定格」，它為我們提供了中國古建築、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與初步研究。其次，我們也可以從這些早年照片中，看到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背景。我曾經感慨，一些古代文物，離開了它原本所在的環境，被抽離了放置在博物館中，可能我們就無法理解和感受它當年的象徵和意蘊。

孔子廟大成殿前景

孔子廟大成殿前陛

孔子廟大成殿石欄及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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