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學士為何對宦官有所顧慮，乃至客氣

內閣被稱為政本之地，重要性遠超六部衙門，作為輔佐皇帝決策的機構；內閣彌補了明朝廢除宰相的權力空間，內閣大學士也常被人們稱為相，但是內閣的形成卻並不等同於相權的回歸；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的助手，並不能像宰相那樣成為政府首領自主決斷事務，除去內閣大學士本職的官位，大學士的品階並不高；故大部分大學士都是兼任來提高大學士的話語權和威信。所以基本上內閣的成員都是某某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等。

明後期的首輔大學士徐階說：

閣臣之職 止是票擬。

內閣大學士要想行駛某些舉措或者彈劾某位官員並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囑咐六部、都察院或者各省官員，通過奏疏的形式來發起建議，再通過自己的票擬來實現自己的意志。同時內閣經常會發現自己處於艱難的夾縫之中，一方面他們要儘可能地為皇帝分憂，以保證他們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們卻還要面對來自官僚集團的壓力。在皇帝與文官政府就某些問題僵持不下時，內閣大學士在其間的調和人的角色頗為尷尬，而且內閣大學士的權利嚴重束縛於君主的專制權力，總之一切的最終決定權在於皇帝不在內閣。

在內閣權力上升的同時，宦官權力也在增長，內閣獲得票擬權的同時，宦官二十四衙門中最重要的機構——司禮監也獲得了批紅的權力，批紅是指司禮監秉筆太監按內閣票擬的意見經皇帝審批後，用硃筆代皇帝寫出。如此一來，章奏批答多半經由宦官之手，故有：

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

的說法，這裡的寺人就是指的宦官。

為此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就說：內閣非但沒有宰相之名，而且沒有宰相之實，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正統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為掌管司禮監，而成為明朝第一位專權的宦官。

在明朝，隨著太監的權力越來越大，內閣諸臣由於需要頻繁與太監打交道，對於太監也越來越客氣。萬曆初年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權傾朝野，是明朝歷史上最有權力的內閣首輔，但他也必須結交太監，因為如果沒有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等人的支持，張居正無法取得兩宮太后的支持，也就無法坐好內閣首輔的寶座。內閣、司禮監、東廠、錦衣衛諸如此類互相制約的機構在明朝並存，使皇帝對朝政的控制力達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煉丹，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絲毫不影響他們牢牢的把握著最高統治權。

然而，曾幾何時，這種超乎尋常的制度制約使得整個政權的內部缺乏了生機，除了控制還是控制，除了制約還是制約，沒有新鮮的風吹來，朝廷成了一潭死水。自張居正之後，從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萎靡拖沓的作風，大臣們唯皇帝之命是從，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舊，進而貪婪腐敗，越來越保守，顯然這樣的體制出現了巨大的弊端。

紫禁城高高的紅牆，曾如銅牆鐵壁一樣將明朝的中樞密不透風的環衛起來，文淵閣也在其內，由內閣起草的詔旨可以傳送到整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文淵閣已經離不開紫禁城，在高牆環衛中，內閣權力曾經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由於始終籠罩在皇權的陰影之下，內閣沒能展現出新的生機，而是註定要伴隨著腐朽的皇權政治一起消失於落日餘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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