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耀祖因她被蔣介石打入冷宮，也因為她與蔣介石分道揚鑣

1937年春，賀耀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甘肅省主席兼蘭州行轅主任，掌管西北軍政大權。倪斐君攜次子仁體同住蘭州陪伴。「七七事變」爆發後，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由於謝覺哉和賀耀祖是老鄉，都是湖南寧鄉人，二人私交甚好，黨中央派謝覺哉任中共中央駐甘肅代表，負責做賀的思想工作，不久得到賀的支持與合作，由賀耀祖出面同馬步青交涉，釋放了被關押的原紅四方面軍幹部劉瑞龍、魏傳統等多人。後來此事傳到蔣介石那裡，蔣介石深感不快，立刻把他調離甘肅。

謝覺哉

倪斐君在與謝覺哉等人的接觸過程中，思想不斷進步。她積极參加西北的抗日救亡運動，響應何香凝的號召，首先在蘭州成立了「甘肅省抗敵後援會」，擔任主席，創辦了《婦女旬刊》，發動婦女宣傳抗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倪斐君隨賀到達武漢。不久，她又隨賀撤到貴州，由貴州轉到重慶。在賀的支持下，她毅然擔任「重慶難民婦女服務團」團長的領導工作，實現了她為抗日救亡貢獻一份力量的願望。當時，國共雙方的鬥爭十分尖銳，軍統和中統的特務組織不僅龐大而且人員眾多，進步人士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由於她是賀耀祖夫人這一特殊身份，儘管她不避艱辛，大刀闊斧地做了許多具有開創性的工作，打開了工作局面，但特務們始終不敢輕舉妄動。

倪斐君

1938年2月，賀耀祖擔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上將主任兼調查統計局局長。他同情進步青年，曾指示秘書處第三科少將科長黃錫恭營救被關押的進步青年，發給進步人士去延安的護照。

同年12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到達重慶，一時找不到適當住所。身為重慶難民婦女服務團團長的倪斐君得知情況後，立即與曾家岩50號「難民婦女服務團」房主磋商，經房主同意，將該樓一、三層房間騰出，讓給周恩來和鄧大姐居住，「難民婦女服務團」在二樓辦公。這樣，周恩來夫婦與「難民婦女服務團」同住一幢樓內，樓上樓下，經常有機會接觸。不久，倪斐君參加了「中蘇文化協會」，結識了史良、曹孟君等著名民主人士，她的社會活動日趨頻繁，接觸面更加廣泛。她遵循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積極為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奔走呼號。雖然日久被國民黨特務注意，但特務們礙於賀耀祖的關係，不敢輕易觸動她。賀耀祖對此也有所耳聞，多次勸阻她，她不以為然。有時賀大發脾氣，她置之不理。國民黨為了拉攏她，曾通過賀耀祖勸她填寫參加國民黨的申請書，遭到她的拒絕。雖然賀耀祖和倪斐君在思想上、政治立場上有嚴重分歧，但賀並不強求夫人聽從他的主張。這一年，倪斐君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賀耀祖

1940年4月，賀耀祖調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會議及國家總動員會議常委兼秘書長。侍從室是專為蔣介石服務的機要部門，既是蔣介石和下屬之間的「聯絡站」，也是國民黨大政方針的「加工廠」，它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倪斐君以此為保護傘，積極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不久，史良介紹倪斐君與宋慶齡相識，宋對倪斐君十分欣賞器重，讓她協助辦理社會福利救濟事業。

1942年秋，宋慶齡為了援助當時在重慶的一些生活貧困的作家，在七星崗勝利大廈舉辦了一場募捐舞會。倪斐君積极參加籌備並四處奔走推銷入場券，把一張價格最高的榮譽券賣給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舞會舉行當天，宋慶齡、孫科以及一些民主人士都親臨現場，特務們想搗亂也未敢輕舉妄動。

1942年11月，蘇聯飛機由重慶運送藥品去延安，賀未報請蔣介石同意即予以放行，遭到蔣的指責，加上受倪斐君的影響，賀耀祖失寵於蔣介石，由「侍從室一處」主任的重要職位降為重慶市長，此事對賀耀祖不啻是個沉重打擊。倪斐君儘力開導自己的丈夫。通過一段痛苦的思想鬥爭，賀耀祖總算度過了這段煩亂、困惑的時期。他深知蔣介石的為人，因而抱著心安理得、不與人爭的處世態度，在新任命的崗位上照常工作。

蔣介石

1943年6月，倪斐君創辦了重慶產院，干起她的老本行。在此之前數年，經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介紹，她結識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及馮亦代，和馮亦代一道協助陶行知籌備建立起難童學校，擔任重慶國際難童學校校長，推行勞動教育。1945年，倪斐君和鄧穎超、李德全共同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任中國婦女聯誼會黨務理事兼副秘書長。她以發起人的身份積極團結各階層民主婦女，推動抗日救亡，爭取民主運動。此後她擔任重慶中蘇文化協會婦委會委員、兒童世界月刊社社長。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特使赫爾利的陪同下，抵達重慶參加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接見了柳亞子、王崑崙、曹孟君、倪斐君等進步人士，就團結問題交換意見。十多天後，毛澤東在下榻的張治中的「桂園」邀請各婦女團體代表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倪斐君代表「中國婦女聯誼會」出席。鑒於賀耀祖在甘肅期間曾幫助營救一批紅軍將領、還曾給中共提供過給養，為輸送藥品赴延安的蘇聯飛機簽發了放行證，而且夫人不僅是黨員，還為黨做了大量工作。為此，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專門拜訪了賀耀祖，賀耀祖也特設家宴招待了毛澤東一行。賀耀祖夫婦的一系列做法徹底惹怒了蔣介石，蔣介石解除了他重慶市市長職務，將其打入冷宮。

1946年2月，倪斐君全家由重慶遷回上海。她除繼續協助宋慶齡從事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外，又通過各種渠道，團結各階層進步婦女，發展組織，組建「中國婦女聯誼會上海分會」。

宋慶齡

1946年7月，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主人士李公朴、聞一多兩位先生後，在全國各地大肆搜捕、迫害進步人士和學生。倪斐君的活動早被國民黨注意，於是他們一方面公開制止，一方面對賀耀祖施加壓力，要他限制倪斐君的活動。倪斐君不聽賀的勸阻，賀迫於無奈，向倪斐君提出離婚。倪斐君在準備離婚的關鍵時刻，找到正在上海的鄧穎超大姐請教。鄧大姐指出，不僅要爭取賀耀祖，而且還應該照顧好六個兒女的前途。最終，倪斐君經過鄧大姐的耐心勸慰又振作起來，賀耀祖也在眾多近親好友的批評、指責、勸導下有了悔意，一再向倪斐君表示歉意，夫妻倆又重歸於好。這段時期，倪斐君為了緩和家庭矛盾，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曾去上海東南醫學院繼續學習深造。1948年夏學習結束後，又到國民黨第二聯勤總醫院工作。工作半年後，國民黨特務注意上了她，派人到醫院裡調查她經常接觸的人。由於倪斐君群眾關係好，特務抓不到任何把柄，難以對她下手。直到蔣介石下台，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後的一天深夜，特務們以倪斐君系「共黨匪諜」的罪名，到醫院搜捕兩次，適逢倪斐君不在醫院而得以倖免。幾天後特務又去拘捕，事前該院前院長王世誠得知消息後相告，倪斐君立即與馮亦代逃到郊區宋慶齡的一位美國友人家中躲避，故未遭毒手。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衛生部接管了第二聯勤總醫院，倪斐君回到醫院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還邀請她參加了上海市人民代表會議。

1949年3月，何應欽繼孫科之後，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賀耀祖由於與何應欽關係密切，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但這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掛銜職務。賀預見到蔣介石政權的覆滅已成定局，曾勸說湯恩伯步傅作義後塵，走和平起義道路。開始湯恩伯曾表示接受他的勸說，但不久賀再次和湯商談此事時，湯的態度改變。賀惟恐湯密告於蔣介石，於1949年夏即匆匆飛往香港。8月13日，新中國成立前夕，賀耀祖與龍雲、黃紹竑等44人在香港聯名發表反蔣起義通電。蔣介石斥其背叛變節，下令通輯。賀發表《我與蔣介石究竟是誰變節」》文章，予以駁斥。

1949年冬，賀耀組離港赴北京，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從此，夫妻倆留在大陸。

建國後，賀耀祖先後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交通部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等職。倪斐君則任中蘇友好協會上海分會服務部長、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常委兼婦女公債推銷委員會主任委員等。1965年，倪斐君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秘書長。1966年6月，倪率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去非洲訪問。

賀耀祖於1961年7月病逝於北京，享年73歲。倪斐君在「文革』中遭受劫難，於1966年8月被殘酷迫害致死，含冤去世，年僅5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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