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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的概念與邊疆學建構

邊疆學的建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中不僅必須對諸多的事例性問題進行抽象化的提煉,而且還必須形成對邊疆學內部基本概念的清晰界定,進而明確邊疆學的研究範圍、研究路徑與未來發展空間問題。在這當中,作為構成「邊疆學」這一學域研究對象的「邊疆」,對其具體內涵與外延的認知與分析就成為我們更好、更全面地認識和探究邊疆學及其建構、發展問題時無法迴避的問題。

「邊疆」概念的問題並不僅僅指涉邊疆的基本語義問題,而且還涉及到邊疆的意象及其相關的結構性關係問題。具體而言,「邊疆」是什麼?「邊疆」在當代民族國家結構、地緣政治以及具體學術語境中的角色如何?如何對待歷史性的「邊疆」遺產問題?「邊疆」視角與「邊疆治理」解釋範式對於我們認識中國與世界具有怎樣的助益?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邊疆」在一般意義上是指兩個政治實體(如國家)之間分界線周邊的邊緣區域。從歷時性的角度而言,邊疆的內涵可分為三個層次,即傳統的邊疆概念、近代的邊疆概念和當今的邊疆概念。在具體的實務操作層面,邊疆概念主要指涉的是當代,就中國而言,指當今中國國界線內具有一定寬度的環帶狀區域,在特定情況下可以指涉面積更大的地區,如整個海疆區域、新疆、內蒙古等地區;就國外而言,則指該國與中國或其他國家當前國界線內具有一定寬度的環帶狀區域。

在當代的民族國家結構中,邊疆所體現的是一種基於權力配置的中心與邊陲間的結構性關係,在這種結構當中,中心具有支配性地位,邊疆則服從於中心;一旦兩者間的結構性位置發生轉變,邊疆就轉變為中心,中心則退化為邊疆。兩者始終處在一種競爭性的關係當中,並隨著時間的演進對國家本身產生深遠影響。從歷史上看,世界範圍內各國尤其是大國的發展與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中心-邊疆結構性關係的調整與否,如果中心-邊陲結構性關係能夠處在一個兼顧彼此利益的合理位置,那麼,整個國家內部基本結構就能夠保持必要的秩序與效率,從而形成比較穩定的發展態勢,進而實現整個國家有效的內部治理;而如果其中心-邊陲結構性關係過於側重於中心,而忽略了邊疆利益的話,那麼整個國家內部就會形成中心區域與邊疆區域之間的緊張性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將對整個國家的發展形成制約甚至毀滅性影響。在地緣政治層面,由於近現代國際關係的形成,一國尤其是疆域範圍較大的國家在具體的國際關係層面往往會形成一種「內部—邊疆—域外」三重結構,其中,經由本國邊疆形成與周邊鄰國的特殊國際關係,這種特殊國際關係的形成與變遷,又反過來對本國邊疆治理與國內治理問題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可以說,「邊疆」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影響和制約一國對外關係和地緣政治戰略的重要因素。從整個國際地緣層面來說,當代世界格局中的南北發展問題、陸權-海權爭奪問題以及大國內部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等也都鮮明體現著邊疆的結構性位置。

除此之外,在形塑和闡釋一國對內、對外政策以及地緣政治戰略等的相關學術語境中,「邊疆」也已經成為一種不同於「地區」與「民族」的新類型。也就是說,與強調一國之內一般性特徵的「地區」類型與結構不同的是,「邊疆」類型不僅具有「地區」的一般性特徵,而且還具有「地區」類型所不同的或者說欠缺的地緣政治與社會歷史維度,從而在國家治理的層面下形成了與一般的「地區治理」所不同的「邊疆治理」樣態;而與強調一國之內民眾群體歷史、文化、語言特殊性的「民族」類型與結構不同的是,「邊疆」類型往往不以某一特定民眾群體類型為關注點,而是對同時生活著諸多不同民眾群體的邊疆區域進行綜合性的考量與分析,從而形成了與傳統的以民眾群體為關照主體的「民族研究」所不同的兼顧地域與民眾群體的「邊疆研究」。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邊疆」在學術語境中已經形成了其獨特性,因此也就成為一種值得加以特別關注的學術對象,而這也正是我們現在構築邊疆學的重要學術與理論基礎。

「邊疆」都是具有歷史性的。當我們進一步對「邊疆」進行追問時,我們還必然會面對一個如何面對之前的歷史資源與邊疆「遺產」的問題。對此,如果我們細究的話,就可以發現,這種邊疆「遺產」其內部實際上隱含著兩層意義,一是作為制度傳承的邊疆治理遺產,二是作為具體實物的邊疆地域遺產。以中國為例,在具體實踐過程當中,圍繞這兩種邊疆「遺產」,我們會形成不同的分析邏輯,一方面,我們時刻會面對邊疆治理方略的歷史繼承性問題,為此,不僅需要對中國歷史上的歷代中原王朝邊疆治理政策進行細緻的知識梳理與分類(雖然其中有些知識並非是中原王朝的,而恰恰是邊疆部族政權所創造的),進而形成中國邊疆治理方略的整體解釋邏輯,而且還需要在分析的過程中將對邊疆各區域(東北、蒙古、西域、藏地和西南地區)的相關治理政策進行歷時性排列,並在排列過程中盡量對其中的缺失環節加以彌補,以確保邊疆治理政策的連續性,而在另一方面,又要面對與當代中國邊疆地區及清之前的中國歷代王朝邊疆地區的範圍設定與對接問題,而由於中國歷史上的疆域變遷,各邊疆地區的具體範圍存在著難以進行歷史性接續的問題,進而衍生出「東北」、「蒙古」、「西域」、「藏地」與「西南」這些中國之下的次區域又是什麼的問題。目前國內外歷史學和人類學界在近些年來關於這些地區的研究,實際上正是在回答上面的問題。因此,在並不缺乏相關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下,中國學界如何以一種具有貫通性的邏輯來分析和闡釋中國歷史上的邊疆「遺產」問題,並將其與當代中國的邊疆進行銜接,這是我們在思考「邊疆」的過程中無法迴避的問題,更是中國的邊疆學需要專門加以回答的問題。

現在是一個學術視角多元化的時代,在認識中國與世界方面同樣如此,每一種視角都不可能是全面完整的,但都能夠提供一種激發我們認識和思考興趣的新路徑,能夠使我們在思考和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過程中形成更全面的知識圖景。長期以來,我們在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分析視角,這種視角在解釋諸多問題方面確實能夠提供有力的闡釋,並且能夠有效說明中國歷史上的朝貢體系問題;但是,它在如何認識中國歷史上的中原與邊疆區域互動以及中國歷史上邊疆政權如何逐步成為全國性政權方面存在著欠缺;同樣,純粹從西方或域外視角來認識和思考中國和世界也無法完全解釋關於中國內部發展動力及其歷史延續性的問題。「邊疆」視角則集中於邊疆、邊疆發展、中心-邊陲結構性關係以及國內、國際層面的「邊疆治理」等多個方面,為我們更好地認識和了解曾經長期並繼續連接著中國內地與周邊國家的中國邊疆的形成、發展及其近代化轉型過程提供了新的路徑,也為我們更好地面對當代中國發展和治理過程中所形成的邊疆問題,從而在結合國內治理與國際協調的基礎上形成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邊疆治理」經驗與範式。

傳統中國的邊疆研究與「邊疆治理」主要關注「邊政」,即邊疆政策與管理,包括對歷史上的中央王朝,特別是漢、唐、元、清的邊疆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歷史上某些邊疆地方性政權,如北魏、南詔、遼、金等對邊疆的管理和制度實踐。這一時期的研究路徑主要是史地考證加分析。近年來,「邊疆治理」成為學界研究重點,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者廣泛介入。1995年,國內學界第一次出現以「邊疆治理」為題的文章。2009年以後相關研究論文進入井噴期,體現出從「管理」到「治理」、從「歷史」到「當下」,從「族群中心」到「區域中心」的轉變趨勢。國外學界的關注點則集中於邊疆民族衝突、社會秩序和生態環境等,主要從政治學和地緣政治視角進行闡釋,主要呈現如下特徵:一是關注大國,即美、俄、印、德、法等擁有漫長陸地邊界的大國;二是關注當下邊疆治理熱點問題,尤其是族群權益、生態環境和資源競爭;三是突出「衝突」視角並倚重外部干預;四是片面強調邊疆治理的社會參與,質疑政府干預;五是輕視歷史經驗,片面強調個案分析,導致研究成果碎片化。總體而言,目前國內外學界對邊疆治理的研究絕大多數採取自上而下的視角,對基層社會、地方性知識缺乏必要的關注,對跨界而居的各個民族在邊疆治理中可能發揮的作用涉及較少,而這些都是邊疆治理研究未來值得努力拓展的方向。

以上簡要闡述的諸議題實際上都是「邊疆」概念的相關衍生性問題,對於我們更好地進行邊疆學建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與理論資源。「邊疆」既與歷史相關,更與現實相連,可以說,關注邊疆,構築邊疆學,實際上就是為了更好地關注當代的中國與世界。

原文載於《華西邊疆評論》第四輯,民族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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