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看中國國家歷史這場大戲！

文史 10-02

引言：我們是觀眾

時代已經進入21世紀。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經濟全球化，信息爆炸，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大則國家利益、民族意識，小到地域觀念、城市特色、鄉村傳統，都在覺醒、萌發甚至膨脹之中……

在這樣的時代，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現在與未來。如此，過去的歷史，比如中國的歷史，對於現代中國人還有意義嗎？

日本侵佔南京

不妨先舉兩個國家的反例。在日本的國民教育中，一直有一種傾向，即抹去其侵略的歷史，比如把侵略中國稱為「進入中國」，藉以減輕日本青年一代的負罪感，又把傳說中的神武天王，極力說成是可信的歷史，從而拉長其文明史的時間；甚至有日本的考古學家自己偽造石器埋在地下，然後再裝模作樣地挖出來，稱為「重大發現」。又如現代的韓國，不願承認本屬信史的「箕子朝鮮」，因為箕子畢竟是中國商朝的遺臣，在韓國的旅遊指南與歷史文化景點介紹中，更多見到的是與中國之「黃帝」、「黃曆」類似的傳說性質的「檀君」、「檀歷」，稱公元前2333年，檀君王儉創建了古朝鮮，這樣，韓國就成了擁有「五千年歷史，三千里江山」的國家了。諸如此類，既顯示了日、韓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卻也反映了其對歷史之現實價值的高度重視。

日本天皇視察侵略戰爭裝備

那麼擁有悠久歷史的我們，能夠不重視嗎？沒有歷史的傳承，哪來現實？沒有現實的存留，又哪來歷史？現實中有活著的歷史，歷史傳承至今也就成了現實。現代的中國、今天的中國，正是建立在複雜的、多層次的、有活力的歷史之上的，如果不理解過去，怎麼更好地理解現在？現代中國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理解其它國家的歷史與文化，也以知道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為前提。例如,東方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在許多方面是相通的，比如日本、韓國、朝鮮、越南都使用或者曾經使用漢字，佛教都有重大的影響；同時，東方的歷史又是西方的鏡子，能夠照出彼此的不同與特點，比如為什麼西方的文明史曾多次中斷，而中國的文明史沒有中斷？西方的民主政治，為什麼長期以來在東方沒有土壤？還有許多的現實問題，需要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作出解釋。比如在中國領土問題上，俄、日、越、韓、朝、印等國對我宣告主權，我們怎樣擺事實、講道理？退一步說，即使不關心這些，作為一位現代人，歷史與文化也是必備的修養。人們常說，理工農醫是生存的需要，政經法管是社會的需要，而文史哲地是精神的需要；當生存問題解決以後，「精神」就成為決定生活質量的關鍵。歷史也許是為自己的學問，而文史哲地又是互通的；哪怕是旅遊，旅遊不是鍛煉身體，不是走路，不懂歷史，不知文化，旅遊就失去了味道，沒有了心靈的體驗。就中國來說，地大物博，民族豐富，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文明發達，要知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歷史的才是真實的。民族的、歷史的、文化的，正是我們旅遊要看的，因為越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獨特的自然風光、人文歷史、文化傳統，才顯得越發珍貴。在這些方面，我本人是深有體會的。我曾經給幼兒園的孩子們講中國的歷史與地理，從國家的年齡上講，中國是老老爺爺，美國是小小孫子，從國家的土地上講，中國是大雄雞，日本是大蝦子；我指導的韓國研究生，在中國一年，最有感慨、最覺得好玩的是坐卧鋪汽車與卧鋪火車。我是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與文學的，我對國家與民族的熱愛，對歷史與文化的珍惜，對民族與邊疆的尊重，是發自內心的，這是因為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推而言之，作為中國人，作為說著中國話、寫中國字、用中國姓的中國人，不能成了沒有根的可憐的浮萍，不能成了黃皮白心的可悲的香蕉！一個人如果不愛國家不愛家鄉，那和不敬父母不愛家人有什麼區別？對國家對家鄉的感情從哪兒來？從歷史與文化中來！所以讀史不僅有趣、明智，而且養性、明德。

日本歷史教科書

那麼怎樣理解中國的歷史呢？我們中學、大學的傳統歷史教學，無論是通史還是斷代史，往往習慣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等的條塊分割，如此，或顯得呆板、少有趣味，或缺乏彼此的聯繫，把本為整體的歷史人為地割裂開來。中國歷史地理學權威、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先生曾經說：「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裡看得到戲劇！」由這樣的形象的比喻出發，我們不妨把中國歷史想像成一場多幕大戲，我們是觀眾。而要看懂這場多幕大戲，我們就要知道劇目、掌握劇情、明了舞台、熟悉演員、理解道具、讀懂台詞、領會旋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融入劇中！

一.劇目解題

既然是「看戲」，首先應該知道看的是哪齣戲。「牡丹亭」還是「野豬林」？「牆頭馬上」還是「柳毅傳書」？同為三國戲，「單刀會」還是「空城計」？同為樣板戲，「沙家浜」還是「杜鵑山」？這不同的戲，味道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看的是「中國歷史」這場戲。那麼，何謂中國？何謂歷史？

1900年日本人小川一真攝午門

何謂歷史？

先說「歷史」。時至今日，國內外學者給「歷史」下的定義，大概已有幾十種。按照我的理解，最淺顯的說法，「歷史」就是在一定的時間與一定的空間里，由人的活動所構成的連續的過程。這樣，「歷史」的三大支柱，就是時間、空間與人。歷史的思維，如果以人為出發點，就是追尋六個「W」，即Who、When、Where、What、How、Why；也就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與什麼地方，做了什麼，怎樣做的，為什麼。前五個W是「歷史」，是對事實的描述；最後一個W是「歷史學」，是對事實的解釋。而順著這樣的思路問下去，就是一種直接、簡單然而卻有效的歷史學思維。當然，歷史學並不等於歷史。歷史是過去，歷史學是對過去的無限求真，但求真永遠不能等於真實。研究歷史的，有時真想起古人於地下，或者走進時光隧道，回到過去。然而，即便回到過去，就有真切的感受嗎？也不一定。現代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文化，我們就能說得清嗎？所以歷史學是一門充滿遺憾的學問。歷史學對歷史的論述與對歷史的理解，又總是受到論述者思維觀念與理解者時代背景的影響，所以有人也認為，一切的歷史學，都是思想史，或者都是當代史。這樣，沒有定論，總在創新的歷史學，又是一門充滿魅力的學問。

何謂「歷史」？

「歷」繁體字寫作「歴」，甲骨文（歷）由（林，山野）和（止，足的原型,表示「行進」）組成，取義為「翻山越嶺，穿過叢林」的拓荒歷程。《説文解字》：歷，過也。從止，厤聲。意思是說：歷，經過，字形採用「止」作偏旁，採用「厤」作聲。

「史」甲骨文由（中，即「仲」的本字，仲裁決斷）和（又，手，表示持筆記述）會意組成，表示仲裁併記述。

何謂中國？

再來解釋「中國」。我們時時接於目，聞於耳的「中國」一詞，如果認真起來，其實非常不容易說清楚。東漢劉熙在《釋名》的自序中說：「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義」；就「中國」這個名號言，也與此相仿仿。「中國」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在課堂上常常問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讓人感嘆的是，同學們往往張口結舌或者語焉不詳。這是滑稽的。所謂人有姓名，國有稱謂；人不可不知姓名，國不可沒有稱謂。我們的祖先生長在中國，我們生長在中國，將來我們的子孫也要生長在中國，作為中國人，對於「中國」這個名號的來源含義，豈能不知，豈能不解！

何謂「中國」？「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何尊上。何尊銘文：「唯王初壅，宅於成周。復稟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惟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爵於天，徹令，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問題在於，從夏、商、周直到元、明、清，傳統時代並沒有哪個王朝或者皇朝叫過「中國」；那麼，我們習稱的「中國歷史」，究竟指的是什麼地域範圍、什麼民族或人群的歷史呢？比如前蘇聯政府有種說法：「只有漢族才是中國人，滿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都不算是中國人。中國少數民族居住地區都不是中國的領土。中國的北部疆界在長城，西部邊界沒有超出甘肅和四川」；按照這種說法，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成了俄國「新土地發現者」開發的地區，《尼布楚界約》為對俄不平等條約，而《璦約條約》與《北京條約》也就成了俄國收回部分失地的條約。對於這樣的說法，我們顯然不可能接受。再舉個有趣的例子，舊時代的日本人不願意稱我們為「中國」，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傲慢而自大的名詞，所以稱中國為「支那」。雖然「支那」來源於China，但在中國人聽來，感覺非常的不舒服，在中國人看來，更是意思絕對的不吉利，「支」是相對於「本」的，「支那」又有「支解那裡」的意思，於是中國人反戈一擊，把日本的Japan諧音為「假扮」。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國際糾紛與糊塗觀念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是十分羅嗦的概念。在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並以「中國」為正式簡稱之前，歷史上的「中國」一直是模糊、多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民族概念，作為國家代名詞的政治概念的「中國」產生很晚，這便引發了「中國」的地域範圍問題及「中國」的民族問題。

雅克薩之戰，1685—1687年，經過兩次雅克薩戰役，俄軍死傷慘重。沙俄被迫請求同清政府和談。1689年，中俄正式簽訂《尼布楚條約》，從法律上確定了中俄東段邊界，這是中國和西方簽訂的第一個條約，有力地保障了東北邊境的安寧。

圍繞「中國」概念的起源、演變，我曾經寫過三本相關的書，1995年出版的《中國古今名號尋源釋意》（遼寧古籍出版社，與盧海鳴合作）、2000年出版的《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和2008年出版的《中國國號的故事》（山東畫報出版社，與宋艷梅合作）。由「尋源釋意」到「偉哉斯名」，是由粗疏到精細；由「偉哉斯名」到「國號故事」，則是由學術到普及；至於專門的「中國」研究論文，我也發表了若干篇。為什麼長期關注「中國」概念？因為這是事關國家、民族、國際關係的重要問題。

這裡無意於展開對「中國」概念的詳細討論，但既然我們看的是「中國歷史」這場大戲，則仍有必要就歷史上的「中國」之特殊而多變的含義作高度概括的交代。

其一，中與國二字的解釋

在殷商甲骨文與商、周金文中，「中」字的上下都加有若干條波浪形的飄帶，向右或向左飄，「本象有旒之旗」；商王有事，立「中」以招集士眾，士眾圍繞在「中」的周圍聽命，所以又引伸出中間之中的意思。由中間之中，產生了中的引申義與諸多美義。因為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沒有兩端，就不會有中間，沒有四方，就不會有中央。中作為地理用語，是相對於外、區別於偏的。延伸到文化上，中顯得更為可貴，「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所以古人視中尤重。就為政而言，要「用其中於民」；就立身而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切言行要無過無不及；就處世而言，中為「天下之大本」。由此，文化上的中，為正為順，為和平，為忠信，為合宜。

甲骨文「中」字

那麼國字又作何解？在殷商甲骨文中沒有國字，周金文國字早期作或，「從從戈以守一」，「」（音韋）為國界，「戈」為武器，「一」為土地，「或」即表示「執干戈以衛社稷」；後期孳乳為國，是加以為國界，這屬於文字上的自然演變。而中與國兩字連在一起，就成為我國的古老名號之一「中國」了。

其二，中國名號的起源時間

1963年，在陝西省寶雞縣賈村出土了何尊，其銘文云：「唯王初遷宅於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又我國最古老的文獻《尚書》的《梓材》中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一句。雖然何尊為周成王時器，但由於追述武王祭告於天而言及中或；《梓材》雖然也是周成王時所作，但由於追述皇天賦予人民和疆土於武王而言及中國。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驗證，則「中國」名號已見於公元前11世紀西周武王時期，當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說，「中國」一詞的出現，距今已經超過3000年了。

其三，先秦時期的中國概念

「中國」名號自從西周初期出現以來，迄於戰國，大概800多年的時間裡，或為地域概念，或為文化概念。

先秦時期作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國」，所指地域隨著對象與時代的不同，也不盡一致，大概來說，其前後積有六義：一指京師，即周天子所居的都城；二指國中，即諸侯國的國都；三指畿甸，即周的近畿以及列國的郊甸；四指周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五指諸夏國家，即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列國；六指中原諸國，即位置居中而文化又高的諸夏國家。其中，第五、第六兩義，雖然發生的時間較晚，沿用的時間卻較久，涵蓋面則最大；在這兩義的中國的背後，實際上顯示著一種相對於四夷（蠻夷戎狄）的地理上與文化上的自豪感，表明了諸夏國家在民族、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一種相互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已經成為諸夏國家共同的國號，成為諸夏國家共同擁有的地域專稱。

戴捲筒式冠巾、穿華麗服裝的貴族男子

與地域概念的「中國」指稱的對象越變越多、指稱的地域越變越大相聯繫，是先秦時期文化概念的「中國」是種美稱，代表著一種文化標準。依照《戰國策·趙策》的描述，「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云云，可知「中國」者，其人則聰明睿智，其財則萬物所聚，其禮則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區域；凡是詩書禮樂達不到這種標準者或者風俗與之有殊者，就不得在中國之列。這樣的中國，為遠方所仰慕，為蠻夷所心儀。文化概念的中國，其標準又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也就是說，文化上達此標準者，即為中國，反之則為蠻夷。文化是不斷進步的，於是蠻夷戎狄不斷地中國化，中國的地域範圍不斷括大，中國的成員也不斷地增多。文化的「中國」意義之偉大，正在於此！

其四，秦漢以還「中國」概念的流變

秦漢統一後，「中國」成為我國通用的名號，無論朝代怎樣更迭，都一直使用。就其含義來說，則較之先秦時期，又有了發展。

首先，文化意義進一步加強。

晚年乾隆帝

一方面，中國象徵著光明，為至高無上、雍容華貴之域，一切外邦都是「蠻夷戎狄」，照例是貧窮、落後、野蠻的地方。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的文化概念流變至此，其間弊端自不容諱，比如漢武帝、隋煬帝、明成祖、乾隆帝等等，總是喜於炫耀國力、粉飾盛世，就與這樣的「中國」觀念有關。而另一方面，文化的中國以其概念的寬泛，對於周邊民族與政權又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這奠定了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思想基礎。比如清人朱彝尊的《日下舊聞》中，就記有這樣的感人事例：「契丹主鴻基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也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非漢民族都不自外於中國，於是中國的文化漸趨發達與豐富，中國的地域也由仄小而廣大！

其次，地域範圍進一步擴大。

秦漢以還，作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國，所指仍然不一，或指京師，或指中原，或指內地，又或指全國（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還或指漢族建立的國家或皇朝法統。就皇朝法統言，歷史上非漢族建立的國家也往往自稱中國，尤其在分裂時期更是如此，有時還與同期存在的漢族政權爭奪中國名號（如十六國時期的羯人石勒、氐人苻堅，自居「中國皇帝」，指東晉為「司馬家兒」、「吳人」；南北朝時期，北朝政權以中國正朔自居，罵南朝為島夷），至少也要平分秋色（如宋、遼、夏、金對峙時期，契丹的遼、女真的金是北朝，漢族的宋是南朝，党項的夏是西朝）。所以從這個角度理解，中國又不是哪一族的中國，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國；今天如此，歷史上本也如此。換言之，歷史上無論地域的中國還是文化的中國，都不僅包括以漢族為主建立的中原皇朝，也包括了漢族以外的民族建立的中原皇朝。

鞏義北魏石窟寺「帝後禮佛圖」

當然，中原皇朝的概念，也是模糊而多變的。毛澤東主席曾經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今天的中國，漢族和50多個非漢民族和舟共濟；歷史上的中國，就民族成員而論，也是如此。在這眾多的民族中，漢族建立的皇朝習稱中原皇朝；漢族建立的統一範圍較大、統一程度較高的皇朝又習稱中央皇朝。非漢民族建立的皇朝，如果漢化程度較高，或主要建立在傳統的漢族地區，或所統治的主要是漢人，傳統史學也稱之為中原皇朝；而若統一範圍和程度也較大較高，也被稱為中央皇朝（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滿洲人建立的清朝）。以此，前秦、北魏與東晉、南朝，雖都自稱中國而互不承認對方是中國，其實都是南北分立的中原皇朝；遼與北宋、金與南宋，也都是中原皇朝。至於秦、漢的匈奴，唐時的吐蕃、突厥，明時的韃靼、瓦剌一類，即不算中原皇朝，當然更談不上是中央皇朝，他們只是各時期的邊疆民族建立的邊區政權，既不被該時期地域的中國所涵蓋，也不包括在該時期文化的中國以內；然而，它們卻屬於現代更新了的政治概念的中國的一分子。

再次，作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國」逐漸走向定型。

政治概念即作為國家代名詞使用的中國，如果一定要追溯其本原的話，似乎可從明朝後期算起。翻檢《明史》，明朝廷對內對外的詔令、敕諭，多自稱中國；九篇《明史·外國傳》中，中國作為明朝的代名詞，與朝鮮、安南、日本等國並稱。又明清時代，來中國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或中華、中華帝國直稱中國，而不用明朝或清朝。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作為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在國際交往中使用逐漸普遍。到了晚清，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已經明確，中國的地域範圍即指大清主權所達到的範圍，但清朝的正式國號仍是「大清」。清朝在對外交往或正式條約中之所以樂於接受中國一詞，那是一種傳統心態在起作用，即沉醉於中國所代表的地域概念與文化意義：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國家，先進文明的中心，也未嘗不是對鴉片戰爭後國際關係中屈辱地位的一種心理補償：大清對外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使用的國體意義上的「中國」，所伴隨的是割地賠款的恥辱！歷史真是既冷酷又深刻。同樣一個中國，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即China，並沒有什麼尊崇的意思，清朝卻將之當成一種褒稱，一種尊號，一種可悲的精神慰藉。及至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國」才首次成為「中華民國」國號的正式簡稱，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域範圍：「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中華民國的全部領土。

明代北京城（《皇都積勝圖》局部）

最後，中國概念的現代更新。

政治概念的中國含義，經過歷久的討論與爭論，到了現代又有了更新。現代學者認為：所謂歷史上的中國，既不應該等同於歷代的奴隸制與封建制王朝（皇朝），當然更不應該與漢族或中原地區畫等號。把中原王朝（皇朝）和歷史上的中國等同起來，並不符合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事實。歷史上的中國，「應該包括我們所明確規定的地域範圍內的一切政權和民族。」

那麼用什麼範圍來規定歷史上的中國呢？以政治為標準，則歷史上的中國，正如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總編例》所指出的：

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統一之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範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

具體來講，歷史上中國的範圍，就是今天的中國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這一範圍是中國歷史演變成一個統一的，也是最後的封建帝國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最大疆域。

之所以用清朝前期的歷史疆域來確定「歷史中國」的範圍，當然也不僅僅是由於地域的中國的多變，文化的中國的模糊，或者任意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歷史時期。近百年來，亞、非、拉地區許多原先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都在他們原有的即殖民者破壞其獨立以前的歷史疆域內恢復了獨立。根據這樣的國際慣例，政治概念的歷史中國範圍，理所當然地就是1840年帝國主義者入侵以前的清朝疆域。

1842年8月29日，欽差大臣耆英同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簽訂中英《南京條約》

1840年帝國主義者入侵以前的清朝，是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具備完整主權的國家，有著明確的疆域範圍（比如早在1689年即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界約》）。這一疆域範圍，又是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1991年，譚其驤先生《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就此討論道：

清朝以前，我們中原地區跟各個邊疆地區關係長期以來就很密切了，不但經濟、文化方面很密切，並且在政治上曾經幾度和中原地區在一個政權統治之下。……到了17世紀、18世紀，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把中原地區和各個邊區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而清朝正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完成了這個統一任務。……完成統一之時是在乾隆中葉，即18世紀50年代。

據此，譚先生作出結論：「清朝在18世紀時形成的這個版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拿這個版圖來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應該是恰當的。」

總之，政治概念的中國，較之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中國，更加客觀，更加全面，是中國概念在新時代的新發展，是中國含義的升。它充分反映了這樣的史實：中國的歷史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無論文化高低，地域遠近，漢族或非漢民族共同締造的；中國的版圖是由中原和邊疆共同組成的；現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繼承。

以上板起面孔簡單敘述了3000年來「中國」概念的變遷大概，這實在是理解中國歷史的大前提。譬如演戲，是大舞台與小舞台，能夠演出的戲劇是不一樣的。中國歷史從時間上講，是場多幕戲，從空間上講，是台大戲；至於演員，則是眾多民族與億兆斯民；而所以能夠演出這樣的眾多民族與億兆斯民的多幕大戲，離不開悠久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

推而言之，其實不僅研究中國歷史，需要知道「歷史中國」的概念；知道「歷史中國」的概念，也頗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與中國人的典型行為。比如上面說到的文化概念的「中國」，因為「中」代表了正、順、和平、忠信、合宜等等，這就影響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思維與行為原則之一是「中庸」，即一切言行要不偏不倚，要無過無不及，所以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唯「中」為是。1927年，文化名人夏丏尊《誤用的並存與折中》略說：

從小讀過《中庸》的中國人，有一種傳統的思想與習慣。凡遇正反對的東西，都把它並存起來，或折中起來。已經用白話文了，有的學校，同時還教著古文。已經改了陽曆了，陰曆還在那裡被人沿用。已經國體共和了，皇帝還依然住在北京。討價一千，還價五百。再不成的時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數來折中。這不但買賣上如此，什麼「妥協」，什麼「調停」，都是這折中的別名。中國真不愧為「中」國哩。

魯迅

1927年，魯迅《無聲的中國》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這似乎可以稱為「行為中國」吧，它使得中國人的行為，整體而言，不同於英國人冷靜老成的紳士風度、德國人的準確高效嚴肅、美國人的自由開放幼稚、日本人的善采異邦與實用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中國人的典型行為，是「中」，是中庸，是調和，是折中。而由此出發，對於現代中國社會的中庸，我們也可獲得更深的理解，比如把中庸之道作為工具使用或者執政理念的中國共產黨，一直在防右防左，反左反右，以尋求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正確道路；至於廣大的中國人民，對於中庸也有著通俗化的理解。

本文原載於《中國國家歷史·壹》，原題為《看一台中國歷史的大戲——何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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