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手牽猴：為什麼說你的檔次決定了你的閱讀品味

最近關注了一個叫做「六神磊磊讀金庸」的公號，每次推送新文，都會在第一時間打開，裡面很多議論，肯定能讓正常的中國人會心壞笑一下，每篇尾隨的點評者，顯然也都不是庸手。說來奇怪，筆者也曾遍覽武俠諸名勝，獨薄金庸，口味這件事真是很難掰扯清楚。

舍本而求末的事，還不止此一端。近二十年來，由於消耗在其他國家的時間略多於國內，生活背景的變化，當然會影響閱讀口味。年輕時非常喜歡《紅樓夢》，現在除了園中人物的文字遊戲及一些物質生活狀況外，基本不再來電。只是偶遇一些有趣的讀紅文字還是會看，感覺書中很多細節就像受過致命一擊後，靠著某位高手讓度一股真氣，驟然迴光返照。

可《西遊記》重讀之後，仍覺得有意思。書中對於一些國內早已滅絕的物種的準確描寫，比如獅、象、犀牛，說明16世紀中國人的知識狀況，或許遠不像過去想像的那樣簡單，也許因為海外貿易，也許因為民間殘存的佛教經卷，你能從那些細節當中，隱約窺見一個跨國文化網路暗中待機。況且孫悟空本身，就可能是印度史詩《摩羅衍那》中那個猴頭將軍哈努曼，在漢語中的輪迴轉世。

接著說對金庸無感這件事。首先本人無法理解他的小說里，為什麼總有資源不錯的姑娘，集體看上一個小衰佬。這種小概率事件，不但遠離典型中的典型的要求，而且看到舊式文人筆下的嬌羞小女生，真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表情包。其他再如那些把人體當做蓄電池，互相傳遞生物能量的描述，以及具有神秘療效，但未經過任何分類學解釋的植物。這種解釋未必要用西方體系做參照，可得有個邏輯自洽的解釋，哪怕神話也行。可我期待的解釋，就是不屈不撓地拒絕出現。

再就是流行文學與生俱來的俗套問題，就像大仲馬、史蒂文森到如今的流水線作者一樣。但不能俗套到這種程度：某人一亮相，就知道這是潛力股頑童，即便掉下懸崖，也不用擔心會摔死，而且此番必有奇遇，隨之則是功力暴長的速成式進修，對傳統強者實現彎道超越。至於那些蛇蠍艷婦、科技怪老、必將犧牲的金心失足女、必將悔過的浮浪子、聖潔小公主，更是一目了然。

根據六神磊磊轉述，某部小說中有位女俠愛上一男性高手，為助其脫困，還是什麼原因，開始鑽研數算之學，如是幾十番寒暑，歷盡苦楚。依個人私見，這是一種很成問題的知識態度。上述人物的成長過程，本應是通過求知而來的巨大樂趣，獲得幸福完滿的一生，甚至會在某一階段，忘記當初具體的學習目的，包括那個男人。

人的口味都是某種歷史的產物。一些偶然因素的出現，可能決定你的取向。筆者年輕時，趕上各種外來文化胡亂引進，看見什麼都新鮮。這個年歲的人，都能體會蘭波那句「真正的人生在別處」。見識少的後果之一，就是一旦接觸，所受影響會更深刻。

過去有個寫暢銷書的加拿大人叫阿瑟·黑利，現在的年輕人即便知道，也未必看得上眼，但在開放初期，很多先鋒人士都會紛紛借鑒。此人有一本小說叫《最終診斷》，其中寫到一個人截肢後，仍然覺得那隻不再屬於他的腳，莫名其妙地發癢，於是麻煩護士去幫著撓撓。這個細節讓小說圈很多人嘆服。除了當時少見的幽默感，你還得知道什麼是「幻肢」。那種行業小說處在鄙視鏈低端，但是要求作者對於目標行業的了解高於常人。醫院、律師樓里總不能全是些除了辦公室雞湯屁都不懂的瑪麗蘇。

隨之而來的是湯姆·克蘭西。這個前軍事情報分析員的《追蹤紅色十月號》直接告訴你，艦載機如何起降，彈道導彈核潛艇如何通訊，各大國何時何地，都有何種軍事部署，指揮系統如何運作。這本書直接影響了一代軍迷。

早期行業文學的知識部分，還有記者查訪的外掛痕迹。到了後來，出身專業的作者增多，善寫庭辯的格里沙姆出身律師，《侏羅紀公園》和《急診室》的作者克萊頓早年學醫。知識早已內化成經驗。更加百科全書式的作者也開始出現。1980年代頭一回出國，趕上埃科的《玫瑰的名字》爆紅，看完第一個感覺舊是這本行業小說非常牛逼——修士也是一種職業，也有日常生活，而且其中充滿不足為外人道的細枝末節。

寫過《發條橙》的伯吉斯說，小說是一種以道聽途說的方式傳播知識的手段。太謙虛了。他的花哨文風建立在對語言的深刻研究之上；《英雄交響樂》中對於貝多芬及其時代的解構式描述，前提也是他對歷史的淵博知識，而且本身就是作曲家。品瓊若不是曾在波音公司寫過文案，怕也難有《萬有引力之虹》那種對於宇航技術的體察。這些並非特例，而是承襲至今的傳統。比如這位年輕作家洛朗·比內的《語言的第七功能》。

1980年2月25日，巴黎左岸的學院街上出了一起車禍，肇事的是一輛洗衣房的麵包車。被撞倒的人名叫羅蘭·巴特是法蘭西學院教授。他將在一個月後因傷去世。這個文人中的明星在世界各國粉絲無數，包括蘇珊·桑塔格這樣的人物。而在中國，他的《戀人絮語》也是小資們案頭的必備道具，就像本雅明的《單向街》。每天念叨幾遍他發明的概念，像「作者已死」、「零度寫作」，也一度成為不裝逼毋寧死之輩的例課。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年11月12日—1980年3月26日）

故事就從這一真實事件開始，開宗明義引用巴特在其自傳中所說：「人生不是小說。」可他當時開設的講座，主題就是小說。他講符號中的能指及所指，講日本俳句，講服飾、咖啡館，也許還會講到政治。他唯獨沒有提到小說。這是現代敘事理論中的延宕策略。就像他在《神話學》中對於脫衣舞的著名論述，現實中的聽眾也被徹底消解了聽講的慾望。

由此帶給院方的擔憂，並不影響大師利用午歇時間，享用美餐的胃納。巴特64歲了，母親剛在一年前去世，而他們之間有著普魯斯特式的感情依賴。「媽媽死了」，這個簡潔的句子看著眼熟；如果沒有記錯，應該來自加繆的《局外人》，只是感情色彩幾乎相反。

也許是酒精的延遲作用，也許是心不在焉的習慣使然，巴特沒有看見有車駛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他活在觀念的世界裡，就像困在一個反向的柏拉圖洞穴，他只看到陰影。「是他自己非往車軲轆底下鑽。」他聽見司機辯解，還說他一身酒氣。醫生來了，不止一個，還起了爭執。警察也來了。

巴特就算再有名，也不是阿蘭·德隆，奉命調查此案的探長巴雅爾就不知道他的大名，更不要說那些晦澀的符號學理論。但他知道這件事不那麼簡單。比如出事那天和傷者共進午餐的人，正是當年的總統候選人密特朗。（都是史實）不僅如此，根據現場報告記錄，受害人的證件、鑰匙等私人物品，都已沒有找到。同時失蹤的還有一份隨身攜帶的手稿。人們於是不禁要問，那起車禍難道真是意外？

對作者比內來說，融匯虛實的寫法已屬慣技。曾經帶給他龔古爾處女作獎的《HHhH》，也是把二戰時期，兩個捷克抵抗組織成員刺殺黨衛軍頭目海伊里希的歷史事件，嫁接到虛構敘述當中，也同樣布滿各種後現代噱頭。

依照偵探小說的慣例，偵探首先需要問清楚被害人都有哪些仇家，非要置其於死地不可。米歇爾·福柯說那還用問，這人樹敵多了去了，從極左到極右，還有那些老派理論家。他指的是1960年代，巴特發表《論拉辛》，引來老牌人物萊蒙·皮卡爾和他一場狂撕。此役之後，新派文論頓成顯學，各國文科生紛紛效顰，愣把巴特弄成愛馬仕一樣的品牌。

羅蘭·巴特的繪畫

巴雅爾探長搞不清這些文人的舊恩怨。這是個離了婚的老兵，還參加過阿爾及利亞戰爭，頭腦感情偏向保守，甚至右傾，穿戴土氣，覺得花里胡哨的007就是比不上麥格雷探長。總之，這是個典型的警察，而且公事公辦。

根據愛倫坡開創的傳統，一個偵探不管他神還是不神，總得有個跟班如華生、黑斯廷斯。巴雅爾找來一個研究批評理論的年輕人，叫西蒙·埃爾左。他自稱既非巴特，也不搞符號學。對於刑偵，這些文科專業細分又有什麼用？起碼他知道什麼是能指、所指，什麼是構形元素。

除福柯之外，需要查訪的人物名單上，還包括德里達、克里斯蒂娃、德勒茲、阿爾都塞，以及那位至今還在媒體露面的明星公知，永遠敞著襯衫，掛一腦袋速食麵的BHL。這些人名本身就讓探長一頭霧水（相信還有很多讀者）。他把索緒爾聽成「肖緒爾」，還問那是怎麼回事。西蒙同學告訴他那是當初符號學的發明者。符號學是被一隻鞋子發明的（Chaussure意思是鞋）？探長愈發想不通。

托多羅夫、埃科、福柯

鑒於名單上的一些人依然健在，據說出版商還曾為此專門諮詢律師，以免不幸對簿公堂。作者比內曾告訴媒體，被他寫進書中的前輩先鋒作家，克里斯蒂娃的夫君索萊爾，並不喜歡自己遭受到的搞笑描寫，可言論自由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誰也不會為了這點事喪失雅量。書中還有更狗血的部分，比如德里達被倫敵賽爾養的狗咬死在墓地，而這段情節設計顯然又是《巴斯克維爾獵犬》的鏡像。

由於巴特的身份、職業，整個調查取證的過程，徹底成了回顧後結構主義理論的講座。對於很多「准高眉讀者」，正好有機會重檢當年舊時髦，做一番文化懷舊。西蒙建議要用巴特理論，指導破解巴特車禍之謎。而此時，彌留之際的大師躺在醫院，滿口囈語，說所有答案都在文本當中，關於什麼功能，要所有人去找。

根據另一位理論名家托多羅夫提供的線索，倆人一路南下義大利，並在博洛尼亞火車站，遭遇到當年那次著名的恐怖爆炸，並僥倖逃脫。這是第一次險情。他們來到古城的目的正是探訪埃科。這位日後通過經營副業進入名氣界的符號學家，當時還在努力教書，即將爆紅的《玫瑰的名字》尚未進入國際市場。他告訴兩位法國人，巴特臨終時反覆叨念的「功能」，當指雅各布森意義上的交流功能。

很多人知道，這位俄國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有指涉、詩性、抒情、祈使、互動、元語言——姑妄譯之——這六種功能。小說中的埃科，又為雅各布森理論虛構出一種神秘的第七功能，一旦有人將其掌握，就能驅使任何人無條件為之效力，達成任何目的，甚至成為世界的主宰。至於贏得總統大選這類「小目標」，自然不在話下。而這種闡釋神秘功能的文件，則被懷疑與巴特有關。

這份巴特/雅各布森文件，就像《玫瑰的名字》中密藏在修道院的亞里士多德喜劇論文，《傅科擺》中的聖殿騎士團大殺器，或是驅動很多武俠敘事的心法秘籍，成為聖杯一樣的存在。假如政府當中，一些陰謀分子企圖佔有相關文本，甚至策劃謀殺，也就不足為奇。至少不能讓它落到政敵手上。早在調查之初，福柯就用沙發神探般的先見之明，指明兇手「當然是這個體制」。

兩位偵查人員還一度離開歐洲，趕赴康奈爾大學，一個類似武林大會的國際符號學會議。除了圈內人熟知的法國理論家，還有喬姆斯基、帕格利亞、保羅·德·曼這一眾美國學界領袖紛紛亮相，場面之火爆，會讓大衛·洛奇的《小世界》自愧不如。這個路數的寫作，經常發展成戲仿和引文的迷宮。

比起左傾知識分子與其警察搭檔的意識形態左右互搏，真正暴烈的思想搏擊發生在別處。那是一個叫做「邏各斯俱樂部」的地下跨國組織，就像電影里的搏擊俱樂部一樣，專門舉辦觀念決鬥；贏者爆得大名，輸家慘遭修理。比如前面提到的索萊爾，就在書中被整治得五脊六獸。這些智力競技的選手和主辦者中，有心一窺巴特文稿的密謀者自然不乏其人。於是，兩位追蹤者本身成了暗中勢力的跟蹤對象，就像所有的陰謀驚悚故事一樣，以致西蒙同學英明地認為，自己已經淪陷為一個小說里的人物。

讓小說的歸小說。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巴特已經在關注語言對於社會的控制問題。他研究的語言系統是大眾文化，並在一份文學雜誌上開設專欄，發布這方面的觀察和心得。這些短文結集出版後，成為名作《神話學》。他把戰後興起的流行文化，做為神話考察，揭示其背後的隱喻體系。

巴特認為當代的明星、廣告，已經取代古時的神祗和史詩傳奇，成為新型的文化載體；當名人的婚禮、儀式化的美國摔跤、廣告牌上的標語，通過媒體傳播到社會，它們都在為公眾的生活規定一整套意義。這套符號威力之大，就連做為研究者的巴特自己，也會受到其感染。

凡是神話，皆可祛魅。對巴特而言，符碼與意義的關聯永遠漂浮不定，就像對於政客，語言同樣不會綁定於特定事實。然而他的身後之名，更多不在其批判態度和虛無主義本色，而是他的行文姿態，「嘉寶的臉是密碼，赫本的臉是事件」，諸如此類。至於他「不近權勢，略具學識，一點才智，幾分機趣」的著名自詡，則更少為人效法。此外，做為一個早已掛掉的作者，他對別人如何處置自己的思想遺產，怕也無能為力。

《語言的第七功能》英文版、法文版、中文版

《語言的第七功能》的背景，是法國文化最後的光榮時刻。那也是一個早已逝去的時刻，任何秘籍都不可能記載為之招魂的咒語。即便當初，後結構主義旗下的袞袞名流，除了製造一個個經不起任何武器批判的觀念時尚，未曾解決過實際問題。對於這個後理論的時代，他們的成就或許更多在於風格美感，但對於我們非法國人，老遠看看熱鬧就得了，免得東施效顰，畫虎類犬。

做為小說，《語言的第七功能》肯定談不上傑作。它屬於我們這個小時代，充滿過渡性，以及複雜多變的特徵，就像一則老笑話說的，我們處在從一個過渡時期向另一個過渡時期過渡的過渡時期。對於總結者，它還太早；對於開創者，它又太晚。除驚悚探案的敘事套路之外，這也是一本出自業內人士的行業小說。

好在我們閱讀的目的，除求知外，主要還是自己消遣，而不是被靈魂工程師消遣。於是，這一檔作品機智而勇於自黑的品質，恰好滿足了很多人並不高尚的口味。它們的不斷上市，也確保了一些人文化消費的小確幸。

（本文原標題：《作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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