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漢字將成為這個時代的世界語

【編者按】關於中文的未來發展前景，參見作者上一篇文章《學了多門外語之後，我認為英語有明顯的缺陷》，以及此前安德魯·羅伯茨先生討論英文的文章《感謝中國，讓英語成為全球第一的語言》。

安德魯·羅伯茨認為，如果全世界都使用英語，將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對於英語母語者，這種美好可以成立，亦是美好的特權，他們在世界面前可以始終保持解釋權。

對於非英語母語者，且不論英語學習難易，即使能基本運用，稍有不慎也可能掉入蘇亞雷斯式超現實電影劇本，犯下莫須有的文化罪。

一些人充滿美好期待，另一些人面臨諸多困難。任何一種民族語言擔任國際通用語，都會出現同類問題。

19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在歐洲遍地開花，國際和平人士越發意識到，有必要人工創造新的國際通用語，消除使用者之間的位置不平等。

希望語的啟示和遺產

各種各樣的人工國際語里，波蘭眼科醫生柴門霍夫（1859—1917）創造的「希望語」影響最深遠。1887年，28歲的柴門霍夫以筆名「希望醫生」（Doktoro Esperanto）在華沙出版《第一本書》，標誌著「希望語」（Esperanto）的誕生，中文也稱其為「世界語」。

希望語吸收了日耳曼、拉丁、希臘、斯拉夫、希伯來等多種語言辭彙，改造出一套規範的字根，語法儘可能簡約。柴門霍夫不想取代任何語言，只是提供一種國際輔助語，避免不同母語者彼此交流時必須選擇一個大國語言，拋棄小國語言或小語種。

希望語深受歐洲和平主義者歡迎。1905年，希望語學者們在法國集會，制定了行動綱領，從此，「希望語」不再是柴門霍夫的發明，演化為「希望語運動」。

公開支持或學習「希望語」的知名人士很多，包括凡爾納、托爾斯泰、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多任教皇。匈牙利裔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兒時在家裡和父母說希望語。

希望語運動在20世紀初聲勢浩大，也因此不幸捲入與民族主義、極權主義的尖銳衝突，其遭遇就像20世紀中歐國家絕望的命運——先希特勒，後斯大林。

希特勒視希望語為猶太產物，柴門霍夫三個子女都被納粹殺害。斯大林則先幫助希望語運動在蘇聯開展，待其有了規模，又以間諜之名迫害其成員，最後解散該組織。

希望語運動早已偃旗息鼓，但它給人類留下了啟示：人造語言的道路是可行的。

帶著今天的全球視野考察「希望語」，它的致命缺陷顯而易見：辭彙依賴歐洲語言。

對歐洲人，「希望語」易懂易學。對亞洲人和非洲人，其難度不小於西班牙語或義大利語。

如果辭彙不以歐洲語言為主體，而是平均地來自世界各地，是否會更好一些？這裡又冒出一個新問題：拼音文字的語義強制記憶。

任何人初學陌生的拼音語言，在語音和語義之間建立聯繫，都需要經過強制灌注的過程，不停地讀、背、記。

以我學英語的經歷為例。

我學英語很輕鬆，因為父親是中學英語老師。我從小聽著can/may/must、「不定式」、「過去分詞」、「完成時態」、「定語從句」長大，這是一種特權。

對於周圍的同學，一切都是陌生和初識，一切都要強制裝入大腦，mad為何就是瘋，math為何就是數學，sheep為何就是綿羊，ship為何就是輪船？

儘管老師嚴厲禁止，很多小孩還是會用四川話給英語詞注音：school是撕褲兒，math是媽死，bus是爸死，come是炕，go是狗，goes是狗日，girls是狗兒日。

作為「特權者」，過去我瞧不起同學這樣做。20多年過去，對語言有了更多認識，我明白他們的舉動完全可以理解。

我學習超級陌生的匈牙利語，同樣試圖用中文輔助記憶，在音義之間建立聯繫。例如，匈牙利語的「湖」是tó，我用中文的「沱」去記憶，匈牙利語「石頭」是k

?，我對應中文「磕」。

拼音文字的危機

一個人先學會現代英語，再依次閱讀近古英語、中古英語和古英語，會越來越陌生。

這是語言演化的自然規律，如果不用象形文字、而用拼音記錄2000年、1000年、500年前的漢語，也會讓我們感到同樣的陌生。

歐洲現代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官方機構普遍有一種傾向，試圖永久固定民族語言的讀音和書寫形式。這種傾向在IT時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例如，長久使用電腦和手機之後，很多中國人發現自己總是忘記怎麼寫漢字。這並不說明漢字寫起來很複雜，類似的問題在西方語言里普遍存在，甚至更嚴重。

歐美有不少教育人士非常擔憂網路語言對規範書寫的侵蝕。2017年初，600個義大利大學老師上書政府，要求加強中小學語文教學，因為現在很多大學生進大學第一件事是補習義大利語。

在法國，極右領導人勒龐競選總統時的施政方案包括：中小學生應該至少50%時間學習法語。

IT時代，不少中文網路流行語的出現是因為惡搞和逗趣，如「大濕」代替「大師」，拼音文字遭到衝擊，源頭卻在自身。

網路讓人類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筆談」時代，拼音文字里一些辭彙位元組很長，詞和詞中間需要空格，為節省空間，人們不得不另闢蹊徑，例如英語u取代you， thx取代thanks， 義大利語k或ke取代che……

有一天，英國的官方機構是否會認可u在正式文本中取代you？

如果我們拿兩個中國年輕人的手機筆談和兩個英國年輕人相比，哪一種筆談對母語書寫形態的侵蝕更大？毫無疑問是英語——英語詞在手機筆談中很容易被省略成一組輔音，形態上朝著阿拉伯語發展，而中文即使簡略到「好！謝！」，漢字仍然是完整的，不會只剩幾個偏旁部首。

安德魯·羅伯茨的大錯就在此。中文的根基不在於今日漢語普通話的發音系統，而在世代傳承的漢字書寫系統，其存在形式和拼音文字有巨大差異。我父母說的是「川湯普通話」，我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根本不會普通話，但方言和普通話的巨大差異不影響他們是漢語母語者這個事實，因為漢字書寫辨識系統才是真實的「母語」。

筆談時代今又來

漢字書寫系統也以同樣的方式成為「通用語」，適用範圍始終跨越了帝國、王朝、民族國家的疆界，是東亞地區跨越族別、國別的「筆談」通用語。

漢字書寫形態在過去2000年時間裡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性，沒有因為語音、時代的變遷而面目全非，這在世界範圍內非常罕有。

孔飛力寫作《叫魂》的初始目的是研究中華帝國內部的（筆談）通訊系統，此處常被忽略。實際這是西方學者對中國歷史始終感到好奇的一個地方——中華帝國統治者到底如何在如此龐大的疆域之內、不同方言或語言之間準確地傳遞信息、實現有效統治？

也很少有人去問，昔日東亞地區跨國交往，例如江戶時代日本、朝鮮、安南的交往，使用什麼語言？

2001年我第一次出國採訪，在韓國濟州島西歸浦的市政府辦公室，發現書櫃里塞滿100多年前的當地縣誌，外皮上全是繁體中文。

在東亞多國同時使用漢字作為記錄符號的時代，中文文言作為國際通用語非常準確、高效。古時的濟州島絕無今日之發達，很多島民是漁民。然而，如果一艘日本船靠岸躲避海上風暴，船員可以用紙筆和當地人實現交流。

文言筆談的影響之深遠和寬廣遠遠超越我們今天的想像，它的很多使用場合併無中國人當場見證。越南戰爭期間，曾有韓國軍人用漢字筆談和越南當地村長交流，讓無辜村民躲過了美軍的轟炸。

中國東南西北在口語、生活習慣、種族來源上始終存在巨大差異，但這些差異從未走向單獨的文化演進過程，這和文言筆談作為標準通訊語言亦有密切聯繫。

文言筆談在近現代東亞諸國改革本國語言書寫方式後被急速拋棄。但它留下的痕迹始終存在，也絕對存在復甦的可能，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韓國還是越南，任何人想了解本國的歷史都不可能不認識象形文字。

然而，哪怕是在中國，強化文言文教育的路子也很難走得通，容易引發反感情緒，如何還能讓文言筆談重新成為國際通用語？

讓我們先觀察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困難所在——或許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世界進入筆談時代，漢字國際普及的兩個障礙已被掃除：

一是中文的發音問題，多音調讓很多人不適應。然而，文言筆談從來無關發音，上述日韓、韓越之間筆談交流的故事，都不涉及發音。如果國際使用者學習中文的目的首先是用於筆談，難度會大大降低。

二是寫字問題，很多外國人認為學寫漢字麻煩，且筆談總是需要紙筆。但當今世界人手一台智能設備（手機、電腦），需要學習的僅是在智能設備上輸入和辨識漢字，這是可以通過軟體輔助實現的，對於輸入法編程者，錄入ai（中）、love（英）、amour（法）獲得漢字「愛」，三種路徑並無本質區別。

象形文字相對拼音文字的最大優點是可以通過字形來辨識字義，學習者從一開始就在看「圖」識字，無需經歷學習拼音文字的死記硬背過程。

讀到這裡，你是否覺得我像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

恰恰相反，說了那麼多中文的優勢，只是為前文提到的「人造語言作為國際通用語」做鋪墊。

既然今天很多中國人學習和使用文言文都很困難，甚至需要強迫小孩死記硬背，文言文必須經過改良才能成為新的國際筆談語。

改良永遠不是難事。柴門霍夫創造的「希望語」，也可以看作一種吸收了外來元素、經過改良的拉丁語，歐洲人創造人工語言從未脫離過拉丁語。文言文和拉丁文有近似之處，語意穩定性極好，改良的潛力巨大。

怎麼辦？

把古代文言文改造成一門現代「國際希望文言」，需要做下面幾項工作：

·字根

根據現代語言的需求，尋找和確立基礎辭彙，是人造語言的關鍵。

實際是在同意和近意的多種選項里進行篩選的過程。

如第一人稱代詞，文言文「吾」、「余」，現代漢語「我」，網路用語「偶」，從中挑選出一個，忘記其他選項的存在。

如表示時間單位的「天」和「日」，「天」更接近印歐語（義大利語giorno，波蘭語dzień），「日」更具亞洲語言色彩，選擇哪一個，需要仔細考察。

大約需要500個漢字作為基礎辭彙。

很顯然，這是一項必須有語言學家介入的工作，而且是來自東亞多國的語言學家。我們需要從漢字的傳播過程里觀察其演變，從演變里尋找創新的可能。例如中文是「餐桌」，日語和韓語是「食卓」，在人造通用語里，我們或可寫為「食桌」。

·語法

為文言文確立語法系統並非難事，因為文言文本身就是一種講究規範的語言。

但為其建立一套適合現代人跨國學習和使用的語法系統，我們必須參考現代漢語，參考西方語言，也參考「希望語」等人工語。

具體地說，就是確定人稱、時態、格等語法概念的表達方式，確定基本句式，引入「是」的現代用法，在古代文言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套簡約、有效的書寫途徑。

例如，以「何」字為疑問詞確定疑問句的句式，「何」派生出「為何」（why）、如何（how）、「何時」（when）、「何處」（where）、「何人」（who）、「何種」（what kind）……

把疑問詞放在句首，例如：「何處爾去？」

這樣會產生一些讓我們略感詫異的新句式，但如果能方便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學習和使用，這點小犧牲值得去樂意接受。

·外來字元

如果沒有阿拉伯數字，世界文明進程或許會滯後很多年，羅馬數字和漢語數字都很影響書寫和辨識。

既然阿拉伯數字、標點符號可以進入現代漢語，把拉丁字母引進文言也完全可以接受。

學習一門新語言，僅僅學習各國國名就會耗費大量時間，例如「義大利」在波蘭語里是W?ochy，在匈牙利語里是Olaszország，和Italy像嗎？

但在筆談中，國名完全可以用國際標準字母代碼表示，例如「吾20180214離CN，經JP到US」。

需要用漢字音譯的專有名詞，如「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伊利亞特」，也可以使用拉丁字母。

·推廣

關鍵之關鍵。

學習語言，心理比技術更重要。「漢語太複雜」的成見在西方世界流傳已久，以至最後中國和中國的鄰國很多人都相信是這樣。

消除成見需要努力，也需要機遇。希望語當年風靡歐洲，有柴門霍夫的天才，更得益於和平主義、國際主義運動對其熱捧。西方拼音文字在當下筆談時代面臨危機，漢字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傑出的象形文字，應帶著自信去抓住這一機遇。

如果我們挑選出500個漢字作為國際希望文言的基礎詞，用科技手段拍攝500部微電影，講述它們的故事，讓外國人在短時間內學會辨識漢字將不是難事。

我說的「微電影故事」不是講述它們從最早的象形字如何演化成今天的形態。而是直接從今天的形態出發，用影像技術激發聯想，提供簡易的理解記憶途徑，從「木」到「林」，從「木」到「桌」，從「車」到「軍」——「桌」可以影像為木台上穩穩地放著一個油瓶……軍可以影像化為汽車套上裝甲……

到底是選擇繁體字、簡體字還是日制漢字？並無差別。選擇最方便製作影像、激發聯想、輔助記憶的一種。

每天通過微電影學習幾個漢字，不必學習發音，外加一套易懂易用的語法規則，再搭配多語種輸入中文的軟體，讓漢字得到更快速更廣泛的學習、「國際希望文言」筆談得到一定規模的熱捧不是難事，甚至可以成為大範圍熱點。

國際希望文言很難挑戰英語的霸權，英語好比電腦操作系統里windows，取代它不容易，但我們至少可以做一套討人喜歡的Linux系統，不斷吸引人加入使用和推廣、並參與改進，爭取讓其成為人工語言里的Linux Mint——目前在免費操作系統排行榜上位列榜首的Linux發行版。

不倫不類的人造通用語有何存在意義？

「何處爾去？」、「食桌」、「何時爾從UK回？」

上文提到的例子，或許引發提問——創造一門遷就外國人、非古非今、不倫不類的人造通用語有何意義？

這裡涉及普通人對語言現象常有的另一個誤解。人造通用語不是取代任何語言，而是一種「輔助語」，除了輔助人們在國際交往中實現位置平等的對話，還有一個獨特效果：為學習非人造語言提供幫助。

英國人學習歐洲語言有相當難度，一項實驗結果標明，如果讓中小學生同時學習希望語，他們學習各種歐洲語言的難度會減小很多。

同理，一個學會500個漢字、能用 「國際希望文言」筆談的外國人，如果想進一步學習現代漢語，難度會更小。

如果中國小孩在「強化古文教育」的各種苦背之前學過「國際希望文言」，對古文的陌生感也會極大降低。

此外，在字根上多吸收日韓越等國的不同書寫，讓小孩了解漢字在歷史上的傳播過程，也可以改變我們在西方人影響之下不由自主地形成的成見——不知道中文在長久年月里曾是一門受人喜愛的國際通用語。

這是一份創業計劃嗎？不是。

就像上文提到的Linux，創造「國際希望文言」，可比作一份開放源代碼的事業，需要很多熱心人，最早的創意來自誰毫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中文象形字的潛力和希望，將其放到國際語境中，帶著熱情去共享和創造。

帶著個人利益、國家榮譽目的去創造國際通用語，是行不通的。利益、榮譽的背後是權力，語言里的權力意識極易引發反感、抵觸和抵制。

嚴復是個例子。他曾試圖對抗「和制漢語」入侵，創造了「拓都」（total）、「群學」（社會學）、「名學」（邏輯）、「天直」（權利）、「民直」（權利）等新詞。

對抗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嚴復的創造並非一無是處，歸根結底是權力意識作祟。他否認了中文的國際性、否認了漢字在漢字文化圈裡一直自由流動的事實。日本人用漢字造新詞，並未脫離漢字，中國人採納日譯辭彙，也不意味著承認日本人從此佔據漢字的所有權或解釋權，中日在文字上是共享關係，倒是嚴復把漢字視作宗主權。

真正的遺留問題是，日語創造新詞雖態度嚴謹，卻也不免有倉促之處，中文吸收過來更加倉促。東方語言原本言簡意賅的精妙特徵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損傷。

用文言來做對照，大多數語境里，一個「簡」字可以替代簡單、簡潔、簡約、簡樸、簡明、簡便、簡括、簡略、簡短、簡練等多個雙音節辭彙，然而，也是在大多數現代語境里，「簡」字單用的可能性被新詞扼制。

現代漢語未來發展的一大威脅在於，它始終處於「被動回應」狀態，必須總是複合漢字去承載來自西方的各種新概念，「資本主義」、「基地組織」、「後真相」……

在真實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這些新概念佔據多大比例？在大量的新詞里，單個漢字的含義逐漸被吞噬，漢字略有成為辭彙音節的趨勢——我不敢做聳人聽聞的預測，但深刻擔心有一天漢字會丟失表意文字的根基。

這是為什麼我認為人造語言的方向是「國際希望文言」，而不是「國際希望現代中文」。文言的再創造，另一個目的是重新審視現代漢語和日語在100多年前造新詞的過程。

在一種人造的國際通用語里，哪些新詞必須保留？哪些可在大多數語境里被單字代替？哪些可被更好的漢字組合取代？漢字可以在回溯中發掘出巨大的自身價值和潛力，筆談時代今又來，我們不應再害怕一個漢字原本可以表述好幾個英語詞，這不是一種羞恥，放在筆談的具體語境里不會有達意障礙。

（本文原標題：《世界筆談時代，漢字應看到自身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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