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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漢字將成為這個時代的世界語

【編者按】關於中文的未來發展前景,參見作者上一篇文章《學了多門外語之後,我認為英語有明顯的缺陷》,以及此前安德魯·羅伯茨先生討論英文的文章《感謝中國,讓英語成為全球第一的語言》。

安德魯·羅伯茨認為,如果全世界都使用英語,將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對於英語母語者,這種美好可以成立,亦是美好的特權,他們在世界面前可以始終保持解釋權。

對於非英語母語者,且不論英語學習難易,即使能基本運用,稍有不慎也可能掉入蘇亞雷斯式超現實電影劇本,犯下莫須有的文化罪。

一些人充滿美好期待,另一些人面臨諸多困難。任何一種民族語言擔任國際通用語,都會出現同類問題。

19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在歐洲遍地開花,國際和平人士越發意識到,有必要人工創造新的國際通用語,消除使用者之間的位置不平等。

希望語的啟示和遺產

各種各樣的人工國際語里,波蘭眼科醫生柴門霍夫(1859—1917)創造的「希望語」影響最深遠。1887年,28歲的柴門霍夫以筆名「希望醫生」(Doktoro Esperanto)在華沙出版《第一本書》,標誌著「希望語」(Esperanto)的誕生,中文也稱其為「世界語」。

希望語吸收了日耳曼、拉丁、希臘、斯拉夫、希伯來等多種語言辭彙,改造出一套規範的字根,語法儘可能簡約。柴門霍夫不想取代任何語言,只是提供一種國際輔助語,避免不同母語者彼此交流時必須選擇一個大國語言,拋棄小國語言或小語種。

希望語深受歐洲和平主義者歡迎。1905年,希望語學者們在法國集會,制定了行動綱領,從此,「希望語」不再是柴門霍夫的發明,演化為「希望語運動」。

公開支持或學習「希望語」的知名人士很多,包括凡爾納、托爾斯泰、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多任教皇。匈牙利裔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兒時在家裡和父母說希望語。

希望語運動在20世紀初聲勢浩大,也因此不幸捲入與民族主義、極權主義的尖銳衝突,其遭遇就像20世紀中歐國家絕望的命運——先希特勒,後斯大林。

希特勒視希望語為猶太產物,柴門霍夫三個子女都被納粹殺害。斯大林則先幫助希望語運動在蘇聯開展,待其有了規模,又以間諜之名迫害其成員,最後解散該組織。

希望語運動早已偃旗息鼓,但它給人類留下了啟示:人造語言的道路是可行的。

帶著今天的全球視野考察「希望語」,它的致命缺陷顯而易見:辭彙依賴歐洲語言。

對歐洲人,「希望語」易懂易學。對亞洲人和非洲人,其難度不小於西班牙語或義大利語。

如果辭彙不以歐洲語言為主體,而是平均地來自世界各地,是否會更好一些?這裡又冒出一個新問題:拼音文字的語義強制記憶。

任何人初學陌生的拼音語言,在語音和語義之間建立聯繫,都需要經過強制灌注的過程,不停地讀、背、記。

以我學英語的經歷為例。

我學英語很輕鬆,因為父親是中學英語老師。我從小聽著can/may/must、「不定式」、「過去分詞」、「完成時態」、「定語從句」長大,這是一種特權。

對於周圍的同學,一切都是陌生和初識,一切都要強制裝入大腦,mad為何就是瘋,math為何就是數學,sheep為何就是綿羊,ship為何就是輪船?

儘管老師嚴厲禁止,很多小孩還是會用四川話給英語詞注音:school是撕褲兒,math是媽死,bus是爸死,come是炕,go是狗,goes是狗日,girls是狗兒日。

作為「特權者」,過去我瞧不起同學這樣做。20多年過去,對語言有了更多認識,我明白他們的舉動完全可以理解。

我學習超級陌生的匈牙利語,同樣試圖用中文輔助記憶,在音義之間建立聯繫。例如,匈牙利語的「湖」是tó,我用中文的「沱」去記憶,匈牙利語「石頭」是k

?,我對應中文「磕」。

拼音文字的危機

一個人先學會現代英語,再依次閱讀近古英語、中古英語和古英語,會越來越陌生。

這是語言演化的自然規律,如果不用象形文字、而用拼音記錄2000年、1000年、500年前的漢語,也會讓我們感到同樣的陌生。

歐洲現代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官方機構普遍有一種傾向,試圖永久固定民族語言的讀音和書寫形式。這種傾向在IT時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例如,長久使用電腦和手機之後,很多中國人發現自己總是忘記怎麼寫漢字。這並不說明漢字寫起來很複雜,類似的問題在西方語言里普遍存在,甚至更嚴重。

歐美有不少教育人士非常擔憂網路語言對規範書寫的侵蝕。2017年初,600個義大利大學老師上書政府,要求加強中小學語文教學,因為現在很多大學生進大學第一件事是補習義大利語。

在法國,極右領導人勒龐競選總統時的施政方案包括:中小學生應該至少50%時間學習法語。

IT時代,不少中文網路流行語的出現是因為惡搞和逗趣,如「大濕」代替「大師」,拼音文字遭到衝擊,源頭卻在自身。

網路讓人類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筆談」時代,拼音文字里一些辭彙位元組很長,詞和詞中間需要空格,為節省空間,人們不得不另闢蹊徑,例如英語u取代you, thx取代thanks, 義大利語k或ke取代che……

有一天,英國的官方機構是否會認可u在正式文本中取代you?

如果我們拿兩個中國年輕人的手機筆談和兩個英國年輕人相比,哪一種筆談對母語書寫形態的侵蝕更大?毫無疑問是英語——英語詞在手機筆談中很容易被省略成一組輔音,形態上朝著阿拉伯語發展,而中文即使簡略到「好!謝!」,漢字仍然是完整的,不會只剩幾個偏旁部首。

安德魯·羅伯茨的大錯就在此。中文的根基不在於今日漢語普通話的發音系統,而在世代傳承的漢字書寫系統,其存在形式和拼音文字有巨大差異。我父母說的是「川湯普通話」,我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根本不會普通話,但方言和普通話的巨大差異不影響他們是漢語母語者這個事實,因為漢字書寫辨識系統才是真實的「母語」。

筆談時代今又來

漢字書寫系統也以同樣的方式成為「通用語」,適用範圍始終跨越了帝國、王朝、民族國家的疆界,是東亞地區跨越族別、國別的「筆談」通用語。

漢字書寫形態在過去2000年時間裡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性,沒有因為語音、時代的變遷而面目全非,這在世界範圍內非常罕有。

孔飛力寫作《叫魂》的初始目的是研究中華帝國內部的(筆談)通訊系統,此處常被忽略。實際這是西方學者對中國歷史始終感到好奇的一個地方——中華帝國統治者到底如何在如此龐大的疆域之內、不同方言或語言之間準確地傳遞信息、實現有效統治?

也很少有人去問,昔日東亞地區跨國交往,例如江戶時代日本、朝鮮、安南的交往,使用什麼語言?

2001年我第一次出國採訪,在韓國濟州島西歸浦的市政府辦公室,發現書櫃里塞滿100多年前的當地縣誌,外皮上全是繁體中文。

在東亞多國同時使用漢字作為記錄符號的時代,中文文言作為國際通用語非常準確、高效。古時的濟州島絕無今日之發達,很多島民是漁民。然而,如果一艘日本船靠岸躲避海上風暴,船員可以用紙筆和當地人實現交流。

文言筆談的影響之深遠和寬廣遠遠超越我們今天的想像,它的很多使用場合併無中國人當場見證。越南戰爭期間,曾有韓國軍人用漢字筆談和越南當地村長交流,讓無辜村民躲過了美軍的轟炸。

中國東南西北在口語、生活習慣、種族來源上始終存在巨大差異,但這些差異從未走向單獨的文化演進過程,這和文言筆談作為標準通訊語言亦有密切聯繫。

文言筆談在近現代東亞諸國改革本國語言書寫方式後被急速拋棄。但它留下的痕迹始終存在,也絕對存在復甦的可能,無論是在中國、日本、韓國還是越南,任何人想了解本國的歷史都不可能不認識象形文字。

然而,哪怕是在中國,強化文言文教育的路子也很難走得通,容易引發反感情緒,如何還能讓文言筆談重新成為國際通用語?

讓我們先觀察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困難所在——或許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世界進入筆談時代,漢字國際普及的兩個障礙已被掃除:

一是中文的發音問題,多音調讓很多人不適應。然而,文言筆談從來無關發音,上述日韓、韓越之間筆談交流的故事,都不涉及發音。如果國際使用者學習中文的目的首先是用於筆談,難度會大大降低。

二是寫字問題,很多外國人認為學寫漢字麻煩,且筆談總是需要紙筆。但當今世界人手一台智能設備(手機、電腦),需要學習的僅是在智能設備上輸入和辨識漢字,這是可以通過軟體輔助實現的,對於輸入法編程者,錄入ai(中)、love(英)、amour(法)獲得漢字「愛」,三種路徑並無本質區別。

象形文字相對拼音文字的最大優點是可以通過字形來辨識字義,學習者從一開始就在看「圖」識字,無需經歷學習拼音文字的死記硬背過程。

讀到這裡,你是否覺得我像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

恰恰相反,說了那麼多中文的優勢,只是為前文提到的「人造語言作為國際通用語」做鋪墊。

既然今天很多中國人學習和使用文言文都很困難,甚至需要強迫小孩死記硬背,文言文必須經過改良才能成為新的國際筆談語。

改良永遠不是難事。柴門霍夫創造的「希望語」,也可以看作一種吸收了外來元素、經過改良的拉丁語,歐洲人創造人工語言從未脫離過拉丁語。文言文和拉丁文有近似之處,語意穩定性極好,改良的潛力巨大。

怎麼辦?

把古代文言文改造成一門現代「國際希望文言」,需要做下面幾項工作:

·字根

根據現代語言的需求,尋找和確立基礎辭彙,是人造語言的關鍵。

實際是在同意和近意的多種選項里進行篩選的過程。

如第一人稱代詞,文言文「吾」、「余」,現代漢語「我」,網路用語「偶」,從中挑選出一個,忘記其他選項的存在。

如表示時間單位的「天」和「日」,「天」更接近印歐語(義大利語giorno,波蘭語dzień),「日」更具亞洲語言色彩,選擇哪一個,需要仔細考察。

大約需要500個漢字作為基礎辭彙。

很顯然,這是一項必須有語言學家介入的工作,而且是來自東亞多國的語言學家。我們需要從漢字的傳播過程里觀察其演變,從演變里尋找創新的可能。例如中文是「餐桌」,日語和韓語是「食卓」,在人造通用語里,我們或可寫為「食桌」。

·語法

為文言文確立語法系統並非難事,因為文言文本身就是一種講究規範的語言。

但為其建立一套適合現代人跨國學習和使用的語法系統,我們必須參考現代漢語,參考西方語言,也參考「希望語」等人工語。

具體地說,就是確定人稱、時態、格等語法概念的表達方式,確定基本句式,引入「是」的現代用法,在古代文言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套簡約、有效的書寫途徑。

例如,以「何」字為疑問詞確定疑問句的句式,「何」派生出「為何」(why)、如何(how)、「何時」(when)、「何處」(where)、「何人」(who)、「何種」(what kind)……

把疑問詞放在句首,例如:「何處爾去?」

這樣會產生一些讓我們略感詫異的新句式,但如果能方便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學習和使用,這點小犧牲值得去樂意接受。

·外來字元

如果沒有阿拉伯數字,世界文明進程或許會滯後很多年,羅馬數字和漢語數字都很影響書寫和辨識。

既然阿拉伯數字、標點符號可以進入現代漢語,把拉丁字母引進文言也完全可以接受。

學習一門新語言,僅僅學習各國國名就會耗費大量時間,例如「義大利」在波蘭語里是W?ochy,在匈牙利語里是Olaszország,和Italy像嗎?

但在筆談中,國名完全可以用國際標準字母代碼表示,例如「吾20180214離CN,經JP到US」。

需要用漢字音譯的專有名詞,如「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伊利亞特」,也可以使用拉丁字母。

·推廣

關鍵之關鍵。

學習語言,心理比技術更重要。「漢語太複雜」的成見在西方世界流傳已久,以至最後中國和中國的鄰國很多人都相信是這樣。

消除成見需要努力,也需要機遇。希望語當年風靡歐洲,有柴門霍夫的天才,更得益於和平主義、國際主義運動對其熱捧。西方拼音文字在當下筆談時代面臨危機,漢字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傑出的象形文字,應帶著自信去抓住這一機遇。

如果我們挑選出500個漢字作為國際希望文言的基礎詞,用科技手段拍攝500部微電影,講述它們的故事,讓外國人在短時間內學會辨識漢字將不是難事。

我說的「微電影故事」不是講述它們從最早的象形字如何演化成今天的形態。而是直接從今天的形態出發,用影像技術激發聯想,提供簡易的理解記憶途徑,從「木」到「林」,從「木」到「桌」,從「車」到「軍」——「桌」可以影像為木台上穩穩地放著一個油瓶……軍可以影像化為汽車套上裝甲……

到底是選擇繁體字、簡體字還是日制漢字?並無差別。選擇最方便製作影像、激發聯想、輔助記憶的一種。

每天通過微電影學習幾個漢字,不必學習發音,外加一套易懂易用的語法規則,再搭配多語種輸入中文的軟體,讓漢字得到更快速更廣泛的學習、「國際希望文言」筆談得到一定規模的熱捧不是難事,甚至可以成為大範圍熱點。

國際希望文言很難挑戰英語的霸權,英語好比電腦操作系統里windows,取代它不容易,但我們至少可以做一套討人喜歡的Linux系統,不斷吸引人加入使用和推廣、並參與改進,爭取讓其成為人工語言里的Linux Mint——目前在免費操作系統排行榜上位列榜首的Linux發行版。

不倫不類的人造通用語有何存在意義?

「何處爾去?」、「食桌」、「何時爾從UK回?」

上文提到的例子,或許引發提問——創造一門遷就外國人、非古非今、不倫不類的人造通用語有何意義?

這裡涉及普通人對語言現象常有的另一個誤解。人造通用語不是取代任何語言,而是一種「輔助語」,除了輔助人們在國際交往中實現位置平等的對話,還有一個獨特效果:為學習非人造語言提供幫助。

英國人學習歐洲語言有相當難度,一項實驗結果標明,如果讓中小學生同時學習希望語,他們學習各種歐洲語言的難度會減小很多。

同理,一個學會500個漢字、能用 「國際希望文言」筆談的外國人,如果想進一步學習現代漢語,難度會更小。

如果中國小孩在「強化古文教育」的各種苦背之前學過「國際希望文言」,對古文的陌生感也會極大降低。

此外,在字根上多吸收日韓越等國的不同書寫,讓小孩了解漢字在歷史上的傳播過程,也可以改變我們在西方人影響之下不由自主地形成的成見——不知道中文在長久年月里曾是一門受人喜愛的國際通用語。

這是一份創業計劃嗎?不是。

就像上文提到的Linux,創造「國際希望文言」,可比作一份開放源代碼的事業,需要很多熱心人,最早的創意來自誰毫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中文象形字的潛力和希望,將其放到國際語境中,帶著熱情去共享和創造。

帶著個人利益、國家榮譽目的去創造國際通用語,是行不通的。利益、榮譽的背後是權力,語言里的權力意識極易引發反感、抵觸和抵制。

嚴復是個例子。他曾試圖對抗「和制漢語」入侵,創造了「拓都」(total)、「群學」(社會學)、「名學」(邏輯)、「天直」(權利)、「民直」(權利)等新詞。

對抗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嚴復的創造並非一無是處,歸根結底是權力意識作祟。他否認了中文的國際性、否認了漢字在漢字文化圈裡一直自由流動的事實。日本人用漢字造新詞,並未脫離漢字,中國人採納日譯辭彙,也不意味著承認日本人從此佔據漢字的所有權或解釋權,中日在文字上是共享關係,倒是嚴復把漢字視作宗主權。

真正的遺留問題是,日語創造新詞雖態度嚴謹,卻也不免有倉促之處,中文吸收過來更加倉促。東方語言原本言簡意賅的精妙特徵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損傷。

用文言來做對照,大多數語境里,一個「簡」字可以替代簡單、簡潔、簡約、簡樸、簡明、簡便、簡括、簡略、簡短、簡練等多個雙音節辭彙,然而,也是在大多數現代語境里,「簡」字單用的可能性被新詞扼制。

現代漢語未來發展的一大威脅在於,它始終處於「被動回應」狀態,必須總是複合漢字去承載來自西方的各種新概念,「資本主義」、「基地組織」、「後真相」……

在真實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這些新概念佔據多大比例?在大量的新詞里,單個漢字的含義逐漸被吞噬,漢字略有成為辭彙音節的趨勢——我不敢做聳人聽聞的預測,但深刻擔心有一天漢字會丟失表意文字的根基。

這是為什麼我認為人造語言的方向是「國際希望文言」,而不是「國際希望現代中文」。文言的再創造,另一個目的是重新審視現代漢語和日語在100多年前造新詞的過程。

在一種人造的國際通用語里,哪些新詞必須保留?哪些可在大多數語境里被單字代替?哪些可被更好的漢字組合取代?漢字可以在回溯中發掘出巨大的自身價值和潛力,筆談時代今又來,我們不應再害怕一個漢字原本可以表述好幾個英語詞,這不是一種羞恥,放在筆談的具體語境里不會有達意障礙。

(本文原標題:《世界筆談時代,漢字應看到自身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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