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四次「教材」修改

教材的編寫和改革以符合時代要求為準則，以使其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徵。其實在中國古代，「教材」改革一直沒有間斷過。爬疏歷史不難發現，大的教材改革至少有以下四次：

漢朝「興太學」，採用「寬進嚴出」的制度，學生入學不考，但在選拔當官環節，要參加「課試」。「課試」採用「射策」之法，即將考題(「策」放在桌子上,由學生隨機抽取(「射」)答題太學生當時主要學習的教材,是《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五經」，考試時便圍繞五經出題，這就是漢代的「五經課試法」。這應是歷史上官學的第一套標準教材。

唐朝在漢朝的基礎上，對這套以五經為主的教材進行了第一次比較大的修訂，但教材所宗還是《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唐太宗下詔修訂，由大儒孔穎達主持教材的修訂，於公元642年編成，定名《五經正義》，凡百七十卷。此後十餘年間，又幾經增訂修改，於公元653年頒行天下，由此確定為唐朝各級各類官學的統一教材，每年的明經科舉考試，都以此套教材為準。

宋朝有兩次大的教材改革。一是北宋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在王安石的推動下，宋神宗頒布《周官新義》、《詩經新義》、《書經新義》合稱為《三經新義》。對照漢唐兩朝的「五經「教材，王安石只保留了《詩經》和《尚書》兩經，其餘《周易》、《禮記》、《春秋》三經皆不再列入教材中。而《周官新義》則是王安石為推行熙寧變法而編撰的政治、倫理著作，排在《三經新義》之首，頒賜給宗室、大學及諸州府學，作為宋朝學生必讀的教科書。這次教材改革還有一個大的變化，就是王安石首次將《論語》和《孟子》列為兼經，定為士人應考的必讀教材。

南宋寧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推行的教科書改革。這次改革以朱熹編訂的《四書集注》(即《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大學集注》、《中庸集注》)為欽定教科書。

這個以《四書集注》為主的教科書版本為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由南宋始而至元、明、清三朝《四書集注》以無可撼動的地位，成為官學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四書集注》作為理學的重要著作，被統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宇皆為真理的高度，對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思想產生了深遠巨大的影響。由這一時期開始，「四書五經」的官方教材形成，明清兩朝的八股文考試，皆由此取題。

「四書五經」飲定教材在統治了中國官辦教育數百年後，在晚清終於壽終正寢。西學的傳播和洋務運動，使原來鐵板一塊的官方教材不得不進行時代的變革。1904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並准囊世凱、張之洞等改革大臣的建議，救令學務大臣頒發新版教科書。這個時期的教料書，舉凡自然科學、經濟等新學皆為首次出現。至此，一個以新學為主要教材的時代從此到來，《四書集注》遂爾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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