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姜文你能不能給我道個歉,能不能
作者/馮小剛
我愛聊天,
但非常害怕和姜文聊。
我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累,
跟不上他,
愣往上跟又很做作,
掌握不了話語權,
談話顯得非常被動。
一位導演對我說過這樣一番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也得是酒。你拍的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最後還是葡萄。有一些導演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知道電影應該是酒,但沒有釀造的過程,上來就是一口酒,結束時還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這酒既不是葡萄釀造的,也不是糧食釀造的,是化學原料勾兌出來的。小剛,你應該把葡萄釀成酒,不能僅僅滿足於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我聽到過很多對我電影的批評,大多是圍繞著「商業」兩個字進行的。這位導演的批評卻超越了這些表面現象,說出了問題的實質。
這位導演名叫姜文。
姜文是巴頓,我是《加里森敢死隊》里藏心眼兒的小隊長
我給姜文拍過《北京人在紐約》,他給我拍過《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很少來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個電話。我愛聊天,但非常害怕和姜文聊。我覺得跟他說話特別費勁——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話語權,談話顯得非常被動。
電影對於姜文來說,是非常神聖的一件事,也是非常令他傷神的一件事。他認為應該由最愛電影的人來從事這一職業。這種愛應該非常單純,不顧一切,不能摻雜別的東西。
對照這一標準,我總有不好意思的感覺,像做了對不起電影的事,把拍電影庸俗化了,因為我基本上還處於把電影當飯吃,為了保住飯碗必須急中生智、克敵制勝的檔次。這可能和我的處境有關,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不能把所有的東西都押在上面,奮不顧身只為登頂。我首先考慮的是,如果輸了,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
就像一場戰爭,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頓那號人從心裡熱愛戰爭,想法非常單純,目的只有一個——在戰爭中成為最牛的勝利者;加里森敢死隊的哥兒幾個雖然打起仗來也很敬業,卻個個心懷鬼胎,留著後路。巴頓如果戰敗了,叫戰犯,屬於統戰對象,能進政協;加里森敢死隊那哥兒幾個如果戰敗了,就被拉出去槍斃了。巴頓是不怕付出慘重代價的,重在過癮;加里森敢死隊的哥兒幾個卻絕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保住小命,必須確保勝利,還不能犧牲。兩類戰爭的參與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戰爭,巴頓會把話語權牢牢把握在手,小哥兒幾個只有聽的份兒。
拍《甲方乙方》時,巴頓的首選是姜文,請不來才換成英達。抬起杠來,英達、姜文的聰明智慧非常夠用。因為這一點,他們在談話中永遠保持著勝利者的姿態。姜文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你不能這樣吧?」每次我聽到這樣的句子,直接反應就是,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了。事後,我又問自己,我哪樣了?久而久之,我萌生了一個願望,迫切地想聽到他在把所有的聰明智慧都用上時,說一聲「我錯了」。
姜文和馬曉晴幹起來了,馬曉晴崩潰了
1991年,拍《北京人在紐約》時,我們住在紐約長島奧伊斯特貝小鎮。一天晚上,晚飯前,幾個人坐在客廳里看電視。電視里播放了一段僅有幾十秒鐘的電影預告,是影片《桂河大橋》。馬曉晴和姜文為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衛·尼文發生了爭執。
馬曉晴堅持認為《桂河大橋》的主演是大衛·尼文,姜文則斷然予以否認。他告訴馬曉晴:「《桂河大橋》里沒有大衛·尼文,但這部影片的導演叫大衛·里恩,得過奧斯卡獎。這部電影我看過七遍。」
他們向劇組的錄音師李學雷求證。學雷是電影學院畢業的,看過無數電影。學雷說,好像是大衛·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氣歪了,一口咬定,誰說是都沒用,絕對沒有大衛·尼文的事兒。為此,姜文和馬曉晴打賭,贏家有權對輸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劇組的人也分成兩派:以鄭曉龍為首的一大幫人堅信姜文不會有誤,站在姜文一邊;我和艾未未站在馬曉晴一邊。我當時還沒看過《桂河大橋》,但我希望姜文輸。我答應開車拉馬曉晴去租錄像帶,條件只有一個:馬曉晴若是贏了,讓姜文當著大家的面說「我錯了」。
我們開了一個小時的車,來到曼哈頓。艾未未把我和馬曉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帶子。十幾分鐘後,他回來了,臉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訴馬曉晴她得了癌症一樣。未未說:「曉晴,咱們輸了。我沒有在錄像帶的封面上找到該死的大衛·尼文。」
當時,馬曉晴幾乎喪失了回奧伊斯特貝的勇氣,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們陪著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搖滾樂酒吧耗到午夜才回去。
回到劇組後,我們發現大家都沒睡,幾乎全體等在客廳里。印象中,我是溜著邊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著馬曉晴走到人群中。
馬曉晴對姜文說:「你贏了。」
姜文說:「那就按說好的,我可以對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興奮,不知道姜文要如何處置馬曉晴。
姜文讓馬曉晴坐在椅子上,對她說:「我就是想告訴你,心裡沒數的事,別跟人打賭,尤其是別跟我在電影上抬杠。」
事後,馬曉晴說:「這件事對我的打擊特別大。」
我對她說:「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認一回輸,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以後一定得知道自己穩贏再和他抬杠。」
從那以後,我也落下一個毛病:凡是姜老師說的話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師做的事就拍手叫好。我覺得他就不可能錯,他太聰明了。
淤出來的聰明
終於有一天,我找到了姜文的破綻。每次我見到他,都想對他說,但見了面,又把溜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我覺得這話說出來可能會得罪他,還是別給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後,我又後悔,覺得還是應該告訴他。畢竟姜老師也誠實地指出過我的軟肋,在我找不著北時,給我敲過一次警鐘。
幾年前,一個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對我說,他曾聽到姜文對電影《活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據說姜文是這麼認為的:「活著」是一個動詞,電影里被當成名詞使用了。福貴為了「活著」,內心應該是非常主動的。他聽到家鄉土改槍斃地主的消息,預見到了自己的下場。為了「活著」,他應該主動放棄,利用一場賭博把土地和家業輸得精光,從此淪為貧農。結果,他如願以償,躲過一劫,活了下來。
把「活著」當成動詞,由此把握福貴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這是葛優演的福貴斷然不會想到的,看得出來姜老師是何等聰明,對「活著」的理解又是何等充滿智慧。每到這時,我都在想,能和這樣的演員合作,導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細一琢磨,我又覺得不大對勁。如果福貴真的這麼有智慧,這麼主動,我們還能被他的苦難刺痛嗎?
我這個人自身的問題是「怎樣才能做到最好」;姜老師則不然,他自身的問題應該是「如何能夠節制他的才華」。對於他來說,最大的敵人就是淤出來的聰明。
最後,我要說的是,儘管姜老師有失誤,但不能掩蓋他對中國電影的貢獻。過去、現在、將來,他無疑都是我最喜歡的中國導演之一。
注1:原文由馮小剛導演撰寫,本文對標題、小標題做了修改。
注2:「淤出來的聰明」,意指不可限量、不能自抑的聰明,如同熬湯時的「溢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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