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到底有多少類？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分類
在春秋戰國諸子的著作中，對於諸子百家就有不少論述。戰國中期的《孟子·滕文公》等篇論及儒、墨、楊朱以及農家許行，還有主張耕戰的法家和兵家。《墨子·非儒》抨擊儒家。《莊子》的《天下》、《駢姆》等篇將諸子分為六類，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十二位思想家也分為六類來評論。《韓非子·顯學》主要評論儒、墨，也兼及楊朱等派別。《呂氏春秋·不二》論及老聃、孔子、墨子、關尹、列子、陳(田)駢、陽生(即楊朱)、孫臏、王廖、兒良等十一位思想家的特點。
關於「諸子百家」這個說法的來歷，首見於《漢書·藝文志》：「諸子百八十九家。後人稱為「諸子百家。」按照時間順序，大致有老子、孔子、關尹、孫武、墨子、楊朱、子夏、吳起、商鞅、申不害、許行、宋鈃、田駢、孫臏、孟子、莊子、惠施、慎到、尹文、荀子、鄒衍、韓非、公孫龍、張儀、蘇秦、呂不韋、尉繚等等。
最先將「諸子百家」歸納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見於西漢初期的太史公司馬談(司馬遷之父)的《論六家要指》（《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西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在《淮南子?要略》中論述了先秦學術的發展，主要論孔子與儒者之學、墨子、管子、晏子以及「縱橫修短」、「刑名之書」和「商鞅之法」。西漢末年的劉歆和東漢的班固則認為，主要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有時又略去小說家，認為「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從諸子百家起源來分類的幾種學說
首先是《莊子·天下》倡導諸子百家出於「六經」之說；其次是班固根據劉歆的《七略》，在《漢書?藝文志》中提出諸子出於王官之說；第三是《淮南子·要略》提出諸子出於「應世之急」說。從漢代以後到近代的胡適，基本上沒有突破以上三種學說。
侯外廬認為，這三種學說，「其正誤參半之處姑且不論，充其量只是對春秋戰國之際諸子學說的『所以誕生』有所探究」。（《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而其中第一種與第二種，有相通之處。主張第二種即「王官」說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指出，諸子百家雖各有短長，但「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即是說，諸子百家的要指都是由「六經」演變出來的。而王官又是掌管「六經」的。章學誠《校讎通義》認為，《易》由太卜掌管，《書》藏於外史，《禮》保存在宗伯那裡，《樂》隸屬於司樂保管，《詩》收藏於太師之處，《春秋》儲存於國史手中。可見，王官說與「六經」說，就實質而論是一樣的，只不過表述的形式不同而已。《莊子?天下》指出，《詩》是用來講明事理的，《禮》是用來講明行為規範的，《樂》是用來表達和氣舒適的，《易》是用來表達陰陽變化的，《春秋》是用來表達褒貶、定其名分的。「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而道之。」即「六經」的陳跡，散入各國，流布民間，諸子百家往往引用稱道。這段話把諸子百家思想資料的來源說得很清楚。可見，王官說與「六經」說；就其思想資料來源而論，是相同的。而《漢書?藝文志》認為，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吏官，陰陽家出於羲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出於稗官。這裡僅就思想資料的繼承而言，與「六經」說是一致的。因為春秋以前「學在官府」，沒有私人講學和著述之說。由此看來，「六經」說與「王官」說，「對春秋戰國之際諸子學說的『所以誕生』有所探究」，僅僅是從思想資料的來源方面來進行的。當然這遠遠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因此，這兩說僅從思想資料來源來對諸子百家進行分類，顯然是不夠的。
以上兩說在歷史上頗有影響，不少名家都如此主張。如章太炎《諸子略說》主王官說，並詳為之解。而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有《諸子不出王官論》，贊同《淮南子?要略》的諸子出於「應世之急」說，並駁斥章太炎之說。應該說「應世之急」說所論學術之發生、發展，緊扣時代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比僅從思想資料的來源來分類要進步。當然它本身仍有不足之處。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以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諸子百家的形成，突破了上述諸說的舊框框。他認為，任何新學說，其根源都深藏於經濟的事實之中，因此必須從土地制度和階級關係上來論述諸子百家的起源。在西周，因為「土地既然被氏族貴族公有制支配著?國民階級既然沒有在歷史上登場，則思想意識的生產……只有在氏族貴族的範圍之內發展，不會走到民間。」而要打破這種格局，「唯一關鍵在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春秋髮現了鐵，則顯然是此種改變的主要物質根據。同時，也因為階級的分化，出現了私學思想家，開始了嚴密語義的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7—32頁）這種觀點才開闢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研究的新階段。
先秦諸子分為「六家」或「十家」的長處與不足
司馬談把先秦諸子劃分為「六家」，劉歆、班固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為「十家」或「九流」。應該說這對於春秋戰國思想的研究是有貢獻的。但是也應指出，這些劃分並不全面。比如楊朱學派在當時思想界的影響頗大，孟子常把他們與墨家相提並論。而且楊朱與老子、莊子不同，其階級立場更不一樣，不宜列入道家，而應該是獨立的一家。若是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來套，勉強將其歸入道家，甚至說成是道家的始祖，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而兵家在《呂氏春秋?不二》中就提到「孫臏貴勢」，並與老子、孔子、墨子等並列。兵家的代表人物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對後世軍事史和思想史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就是當時，因為戰爭的頻繁，兵家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在「六家」或「十家」中卻沒有兵家。《漢書?藝文志》把兵家的著作或者列入道家，或者列入雜家，這樣歸類當然是不科學的。不過，班固並未否認兵家的存在。《漢書?藝文志》指出：「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看來他認為「諸子十家」出於王官，而把兵家作為王官之武備。然而既列縱橫家而不列兵家，有點說不過去。縱橫家朝秦暮楚，頗能興風作浪。但是就其學術而言，實在談不上，遠不如兵家。因此，我們應該把兵家單獨列為一家。
還應指出，一家之中，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他們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間也有很大的區別。根據韓非所說，孔子死後，儒家分裂為八派：「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子》卷十九《顯學》）。墨子死後，墨家分裂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韓非子》卷十九《顯學》）在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應屬一派，即思孟學派；孫氏之儒，即荀子一派。在戰國時期的儒家，影響較大的就是這兩派。孟子和荀子都不是簡單地繼承孔子，而是各有發展。孟、荀之間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可見，同為儒家，差異卻相當大。道家也有類似的情況，稷下學宮的宋鈃、尹文的思想和老子、莊子的思想頗多不同。如果以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的不同回答作標準來分析「諸子百家」，就會發現，兩者雖然同屬一家，但在哲學上卻往往分屬不同的哲學陣營；相反，分屬兩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學上卻屬於同一陣營。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學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而荀子哲學則是唯物主義的。又比如，老、庄與稷下學宮的宋鈃、尹文，同屬道家，但老、庄哲學偏於唯心主義、而宋鈃、尹文的哲學則是唯物主義的。
雖然如此，司馬談、劉歆與班固從每一「家」的主體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關係來分類，或「六家」或「十家」的做法，給先秦諸子的分類標準，還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也為春秋戰國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帶來了方便，所以它被後世一直沿用下來。
地區文化與古代學術中心
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爭鳴。其內容包括：
⑴「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學術下到民間，形成諸子百家；
⑵百家爭鳴從魯國儒墨顯學之爭開始，（春秋中後期學術中心在魯國）到儒墨楊三家鼎立的局面（此時已到戰國中期）；
⑶以儒家向法家轉化為特點的魏的西河之學；西河之學是戰國時期第一個學術中心;
⑷以屬楚文化的陳、宋為中心的老莊學派為道家的右翼；
⑸齊稷下學宮的黃老之學則是道家的左翼；兼容並包的稷下之學，使百家爭鳴發展到高潮，《管子》一書兼容並包各家思想而以稷下黃老之學為主導思想，是其中有田齊法家、陰陽家、兵家、名家等；在爭鳴中各家也相互影響;稷下之學是戰國時期的第二個學術中心；
⑹《呂氏春秋》的雜家之學，形成戰國時期的第三個學術中心；秦帝國的建立，標誌著百家爭鳴的結束。戰國晚期秦國的「咸陽之學」，過去學術界對此很不重視，在此要特彆強調，呂不韋受西河之學、稷下之學的影響，有門客三千，主持編撰《呂氏春秋》，形成雜家之學。反映諸子百家爭鳴發展為相互影響和融合，與政治上由諸侯割據發展為秦統一天下趨勢相適應。但秦始皇並未接受呂不韋雜家之學，而主要依靠法家思想和軍事力量來統一六國，片面強調「耕戰」，而反對文化，造成秦「二世而亡」。
西漢統統治者總結秦速亡的教訓，終於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形成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學為主體，綜合道、法、陰陽、名等各家思想的中華傳統文化。這對鞏固封建社會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孫開泰（摘自《先秦諸子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