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繼武：為什麼領導人之間要經常「請客吃飯」？

作者 | 尹繼武，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編輯 | 繽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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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1，面對面外交是空談嗎？

2，為什麼領導人「請客吃飯」是重要的？

3，「促膝長談」化恩仇？

4，領導人要多走動，常來往。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女士，在任職4年期間，可謂是典型的工作狂，出訪總計超過100個國家，行程達100萬英里。如此密集地穿梭於世界各地，與當今世界政壇的名流談笑風生，但仍擋不住美國「相對衰落」的命運，這不禁讓人質疑，如此繁忙、無數流於程式化的領導人會談是有效的嗎？到底是她沉浸於這種充實與勞累，醉心於世界的鎂光燈之下，還是當今世界太亂，需要大國領導人疲於奔赴各地？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 · 柯林頓。

在全球化時代，受惠於現代航空與安保技術的發展，相比50年前，現代領導人的出訪頻率要高得多，同時，由於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國際之間的聯繫也日趨緊密，全球問題頻發，任何國家都不能在孤立中求生存和謀發展。在國際關係研究傳統中，往往把領導人的面對面外交當作一種儀式化的交往，並不認為對於改善國家間關係是重要的，而更為看重國家間的力量對比、經貿聯繫以及軍事實力增減等實在之物。隨著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我們才逐漸認識到，人際的面對面交流是建立信任、確定意圖和增強情感的重要方式。

面對面外交是空談嗎？

外交自古有之，強調為了國家利益而談判、協商與妥協，這與以戰爭作為解決問題方式的軍事手段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古代也有蘇秦與張儀的合縱連橫之說，諸葛亮等個人的戰略聯盟與外交藝術也是膾炙人口。可以說，領導人及其智囊的「三寸不爛之舌」往往能夠力挽狂瀾，決定時局的走向。可是這種優秀的傳統，在近現代國際關係歷史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特別是西歐近代列強的頭頭們，在秘密外交的遮羞布下，干著征服、肢解和瓜分其他無辜國家的各種交易。在一個殖民與列強擴張的時代，面對面外交的聲譽也遭受到負面影響。以至於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大聲呼籲廢除秘密外交，讓國家間交往公開化，接受世界輿論的監督。二戰後，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國領導核心幕僚，將穿梭外交等運用到極致，改變了世界戰略格局，但也遭受到歷史學家的批判，認為他們帶來的是災難，而非歷史進步。

巴黎和會上的四巨頭，從右至左依次為：威爾遜、克里孟梭、勞合·喬治、奧蘭多（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理論研究上，外交官們面對面、日復一日，歷經幾十輪尚且原地踏步的雙邊與多邊會談，讓學者們對此不屑一顧。領導人之間的見面、談判，被看作是一場外交儀式秀，更多是政客們的務虛清談，而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從世界各國的領土爭端談判，到世貿組織的入世談判等等，時間消磨了外交官的青春。在東南亞國家積極推動的東盟峰會中，也有類似批評，認為東盟峰會實質上並不解決問題，但諸多國家領導人每年必來，很大原因在於國際組織峰會的外交秀，有助於加強小國的國際存在感。總而言之，雖然每日可見各國領導人出現於各種外交場合，談笑風生，觥籌交錯，好不風光，但在學者們眼中，他們的「請客吃飯」更多是外交秀，而非強烈的問題解決信號。

為什麼領導人「請客吃飯」是重要的？

國際關係學者固執於理論的偏見，無視現實的發展，致力於構建各種與領導人外交無關的精緻理論。儘管生產了諸多的結構主義、官僚政治理論，強調國際力量對比、制度以及觀念的重要性，但它們仍無法完全解釋世界。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多案例，領導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是他們正確認識彼此意圖、建立信任、生成情感的充分條件，而這時候外在環境是沒有發生變化的。那麼，面對面交流是領導人彼此正確認知對方意圖的必需嗎？

其一，傳統的意圖認知途徑。國家如何分析、判斷並理解其他國家的意圖，這是有許多種途徑的。比如，從意識形態和政體屬性的角度看，國家會傾向於相信與自己相似的國家，這就是同質性的意圖判斷。正如我們中國人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女性之間容易形成「閨蜜」，美國是典型的民主信任論，帶著有色眼鏡去觀察和判斷其他國家的意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各種改造、推翻和扶植計劃層出不窮。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由於陌生人信息的不對稱，以及人性本有的欺騙等惡的存在，我們只能藉助於一些具有合法性的制度，來判斷對方的意圖善良與否以及是否可信。這就是社會中法律、制度等契約的興起，在國際社會中一些國際組織、制度的設立，試圖發揮著制度中性的契約可信作用。

由於人們一般只是根據過去的行為及其信息來判斷當前的意圖，所以這種「過去行為論」很大程度影響著我們對他人的信任及其意圖分析。一個國家經常侵略別國，那麼無論它做何種豪言壯語的保證，都很難取信於他國。當然，技術派從實力及其發展，來對別國的意圖進行推論，這就是「有多大的錢就辦多大的事」，比如朝鮮核力量發展成為朝鮮動機與意圖分析的客觀依據。總而言之，傳統上我們分析和判斷他人的意圖，更多是依據外在的客觀條件，這是一種帶著某種理念去觀察和分析他人的模式。重要的是，這些外在客觀信息的可信性，是建立於它所內涵的成本是否足夠高，正如破釜沉舟就能讓敵人相信自己的戰鬥決心，但朝鮮如果說它不發展核武器了，那麼就很難讓人相信它會真正這麼去做，因為這個信息本身是沒有任何成本的，隨時可以食言。

特朗普式握手外交。

其二，面對面交流是不可替代的。通過外在客觀條件分析他人的意圖是重要的，但並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有效。畢竟這都是通過隔空信息發射的方式，其效果能否達到，還受制於諸多的外在條件。在一些特定情境下，領導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能夠發揮上述昂貴成本方式所不能發揮的作用。這首先有來自心理學關於大腦神經科學研究的支持。

常言道，眼睛是通往心靈的窗戶。我們都明白，直視對方的眼睛是判斷他人是否真誠最為核心的方式，而撒謊者一般都不敢直視對方，但人類一直不明白，面對面真誠交流是如何以及為何有助於彼此意圖交流、信任建立和誠意展示的。直到20世紀90年代，在偶然的實驗中，神經科學家發現了人的「鏡像神經元」，是彼此把握意圖、理解情緒、感知情感、建立信任的生理機制。在義大利科學家的腦電實驗中，一次偶然的機會，實驗員發現當猴子看到人在吃香蕉時，它的大腦內部也會產生相同的興奮反應，就如是它自己在吃香蕉時一樣。

進而，神經科學家發現，人類大腦中也存在這種鏡像神經元，它使得我們可以理解他人的動作、表情、情緒和意圖等。這就為只有當我們眼睛看到對方細微的動作、情感反應時，我們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對方的心理變化及其動機和意圖提供了理由。來自神經科學的發現，為社會交往中重新確立面對面交流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礎，與傳統觀念不同的是，面對面交流有助於我們辨別對方是否具有善意的意圖、發現連對方都不知道的意圖以及發現欺騙的存在，特別重要的是，鏡像神經元表明人們辨析對方的意圖是一種人類基本的認知機制，因此不同文化和社會中的人們面對面交流是不受文化差異的制約的。

「促膝長談」化恩仇？

美蘇關係從全球競爭到戰略緩和的變化，傳統的經典國際關係理論都難以解釋和預測。因為從力量對比、制度變化等維度來看，美蘇之間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倒是兩國領導人如何看待對方以及與對方國家關係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觀念和意圖判斷上的變化，成為美蘇關係變化最為根本的基礎。

斯大林、杜魯門、丘吉爾握手。

實際上，由於意識形態和戰略對峙的長期隔絕，美蘇之間的隔閡和敵意深入骨髓。但是，有意思的是，一些特定的國家領導人之間，似乎存在超越國家的特殊好感。比如，1946年，杜魯門初次見到斯大林時，就有一種深深的似曾相識的感覺。他覺得斯大林與他的彭德格斯特老上司很像，據此杜魯門對他的同仁們說「斯大林是一個言行一致、立場連貫的人，他值得信賴」。而冷戰後，小布希似乎對普京情有獨鍾，在2001年6月的一次新聞招待會中，小布希有點情不自禁，忘乎所以對普京大大地「表白」。「當我看到他那清澈的眼睛時，我就覺得普京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這種個人間強烈的信任感，對於小布希制定什麼樣的對俄政策影響深遠。

意識形態色彩厚重的希拉里卻是一位戰鬥英雄，在她眼中，永遠要與俄羅斯鬥爭到底，她心裡黑白分明的政治世界觀決定了她對於政治的固執和決不妥協。但是，實用主義色彩濃厚的特朗普，一直流傳著他與俄羅斯非凡的「私人關係」，而且作為民主體制中的一個叛逆，他是持反建制的政治立場，天生對於美國所污衊的威權主義領導人有著好感。從歷史上看，雖然美蘇之間的戰略競爭，意識形態對立成為最為核心的驅動因素，但領導人之間特殊的情感聯繫也不可忽視。

1987年，戈爾巴喬夫和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簽署《消除中程導彈條約》，美蘇關係有所和解。

1980年代美蘇的戰略緩和，實際上要歸功於兩國領導人的「請客吃飯」和「促膝長談」。自1985年戈爾巴喬夫就任蘇聯領導人後，他以自己特有的改革新思維，謀求與西方霸主美國的戰略緩和。在長期兩國生死對峙所形成的戰略思維籠罩下，蘇聯1987年作出了非常具有代價的、簽署戰略核武器銷毀的舉動，美國里根總統對此的信任，以及對於戈爾巴喬夫印象，卻是從1985年後慢慢改變的。這說明美蘇自1985年領導人多次的私密會面，逐漸讓雙方建立起了相互好印象及其信任，之後才形成了實質性的雙邊關於銷毀核武器的共識。真正讓美蘇關係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是，兩國領導人通過系列私人會面、促膝長談而形成的信任。1985年，兩國領導人在日內瓦的私密「爐邊談話」，為後續的系列會面打下了基礎。1986年，兩人在冰島首都雷克亞未克進行了長達10個半小時的會談，雖然最後兩國幾乎就終止核武競賽達成共識，但並未跨越最後的障礙，兩人也非常沮喪。但這種深入交流，為兩人建立信任感，理解對方的權力和憂慮，促進後續1987年《中程導彈條約》的簽訂奠定了基礎。隨後幾年，冷戰落下帷幕，一切皆源於兩國領導人從面對面建立信任感開始的戰略協商。

領導人要多走動，常來往

當今全球化時代，領導人也日趨繁忙。美國總統上任之時風華正茂，而卸任時老態盡顯，無不說明領導人忙碌的代價。國家間的交往是綜合與全面的交往，各種政治、經濟與文化聯繫加深，合作與衝突過程中也是刀光劍影，生死瞬間。由於國際社會缺乏正常國內社會所應有的權威政府、法律制度，所以國家之間的信任感、意圖把握更是難上加難，很多國際衝突、戰爭與對峙本是可以避免的，但由於溝通不順、信息不靈，從而產生了諸多誤解。國家領導人之間應該多走動、常來往，經常請客吃飯，一起散散步，賞賞月，有助於個人情誼建立，關係維持，以及相互更好理解。當然，在一個博弈的世界中，國際社會也經常將不見面作為一種要價和威脅，這種消極方式有其合理和價值，但終究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領導人的忙碌奔波，滿天飛，搞關係，並不僅僅是政治秀，同時也是國家交往、理解意圖和建立信任的必需，儘管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間的戰略利益衝突。（完）

（本文為尹繼武教授 「戰略與心理學」 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賬號，編輯：繽師兄。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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