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權力的慾望導致羅馬衰亡
對權力的慾望導致羅馬衰亡
文:勞倫斯·里德/ 譯:禪心雲起
古語有云: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其毀壞非一日功夫,也非一人之過。歷史學家杜蘭特在《凱撒與基督》(1944年)的結尾中指出:「一個偉大的文明,其滅亡,常非由於外力的摧毀,而是其內部的腐蝕所造成。羅馬傾覆的根本原因,是在於它的人民、它的道德風氣、階級間的鬥爭、商業的敗落、官僚作風的專制政治、繁重的課稅及耗費繁大的戰爭。」
我其實並非不贊同此言。然而,如果強行用一詞來描述羅馬共和國覆滅的原因,杜蘭特在這席話里所提都不入我心。我不會選擇腐蝕,也不會選擇其他任何常見的可疑因素:戰爭、社會主義、奴隸制、福利國家、嫉妒、內亂、外來侵略、人格墮落、稅收、官僚主義、財政開支或債務。這些全都是重要因素,但它們都是癥狀而不是病因,正如我在2014年文章《共和國的衰亡》中所解釋的那樣。
尤其重要的是,考察羅馬共和國500年漫長的消逝過程,必須置於人類事務中腐蝕力最強因素的範圍之內。這是一種精神的毒素,如果讓它在靈魂深處紮根,甚至於男女中最優秀者,也會人格扭曲。我指的是權力——對他人行使控制權。無論最後得失,光追求它本身就令人醉心。
由於大多數人不想讓別人控制自己,所以想要控制大眾的人,遲早必須說服其受害者(如果不首先殺害他們),要麼擁護他要麼順從他。這一向需要謊言和欺騙,最終需要強制和暴力。我越是觀察追逐權力者的行為模式——現代幫派乃至已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團伙——越是相信權力是純粹的邪惡自我表現的主要方式。
馬略和權力的腐蝕
最近讀友人馬克·海登的新書《蓋烏斯·馬略:羅馬拯救者沉浮錄》,我的看法就更堅定了。書中描述的主人公馬略(公元前157-86年),早年可以說是個好人,既是羅馬的愛國者,也是能征善戰的英雄。馬略改革有助於維護共和國,在古羅馬的政府中,他還是一名勤勉的公職人員。然而,當走向巔峰時,他對權力的野心使他與自己誓言保護的共和國為敵。
馬略對權力的慾望吞噬了他的靈魂。借1935年另一背景下來自特拉華州的美國參議員丹尼爾·黑斯廷斯擲地有聲之句——他開始擁有「的權力超過任何一位好人所願擁有的,也超過任何他人所應擁有的」。孟德斯鳩以馬略的行跡為觀察證據:「萬古不易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他們施展淫威一直到遇有界限之處方才罷手。」
因為權力的詛咒,從好變壞,最後淪為不可救藥,馬略不是史上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羅伯斯庇爾是另一個。羅伯斯庇爾起初是一名思想深刻的啟蒙運動改革家,主張自由,反對死刑。18世紀90年代法國大革命期間,在通往權力巔峰的道路上,他鎮壓了自由,帶來了著名的「恐怖時代」,他一聲令下,斷頭台上成千上萬人頭落地。在被同一把「國家剃刀」奪去腦袋之前,他早已失掉理智,甚至創造了一個他稱之為「最高主宰崇拜」的新宗教,還親任「大祭司」。
海登追溯馬略的性格形成期,他出身的鄉下家庭,非富非貴,向來過著簡樸生活,祖上沒有參政史。得益於常識他卓越才能的上司、他的領導風範和崇拜他的手下,馬略從軍隊基層爬到上層,初次嘗到權力的滋味。在某一刻,人們感覺到權力的詛咒開始上身,開始壓倒他更好的品質。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馬略下定了決心,光有一點權力遠遠不夠,自願默許得來的權力,不如把別人踩在腳下搶得的權力來的那麼誘人。為了爭取更高權位、一步登天,他背叛了信賴他的朋友,犧牲了羅馬的法律和傳統。
共和國不也如此?
從大處著眼,馬略的發跡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時代,也即共和國最後一個世紀,出現了一種令人不安的發展趨勢。海登說:
「政府不再[代表]一種保護其公民最基本權利,同時尊重他們悠久美德的極簡方法。它成為獲得個人榮耀、財富和福利的機制,總是以納稅人為代價,以被征服者為代價,或以苦戰軍團的支持為代價。平民、貴族和國家本身慢慢變得徹底腐化。無產階級日益要求越來越多的慷慨饋贈。
就像今天的英國,羅馬共和國的憲法是不成文的,但根植於數百年的習慣、先例和大眾的接受程度。其中一項規定是最高職位——執政官的任期限制。一年任期對任何人而言,至少在任何十年內都被視為足夠,以避免權力集中,破壞憲政保障的自由。馬略說服自己(和羅馬元老院),相信他是羅馬最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在執政官的位置上,前所未有地「服務了」6個任期,儘管並非全部連續,在第7次當選執政官後僅17天就離世了。
這樣,一位以共和國守衛者開始公務生涯的人,最終極大加劇了共和國滑向暴政的趨勢。僅過了不到一個世紀,當奧古斯都在世界最自由社會的廢墟當中崛起為終身皇帝時,對於最明察秋毫和善於反思的人來說,顯然馬略在那些實際上確保共和國滅亡的人物當中是關鍵性的。權力往往與諷刺相伴。
自由怎樣死亡 這就是答案
自由就是以這種方式一步步喪失,在歷史上數之不盡地反覆發生。擁有權力的壞人,一早總是隱藏於懷有善意的人當中,而壞人利用好人的輕信和天真來推進自己的籌劃。這就是憲政遭遇挫敗的方式。一度建立起來束縛和限制人因爭權而墮落的法律文件,在面對一大堆「特殊境遇」時日削月割:真實或想像的緊急事件、短期的利益、榮耀的誘惑,或「現在必須做點什麼」的急不可耐。大眾隨波逐流,任憑本身對這些東西的渴望而受人操縱主宰之時,正是有權者所喜見的。海登描述了馬略當年的災難性滑坡:
「共和國憲法也越來越受到徊避、曲解和輕視,直到它似乎更像一個提案而非法治。共和國先輩以充分理由,謹慎制定了憲政形式及憲法對權力的限制,但由於只顧眼前便利,人們似乎急於無視先輩的遠見卓識。我們看到,在羅馬,當一名政治家為權宜之計扭曲國家的法治之後,其他政治家也爭相效仿這一惡例。然後,法律逐漸變得反常,每一項行動往往比前一項更為反常。這個循環持續下去,當羅馬努力維持一個健全共和國的存在時,結果是毀滅性的。
海登認為,馬略「在他大部分輝煌的生涯中公正地統治,但在漫長生命的盡頭之前,他不採用任何正當程序,僅因冒犯自己或支持他的死對頭蘇拉,就對許多人處以極刑。」為鞏固他的權威,他用「公共」資金賄賂選民,這讓當今的福利國家政治,聽起來就像是老調重彈。他「反覆與寡廉鮮恥的政客建立夥伴關係,以達到他所期望的目的。」他的生活方式由一度的簡單樸素,「改頭換面成窮奢極欲,有時似乎是為了炫耀他巨大的財富和榮譽。」
「可悲的事實在於,」海登說:「人一旦獲得權力,就很少變得比從前良善,除了最罕見的例外,這可能是歷史上最不朽的真理。」
關於這位引人注目的羅馬人,從閱讀海登的著作中還可以更有收穫,我就把這個任務交由感興趣的讀者。當讀這本書時,遠不止了解一位古人生平故事那麼簡單。要把它看成對權力的一種解讀。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對他公元117年寫下的這句話了如指掌——「權力的慾望是所有激情中最明目張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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