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信哲學，英國人信宗教
有一種東西，並且只有這種東西恆久不變，它先於這個世界而存在，而且也將存在於這個世界自身的組織結構之中，它就是正義。這種正義起源於上帝，駐留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胸中……並且，這個地球都化為灰燼之後，以及在我們的律師和訴訟當事人面對偉大的法官——上帝之時，它仍將特立永存……
---埃德蒙·伯克
最近40年出生的人中，有誰曾讀過柯林斯（Collins）、托蘭（Toland）、廷德爾（Tindal）、查布（Chubb）或是摩爾根（Morgan）以及自稱為自由思想家的隻言片語呢？現在又有誰會願意閱讀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的著作呢？誰曾真正了解他的思想？請詢問那些倫敦的書商們，如今世界啟蒙的光亮又在哪裡？幾年之內，他們的後代將走入「凱普萊特」家族的墓穴。但無論他們曾經是誰、如今是誰，對我們來講，他們曾經和現在都是與我們毫無牽連的獨立個體。對我們來說，他們保存著他們的共同本性，卻並不成群結夥。他們從來不會集結起來做事，不會以小團體的名義或性質製造影響，也不會以此為目的建立團伙左右我們的公共事務。這些團體是否應該存在，或者是否應該被允許存在，是另一個問題。正因為英國從未有過這樣的團體，因此他們的精神也不會對我們憲法原始的架構或目前正在進行的修訂和改良造成任何影響。我們的憲法及其改良都獲得了宗教信仰的指引，並得到了司法體系的支持。整個憲法來自我們的國家性格中的簡單特質，來自我們原初的坦率與直接，正是這樣的性格長久以來一直在約束那些成功獲得權力的人們。這些性情依然存在，至少存在於大多數人的身上。
我們知道，更重要的是我們內心感受到，宗教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萬善、萬福之源。在英格蘭，我們對此深信不疑，所以不存在粗陋的迷信。如果這種信念是一種迷信的話，那麼在歷史發展中，人類思想中積澱的荒謬東西可能已給國家蒙上了層層腐銹。由於我們對此深信不疑，因此百分之九十九的英格蘭人都不會褻瀆神明。假使我們的宗教教義真的需要進一步澄清，我們也不會請無神論者來作解釋。我們不會用那種不潔的光照亮我們的神殿，它將由其他光來照亮。它將由其他香料來裝飾，而不會用冒牌的形而上學販子偷運來的毒品作裝飾。
即使我們的教會體制需要修改，我們也絕不會僱用貪得無厭、唯利是圖的人來審查、支取或使用它的神聖財產，不論這些人是為公還是為私。我們既不強烈斥責希臘宗教制度、亞美尼亞宗教制度，而且因為火氣已平，我們也不斥責羅馬宗教制度。不過我們選擇了新教——不是因為我們認為它的基督教精神較少，而是因為，據我們判斷，它的基督教精神較多。我們之所以成了新教徒，不是因為冷漠無情，而是因為有熱情。
我們懂得，而且是很自豪地懂得，從本性上講，人類是一種宗教性動物。無神論不僅與我們的理性相悖，也與我們的天性相悖，這種東西的壽命不會長久。但是，假如我們從地獄的蒸籠里吸食了熱毒，變得喪心病狂、精神錯亂，像法國現在的那種狂顛鼎沸情形那樣，從而丟棄了迄今使我們感到自豪、幸福而且是我們的文明以及許多其他民族的文明之偉大源泉的基督教，成了一絲不掛的赤裸者，那麼，我們擔心（我們很清楚，心靈是不能忍受空虛的），某種粗劣的、害人的和下流的迷信會乘虛而入。我們不會將自己對制度的敵意發展為哲學和宗教，並與現存體制一決高下，正相反，我們對其深為依戀。我們希望保存一個建構完備的教會、一個建構完備的王朝、一個建構完備的貴族制度、一個建構完備的民族體系，並讓它們都停留在目前的程度上，不想肆意加深擴大。
請允許我談一談我們的教會體制，這應該算是我們的第一個偏好，它絕非一種缺乏理性思考的偏見，而且恰恰相反，它包含了深刻且豐富的智慧，貫穿了我們思維的始末。因為我們一直站在我們擁有的宗教體系的基礎之上，持續不斷地遵照我們早期接受且一直秉承的人類思維來行事。這樣的思維不僅如一個聰明的建築師，構架了一個莊嚴國家的整體架構，還像一位具有豐富遠見的產業擁有者，維護這座建築免於崩塌，讓它遠離欺詐、暴力、不公與暴虐，永遠獻身於民眾和管理者的幸福安康。而所有掌控著政府管控權力的人，應該對自己的功能和使命秉持高尚而富有價值的想法。他們的願望中應該充滿了關於不朽的情懷；他們不應該只關注眼前微不足道的利益錢財，或者平庸者稍縱即逝的稱讚，而應該專註於自己本性中那個永恆的部分，專註於那些持久的名譽和榮光，將它們作為他們留給這個世界的豐富遺產。應該將此類崇高的原則灌輸給那些意氣風發的人們，並且用宗教制度幫助這些原則延續下去，並得以實現。
我們的教育系統就是為了鞏固和維護這樣的想法。我們的教育事實上完全掌握在教會手中，從嬰幼兒的教育一直到成人教育。即便在我們的年輕人離開中學和大學，走入他們人生最重要的將學習和經驗相連接的階段時，當他們帶著這樣的想法拜訪其他國家時，陪伴在他們身邊的不是年邁的家僕或管家，事實上陪伴我們的年輕貴族及紳士出國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神職人員；他們並非扮演著嚴肅的牧師或恭順的隨從的角色，而是作為這些年輕人的朋友，或是性格嚴謹的旅伴。這些神職人員中，有很多人本身就出身高貴。他們與這些家庭會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我們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讓貴族和教會緊密相連；而同時，教會與國家領袖人物之間的交往又讓教會能夠獲得更多自由。
我們非常執著地堅持著自己古老的教會模式和體制，自14 到15 世紀起，這一制度幾乎沒有怎麼變過：與對待其他一切事物一樣，我們堅持古老的已經建構完善的信條，從不會完全或突然背離傳統。我們發現這些古老制度整體上更有利於社會的道德和紀律；我們認為只要不改變根基，適度的修訂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認為，這些制度可以接受新鮮元素或改良，並且最重要的是可以保護我們的科學和文化遺產，正如上帝相繼將它們創造出來一樣。這樣的哥特式及教士式的教育（這就是這種教育體制的根基）讓我們有機會和歐洲的其他國家一樣，宣布我們在為這個現代世界帶來光明的科學、藝術、文學方面的發明與進步。我們認為這種進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們沒有輕視自己的祖先遺留下來的知識遺產。
英國人民認為他們擁有基於憲法的動機，也有基於宗教的理由，來反對任何將他們獨立的教士等級轉化為接受國家津貼者的計劃。如果教士依附於君王，他們將會為自己岌岌可危的自由而戰慄；如果教士依附於君王之外的任何勢力，他們則會因為恐懼社會安寧遭到宗教派系傾軋的叨擾而顫抖。因此，他們希望教會可以和他們的國王與貴族一樣獨立。通過綜合考慮宗教和憲法政策，秉承著要向弱小者提供慰藉、向無知者提供指引的想法，他們將教會的產業定義為私人財產，也就是說國家不是教會的業主，不能使用或掌控教會，而只是其捍衛者或監督者。他們希望這一制度能夠和整個地球一樣永恆持久，不會隨著國庫存儲的損益與行為的激流而跌宕起伏。
英國人民——我指的是這個國家裡的那些接受過啟蒙的領袖人物，那些擁有開放而率直的智慧（如果他們確實擁有智慧的話）的人——會不恥於這樣愚蠢的騙人把戲，不恥於名義上信奉任何宗教，卻在行為上表現出藐視。如果他們的行為（身體語言很少會撒謊）顯示出他們將道德與自然世界的偉大統治原則只視為讓世俗者遵從的發明物，那麼他們將擔心這樣的行為會挫敗他們視野中的那個政治目標。他們會發現很難讓別人信服這個連他們自己都不信任的體系。這片土地上的基督教政治家首先為大眾服務，因為他們也是大眾；因此，這也是基督教制度和其他所有制度的第一目標。
英國人民知道，宗教的教師們在與那些長期以來位高權重的人交往時，其禮儀習慣需要與對方協調一致，在有些情況下甚至要擁有可以控制對方的權威，否則很難對其產生影響；對那些新貴們就更是如此了。如果這些精神上的教師與家僕地位無異，那麼這些位高權重者又將對他們抱有怎樣的印象呢？如果有人甘願貧窮，那麼情況或許有所不同。克己的案例可以在我們頭腦中留下清晰的印象；沒有慾望的人可以得到偉大的自由，得到堅韌果斷，甚至得到尊嚴。因此，我們遠見卓識的憲法非常關懷那些願意指引自以為是的無知者的人們，那些願意去搜尋傲慢惡習的人們，讓這些人不會招致輕蔑，也無需從事體力勞動。正因如此，我們在幫助窮人的同時，還要帶著家長式的關切心態來防止宗教被歸入混亂模糊的市政機構或者窮鄉僻壤的管轄範圍。
英國人民將向世界上所有傲慢的君主和那些多言的詭辯家展示，一個自由、慷慨、見多識廣的國家會尊重自己教會的崇高地位；不會讓他們的教會遭受財富和權貴階層或任何裝腔作勢者的傲慢對待，不會污衊嘲諷他們本該尊敬地仰視的事物，同時也不會踐踏獲得了尊貴地位的階層，因為這樣的尊貴地位是學識、虔誠與美德的果實，而非給予他們的賞賜。他們看得到，大主教擁有高於公爵的地位，而這樣的差距卻完全不會引起嫉恨；他們看得到，達拉謨或是溫切斯特的主教每年可以得到1 萬英鎊的收入。誠然，教會的收入，並非每一個先令都投到了慈善中——事實上也不該如此，但有一部分收入確實被用在了慈善事業上。如果想珍惜德性和人性，最好是留給他們自由意志，即便不能百分之百達到目的，也好過將人徹底變成政治慈善里的機器和工具。自由會讓世界在整體上有所收穫；沒有自由，德性便不可能存在。國家一旦確認了教會對其不動產的所有權，就不會再接受其他任何看法。
此文摘自《反思法國大革命》，作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年1月12日-1797年7月9日），愛爾蘭國會議員，他曾反對英王喬治三世和英國政府，支持美國獨立，批判法國大革命，被視為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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